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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巴方-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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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见，说虎方应该在淮河南岸或两湖之间。
可是，随着对武丁行军路线的分析，这个神秘的虎方终于渐渐明朗。
这和商代的军事制度有关。武丁的常规部队—— “王师”只有左、中、右三军，总数不到三万人。每遇有重大军事行动，一般以王师为骨干，再沿途调集附近的方国友军作为补充。甲骨文中说“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实际上向我们透露了虎方的真实方位——“举”、“望”是参加虎方之战的二个氏族，“望”在淮河上游北岸，“举”则位于湖北中部的举水流域。根据武丁的军事部署，以及几百年后西周铜器铭文中对周王*虎方的记载（详见第四章），人们开始确信：武丁亲率举、望二部“奋伐荆楚”，兵锋所指，就是长江上游和荆楚腹地，大致在今天的荆襄以西、三峡以东的这片区域！
从地下文物反映的文化类型来看，荆襄一线似乎成为一条分水岭：这条线以东的汉南各地，多见商代文化遗存。反观荆州以西出土的文物，形态特征却跟商代器物大相径庭，虎文化的符号明显增多：这一带地下发掘出来的戈、剑等，普遍铸有虎形纹饰，再后来，最具代表性的巴人器物“虎钮錞于”，其出土范围基本在如今的渝、鄂、湘、黔之间。
这一带，正是三千年后的土家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
结合巴人*图腾崇拜的记载和当地土家族至今尚有奉*为家神的民间习俗，人们相信虎方所在的位置，应该在湖北西南部，在巴东一线与巴国互相纠结，向南可能延伸到湘西。后世还有 “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 （《左传&；#8226；哀公四年》）的说法，证明后来崛起的楚国也是在征服这里的虎方以后，才真正走上强国之路。
巴方和虎方，同宗同源。虎方所处的区域，明显以巴文化为主：“有红花套、荆南寺、中堡岛、杨家咀、白庙、朝天咀、路家河、三斗坪和鲢鱼山等有早期巴文化遗物出土的遗址或遗存不下30处”（王善才《香炉石遗址与香炉石文化》）。这片区域，是古代巴文化向东冲出清江河谷和长江三峡、在江汉平原的延伸。原来，正是千年的*、不死的廪君，支撑着虎方的精、气、神！
然而，此时的虎方毕竟尚不足以威胁强大的商王朝。武丁的劲敌，究竟在哪里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风雨盘龙城
即位后不久，年轻的武丁就得到一个令他坐卧不安的消息：商王朝很早就设在南方、历代商王苦心经营的重要据点——盘龙城，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变得不大听话了。
一个小小的南方小城，居然让殷商朝野振动，虽然蹊跷，却事出有因。
说到这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殷商时期的青铜文明。商代的青铜铸造技术几乎一夜之间就发展到顶峰，那些美仑美奂的商代青铜器仿佛从天而降，令人叹为观止。起初人们以为，青铜文明源自殷墟，其缔造者自然非中原群众莫属。可是五十年前一个偶然的发现，让人们对此又有了新的认识。
195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一座神秘的古城裸露在湖北武汉近郊的盘龙湖畔。闻讯而来的考古人员惊喜地看到：在这座三面环水的盘龙古城里，竟然保存着三处大型宫殿的基址，以及酿酒、制陶、冶铜等手工作坊——这座功能完备、在历史上曾屹立过两三百年后又豁然倒下的古代城池，在黄土中至少已掩埋了三千年之久！
随之而来的发现，让考古人员目瞪口呆：盘龙城的夯筑技术，宫殿布局和建筑方法，城外墓地的丧葬习俗，甚至同为北偏东20°的建筑方向等，都与千里之外的北方商城一模一样。更令人称奇的是，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种类、造型和装饰花纹都和北方极其相似，两件同类的青铜器摆在一起，连专家也很难凭肉眼分辨出它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
毫无疑问，这是一处和商王朝关系极为密切的城池。可问题是，商王朝煞费苦心，在遥远的南方通衢之地修建这样一处堡垒，目的是什么？
带着太多的疑问，历史学家从盘龙城出发，去寻找早已湮没于黄土的历史之谜。他们深邃的目光穿越时空，洞察古今，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很快，他们有了新的收获！
前面说过，在铜料中加入锡和铅，是冶炼青铜的基本方法。细心的科学家发现，无论是铜矿、锡矿中伴生的微量金属铅，还是作为青铜生产原料之一的金属铅，都由四种稳定的同位素204Pb、206Pb、207Pb和208Pb组成，其中常见的是204Pb，但在殷墟和盘龙城发现的青铜器中，206Pb、207Pb和208Pb同位素含量却特别高。
