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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4大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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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干”到“外包给别人干”（3）
１９８８年西村的到来更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西村也曾任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他从营运部主任干到总裁，一直想获得美国商务部颁发的“鲍德里奇国家质量奖”。１９９１年，旭电果然成为第一家赢得该奖的承包商，１９９２年，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旭电买下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和法国波尔多的两座工厂，并且接收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这两个地区的所有制造员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做法引发了一股仿效浪潮，其他的一些大制造厂商，如惠普公司和荷兰的电子巨人——飞利浦公司等，纷纷脱去制造厂商的外壳，将整座整座的工厂和部门转让给承包商，并将制造业务外包给他们负责。
当20世纪90年代持续多年的繁荣转变为互联网泡沫时，制造业外包一下子变成了良好管理的必要条件。各商学院和工商管理期刊都不约而同地促请企业将重点放在核心竞争力上，将其他业务一概外包。旭电因此成了暴发户。１９９３年它的营业额仅为９３００万美元，有１５００名员工，而如今它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的承包巨人，在全球20多个国家设有30个企业，营业额将近２００亿美元，拥有员工６５０００人。广大公众并不知道，旭电的规模比硅谷的许多知名厂商，如苹果电脑公司、甲骨文公司、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等都大，但旭电并不是唯一的超大公司，它也有竞争对手，如SCI、伟创力和捷普公司等，它们都发展得十分迅速，以至整个外包产业的收入从１９９６年的５９０亿美元猛增为２００１年的１７８０亿美元。
迅猛增长的原因在于该产业具有几个优点。首先，承包商没有豪华的办公室，也没有复杂精密的研发设施。“知足”的理念（不多也不少的完美平衡理念）强调的是从斯巴达式管理而来的典雅，因此管理费用得以控制在极低的水平。再者，由于承包商握有大量客户的生产订单，因而拥有较大的规模经济，可以用极低的价格采购大量的零部件和材料。由于制造和组装是他们的本行，所以他们不惜雇用最好的人才，以便研究和开发出更快速、更便宜、更先进的制造技术。他们与客户密切合作，经常向其提出修改设计的建议，以便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情况下，简化生产过程和降低生产成本。渐渐地，承包制造厂商也成了承包设计厂商，他们在接受客户的生产任务的同时也承担了为其进行产品设计的任务。这样一来，这些客户就可以集中精力搞好营销业务。
新加坡有一座典雅的圣荷西大楼，新加坡伟创力公司总部就设在那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马克斯坐在办公室里用图表对我解说制造业目前的变革情况以及承包商试图也充当设计商的原因。他说，唯一的利润来自硅片上的聪明组件。产品的成本和售价一直在大幅度地下降，录放机（ＶＣＲ）的售价从10年前的１０００美元下降到如今的１００美元，而一部DVD的价格在１８个月内就能达到同样的降幅。5年前，一部手机的价格是５００美元，其组件高达１５００个，如今一部手机仅售５０美元，其组件也只有５０个。马克斯继续说道，所有产品都以光速走向商品化，以喷墨打印机为例，制造成本是５美元、后勤成本１５美元，设计、物流和营销成本５０美元，总共２００美元。制造商若想要生存，就必须建立一个全球制造网，并在全球达到极大化的生产量。毛利率仅５％左右，相当于一般超市的水平。所以，如果生产成本在墨西哥变得过高，伟创力公司就得设法立即将生产转移到中国或匈牙利去。本章的描述对于那些想要自己进行生产的公司来说等于是敲响了丧钟。甚至对于世界级的大公司——旭电和伟创力来说，也是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
举例来说，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外包业务使电信设备供应商得以将整个供货链的成本从占总收入的２１％降到６％。的确，承包商让某些公司得以完全摆脱工厂。思科系统公司就是在完全不进行制造业的情况下，成为全球电信设备的龙头厂商，并且一度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承包商使它能够以全力投入设计和营销的工作，完全不需要插手制造业。再以翰信科技（Handspring）为例，这家硅谷的新创公司在成立仅15个月之后，便推出自家产品VisorPDA，如果它必须自行建厂来生产产品，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互联网和宽频通讯发明之前，上述情况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你若想知道个中原因，只要看看伟创力的电脑系统，便会一目了然。一部终端机能够显示所有工厂的所在地。一位经理人可以立即看见墨西哥零件买家所开出的价格，在比较过新加坡的价格之后，他可以据此调高某一地区售价。或者，他看见某些零件在新加坡供过于求，而在墨西哥却缺货，他便立即做内部调整。这种全球信息基础也是将制造提升到设计的有效工具。许多承包商都是从单纯的制造业发展到能承担客户的全部设计任务。这个发展被某些企业主管视做是亮出了红旗，他们担心没有对设计的控制权，公司将无法推出有特色的产品，并将丧失长远的竞争力。不管怎么说，公司自行制造自己的产品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大多数美国、欧洲甚至于日本的大企业，都将业务外包作为公司生产策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业务外包到企业外移（1）
如今，在国外设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跨国制造厂商跟制造业几乎一样地古老。１９１１年以前，福特汽车公司就在英国和日本设有制造工厂，而德国的戴姆勒汽车公司在美国也设有汽车工厂。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用当地生产的产品供应海外市场。虽然海外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常常顶替了美国向海外市场的出口，但这些产品却极少回流美国市场顶替国内制造的产品。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在国外设厂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做法是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强的消费意识的一种举措，同时也是对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国际市场上强大影响的一种反应。日元贬值和日本生产体系的高效率相结合，使得一些日本企业如帝人、新力、松下和日立等得以大举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60年代初期，日本的纺织品占有美国市场很大的份额，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央求日本政府放美国工人一条生路，两国政府因此签订了一项“出口自动设限”协定。接着，日本制造商成立了一个类似卡特尔的组织，规定了对美国出口的最大数量，并依此上限做配额分配。日本的电视机同样对美国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黑白电视机一度占了美国市场９８％的份额，１９７６年，这一情况再度重演：日本彩色电视机占据了美国市场４５％的份额。在这期间，所有的美国制造厂商，无论是汽车还是半导体厂商，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在欧洲，情况稍有不同。日本用了很长时间才进入保护措施较严密的欧洲市场。但最后他们还是成功地控制了消费电子市场和其他许多市场。
美国关键的市场被日本人快速占领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制造商和批发商都奉行一条古老格言：“如果你无法打败对手，就加入他们的行列。”请不要忘记，美国当时的经济策略是以刺激消费来促进经济发展，无论政治领导人，企业高管，还是经济学者，都一致强调说，主要目标就是为消费者谋利益。根据这一观点，大量的零售商，如西尔斯？罗巴克纷纷在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建立采购中心，以便直接从货源地为美国消费者进口最好、最便宜的商品。他们同时还委托日本制造厂商生产自己公司的品牌产品，如西尔斯楷模家电等。他们甚至加入日本的卡特尔，西尔斯最后还因为涉及与日本电子制造商交易的关税欺诈案，遭美国政府罚款数百万美元。一些重要的美国制造厂商也都参加了在国外设厂的行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是一家不遗余力地推广电视是美国人客厅里必不可少的设备的公司，它将制造工厂转往中国台湾地区和墨西哥，同时委托日立公司生产ＶＣＲ录放机。１９８３年在哈佛商学院的一场研讨会中，我当场聆听了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长桑顿？布拉德肖的演说，他说，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品牌实在太响亮了，他们委托日立生产的录放机所得的利润，比日立牌录放机的销售利润还要高。3年之后，美国无线电公司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已经不存在了，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品牌还是被最新的拥有者——法国汤姆逊公司保留下来了。
为抵制日本的低成本优势，许多制造厂商，尤其是其市场份额快速流入日本厂商手中的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制造厂商，开始在工资低于日本的其他亚洲国家寻找制造地。几家美国的制造厂商，如摩托罗拉、英特尔和得州仪器，都已经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进行了多年的试验，如今他们已将半导体生产过程中最需要劳力的部分逐步转移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厂。
事实上，低工资并不是吸引他们在这些国家设厂的唯一因素。这些亚洲小国和地区与美国不同，他们不能把刺激消费的办法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因为他们的市场太小，用数亿美元的投资搞设施建设不合算。因此，他们将重点放在供应国外市场尤其是庞大的美国市场的投资和生产上，并以具有吸引力的优惠条件引诱外国制造商到他们那里去设厂。他们对经过挑选的外商可能提供10年至20年的减税优惠、员工训练补助、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甚至高达新厂资金成本５０％的巨额补助。低工资、优惠的金融条件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三者结合在一起，其吸引力确实是不可抗拒的。
从业务外包到企业外移（2）
假如你与一群野生动物生活在一起，你必然需要一切能够取得的帮助。企业外移和投资优惠就是这种性质的帮助。伟创力将总部设在美国的圣荷西，看来像是个美国公司，其实它是在新加坡注册，因为那里的税金比较低。伟创力以及其他的承包商在墨西哥、中国、匈牙利和世界其他地区都设有工厂，他们的产品大多数都是这些工厂生产的。制造商在这些地区不仅具有低价劳工的优势，还享有免税和其他的金融优惠，这样一来，他们的资金成本就会降低，税负的压力也比较小。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免税优惠才是让承包商得以生存并降低成本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３００多万人口的新加坡，一跃成为全球主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国之一。例如，其硬盘驱动器生产量占了全球产量的几乎一半。当时，马来西亚也是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而泰国在硬盘驱动器生产方面也有大幅增长。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将近８０％的膝上型电脑和５０％的电脑主机板都是中国台湾生产的。
——妈妈：请看，看不见工厂了