这种异常的“高放射成因铅”，全世界都十分罕见，我国也仅仅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及云贵相邻的地区有发现。换句话说，殷商时期黄河下游的青铜生产，勿庸置疑地使用了来自中国西南，也就是长江上游附近地区的金属原料！
这些添加剂的用量虽然不大，但武丁以前的每一件青铜器中几乎都有。打开地图我们赫然发现：它们不仅来自巴山蜀水，而且从产地到商王朝所在的黄河下流地区，运输路线只有三条：长江、清江和嘉陵江。显然，不管从哪条路走，都必须经过巴国的控制地带！
科学，有时会直接告诉你真相，却又把过程搞得更加扑朔迷离。科学家甚至还发现：武丁时代以后的商代青铜器中，这种特殊的铅原料竟然又神秘地消失了！
除了铅以外，铜和锡在我国的分布状况也颇有意思。北方地区至今都没有发现锡矿。中原铜矿矿点虽多，且大都靠近夏商时期的都城遗址，但储量很少，不能大规模开采。然而到了长江流域，不仅铜矿的储量极为丰富，还陆续在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发现了古代铜矿开采和冶炼的遗址，以及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堆积成山的大量矿渣。
其实早在商汤时期，极具战略眼光的成汤就开始了对长江中游、江汉一带的渗透——“（汉南）四十国归之”（《吕氏春秋》）。甚至，更早的尧、舜、禹时期对三苗的不断打击，恐怕也和三苗人聚居区拥有的铜锡矿等资源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一带发现的商代遗址，除盘龙城外，见于报道的有湖北省的黄陂袁李湾、江陵张家山、汉阳纱帽山……湖南华容、石门、桃园、宁乡、长沙以至常宁等地，也多次发现过商代青铜器。在这一区域里，应该有商朝的的封国”
——（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
由此可见，殷商时期的青铜生产，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面向整个中华大地的资源整合。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前，我国南方应该还有过一条以长江水系为东西干线，经汉水、淮水贯穿南北的“青铜之路”！西南地区的这些“高放射成因铅”，被裹挟在无数铜锡矿原料中，和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铜锡矿原料一起，在这条漫长的通道上流转，成为商王朝的国防命脉和文化基础。而这条“青铜之路”的咽喉地带，竟然就是巴国控制的三峡地区。
1954年的那场暴雨为我们展开一幅画卷：南方的无数商文化痕迹，宛如众星捧月，将灿烂的青铜之光汇集到盘龙城——这座长江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三千年前的商代古城，很可能就是当时商王朝设在南方的青铜原材料的加工厂、中转站和贸易集散地。
然而，令商王武丁头疼的是，由商王朝派出的工匠们精心建设的盘龙城，在当时来说毕竟还不属于商王朝的辖区范围。几百年来，对于这座远在南方蛮夷之地的化外之城，以及淮南、江南的各个方国，商王鞭长莫及，那些珍贵的金属原料，也只能以通商和交换的形式运到北方。
商王朝的交易筹码，除了那些漂亮的青铜成品器物以外，最具交换价值的，就是盐！
山西运城切割整齐的盐块，在当时极度缺盐的南方，几乎成为一种坚挺的货币单位。为了获得稳定的食盐供给，南方诸国对商王朝一直俯首听命，向北方进贡粮食和土特产品也慷慨大方，加工和转运青铜原料更是十分卖力。现在，一直被商王以断盐相要挟而牢牢控制的盘龙城，突然出现摆脱商王朝的苗头和倾向，唯一的解释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势力，找到了新的食盐供应渠道，不再依赖北方的盐源！
背靠盐湖做了多年无本生意的商王朝，一下子恐慌起来：盘龙城找别人弄点盐吃倒也无妨，要紧的是，从南方各地源源不断运来的青铜矿料将从此断绝。已经深入到中原文明的各个领域、成为商王朝实力最重要基础的青铜产业，面临严重威胁。甚至，占有资源优势的南方，在逐步摆脱商王朝控制后，将很快迎来一段飞速发展的时期！
殷商建立的情报体系，此刻开始发挥作用：盘龙城的异常反应，似乎跟它与三峡一带的频繁接触有关。站在最古老的山川地图前，武丁将一双锐利的眼睛，瞄准了西南方向的巴国，以及巴国东南、踞三峡门户的虎方。这些传说之中的“琶裰保⒉逞危倍笫刈懦そ赖难屎恚俏髂贤笸ㄍ性厍谋鼐贰�
巴国和虎方，已成商王朝的心腹之患。
怀璧其罪
资源，永远是国家发展最基本的要素。资源的受制与反制，是国家之间矛盾的根源。
最近的例子就很典型：西亚一带无比丰富的石油资源，竟然成为海湾各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系列灾难的源头。这在无形中深谙了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春秋左传&；#8226；桓公十年》）
——平民百姓本来没有过错，却因身藏璧玉而获罪。