台湾还创造了一套全新的半导体制造程序。在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９０年间，半导体生产逐渐变成了一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一个工厂的造价从１０００万美元上涨到２０亿美元。巨额的建厂资金是想进入这一领域的人的一大障碍。半导体制造曾经是由投机资本提供资金的创投型产业，如今对那些创业者来说也是太昂贵了。但是这是张忠谋进入这个领域以前的情况。１９４９年张的家人来到美国，张忠谋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机械工程系学士和硕士学位，接着又取得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博士学位。后来在达拉斯的得州仪器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那里与他相识。当时，得州仪器与美国其他的半导体制造厂商一样，都急于找到能与日本人竞争的方法。张认为资金成本是一个主要问题。
当时，日本公司因为有政府在暗地里保证它们运营，几乎不缺乏资本。这些日本厂商的资金不是来自股票市场，而是来自其产业集团的银行。后者给予他们贷款是基于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不考虑其资产负债情况和资金流动性。张忠谋提出了战胜日本优势的一种想法，那就是建立一座大型半导体代加工工厂，为不同的公司生产各种产品。除了规模经营之外，这个想法的确有可能解决许多问题。各半导体公司可以不再为庞大的投资成本发愁，他们可以将资源集中用来设计新的、更好的芯片。建立大型代加工工厂也可抑制这一周期性产业的大起大落。半导体公司在不需自行投资建大厂的情况下，将拥有更多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力，而大型代加工工厂通过在多个技术产业领域为多个公司供应产品，也可以分散经营风险。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想，但需要庞大的资金。张忠谋知道该向谁求助，那就是去找“台湾地方当局”。台湾妒忌地看着日本和韩国在电子产业领域日益爬升到具有附加价值的产业水准，“台湾地方当局”正寻找办法将工人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提升到更复杂、工资更高的生产方式。半导体制造业似乎可以满足这一需要。所以当张忠谋提出这一想法时，“台湾地方当局”立即答应在新竹建造一个高科技工业园，新成立的公司在这里可以享受一整套的优惠措施，从而降低建厂的投资和长远的生产成本。这一切很有诱惑力。起初，有些半导体厂商仅将低技术的产品委托给张忠谋所设立的代加工工厂生产，但逐渐地，委托生产的产品愈来愈多样化，最后许多公司干脆不搞制造了，全部委托代加工工厂代为制造。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仅剩下三四家大型半导体厂商仍然在自己的工厂里搞制造。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意料不到的情况：若要在半导体产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与生产设备制造商密切合作，并设法使自己成为最新设备的第一家用户。举例来说，全球最大的先进芯片制造厂家英特尔，一直是设备制造商最满意的客户。起初，代加工工厂并不受重视，无法很快取得先进的设备，但随着他们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广受欢迎的客户，他们也逐渐处于主导设计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地位。
其他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走过的道路，也与芯片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大体相同。当制造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墨西哥和东欧时，科技的发展和设计也紧随其后。此时，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大道上行驶的驾驶员们，能听得到某个新上路的驾驶员正将变速杆换到高速挡，准备进入超车道。
瞧！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最火的地方。
——ＧＥ塑料集团中国总裁 郭马克
“致富光荣”（1）
中国的转变在初期进行得缓慢而小心谨慎，仅指定某些城市或地区为特区，也只有这些城市或地区才有权利打破规定，向外商提供投资优惠，其他地区仍然严格地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８２年我随商务部长前往北京进行贸易谈判，最后双方签订了一项协议，美国在中国境内设立数个对外商务服务办公室，对有意前往中国投资的美国商人提供信息和帮助。
中国所以对美国有吸引力，其原因有二：其一当然是中国拥有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它可以生产出低成本的出口产品。其二是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基于第一个理由，最早前往中国投资的商人是约瑟夫？哈，当时他是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公司的资深副总裁。他于１９８２年随我到中国进行考察，想了解如果耐克公司在中国设厂，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输往美国和全球其他市场的产品，是否能降低成本。一开始，这一商业考察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国政府坚持耐克公司必须与缺乏经验、没有受过训练的中国公司合资经营才行。中国的劳动力虽然便宜，但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却十分困难，各项清规戒律也像迷宫一样令人摸不着头绪。耐克公司通常习惯与海外的承包商打交道，甚至允许它们拥有自己的工厂，生产耐克品牌产品。因此，它选择台湾地区的丰泰集团作为承包商。丰泰逐渐设立了数家工厂，生产成本低廉的商品鞋。80年代末，这些厂家的经营情况表明，中国的确可能成为一个打不垮的出口平台，耐克公司因此拟订计划，将业务扩展到中国，在那里生产高级运动鞋。
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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