此时的巴方，虽然疆域仍不固定，但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长江中游的大片地区。这个体制很不完备的军事酋长国，牢牢控制着这里极其丰富的盐泉资源。
其实，连他们自己都难以想象，他们脚踏的这片群山之下，盐矿藏量是何等的惊人！
“……处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万县盐盆，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盐矿资源，最引人注目。万县盐盆，横跨长江两岸……延绵约100公里，南北宽20～30公里，盐体展布面积2700平方公里，远景储量1500～1600亿吨 。”（程龙刚《盐与中国上古文化&；#8226；立足于三峡地区盐资源与巴文化的关系的考察》）
亘古以前，三峡及四川盆地原是一片汪洋。中生代三叠纪以后，四川盆地成为内海、内湖，由海盆、湖盆而成为陆盆，形成面积达50万平方公里的咸化海膏盐矿区。随着地质构造变化，巫山山脉隆起，含盐矿层上升，绝大多数岩盐矿层都发生弯曲、倾斜和断裂。一些裸露在外的矿脉，经地下水渗透溶化后再流出地表，便形成三峡地区众多的盐泉。
据不完全统计，在长江两岸的巫溪、城口、巴东、奉节、云阳、万县、忠县、开县、彭水、武隆、丰都、南川、石柱等十几个县的山麓、溪河边，分布着数百眼盐泉，加上邻近的清江流域，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为全国之冠。“这一得天独有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我国井矿盐的发源之地。”（刘卫国《渝东古盐业探源》）
这些盐泉，或从山麓流出，或从溪旁地面渗出。虽然它们身边都有各自的原始居民，不可能都是廪君的族人开发的——“巴人是渝东盐业的开拓者但不是创始人”（《渝东古盐业探源》）。但在这些地方，或许都曾经上演过“廪君”杀死“盐水女神”的故事！
从这些盐泉的分布和开发状况，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当年廪君部落的远征路线——
以*为图腾的廪君后代，在完全控制住了清江流域之后，将夷城作为其东部屏障，并迅速扩充其地盘——“种类遂繁”的廪君族人沿着清江河谷，向西进入鄂西恩施一带。在和建始一带的土族居民融合后，廪君一族的脚步仍未停留，他们一分为二，一路经建始北上，翻越鄂渝之间狭长的山梁，沿着大溪（古称乌飞水）来到长江三峡，北渡长江占领巫山、奉节，将大宁河流域的宝源山等盐泉纳入囊中，然后顺长江而上，控制了万县盐盆所属的各大盐场；另一路自恩施经咸丰折向西南，进入乌江下游，来到今彭水境内的郁山地区，其目标依然是争夺那里的天然盐泉。
这一切，当然不可能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完成的，在探索中前进的史前时代，必然有停顿、有反复、有相持、有纠缠，但其中大势却相去不远。我们仿佛看到，在这些河谷密布、溪涧纵横的丛林中，巴族的勇士们带着务相当年发明的“土船”，既盛装粮食，又用于泅渡，前赴后继、不断西进。长江中游山地的那些原始产盐区，仿佛多米诺骨牌，在廪君部落的打击和影响下迅速进入父系社会，逐渐形成以廪君族为核心的军事联盟，“巴人”成为他们对外统一的称谓。
最后，两股力量为了共同的利益，终于在涪陵（枳）、丰都（平都）、重庆（江州）一带走到一起。从此，古代巴国的核心区域开始略具雏形。
“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
——（《华阳国志&；#8226；巴志》）
《华阳国志》中的“都”或“治”，虽说都是西周以后的事，但这些地方能够发展成巴国的中心，显然绝非朝夕之功，而是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从这个核心区域不断向外辐射的庞大的联盟，对内制定统一的规则和标准，维护着各部族的利益；对外则形成强大的军事同盟，号令所至，群山响应，称作“巴方”。
历史学家给出了一个新名词：“方”，或“方国”。“国”字最初的含义，更像“城市”。《孟子》中说：“大国，地方百里；次国，地方七十里；小国，地方五十里”，和现在一个小县的面积差不多。而“方”的含义，则相对宽泛一些：核心为国、发散为方，夏商时期的方国，很多都是基于共同血亲或共同利益的联盟。如果在平原地区，这样的联盟能迅速凝聚成国家的雏形，但山地的联盟限于自然条件，不容易迅速融合，则更倾向于形成维护共同利益的军事同盟，它的边界十分模糊，疆域常常变化，内部结构也不太紧密，更像是一种势力范围。他们相互间订立攻守同盟，进退呼应，有点象现在的北约。
在巴方内部，除了处在核心区域的巴国以处，又因为历史、地域和经济方式等原因，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小方国、小集团，如三峡腹地的巫咸国、巫殴约鞍投远幕⒎降取Ｋ怯械脑阝蘧柯涞嚼粗熬鸵汛嬖冢械脑蚴窃诎头搅巳妨⒑蟛怕纬伞Ｕ庑┐笮〔灰坏睦婕呕肺涝诎凸芪В晌头降耐獠科琳希⒊械Ｗ虐脱蔚脑讼臀镒实慕换弧�
从史料记载来看，散布于三峡地区的巫溪宝源山、彭水郁山镇、奉节白盐碛、云阳云安镇、开县温汤井、*长滩井、忠县 井和涂井、湖北建始和长阳，自古以来都有食盐输出！仅在巫溪大宁河流域，历史上有记载的年产量最高达万吨以上，平均也在六七千吨左右，鼎盛时期从事盐的生产、营销和运输的竟然多达十万人。
“（宝源山）旧名宝山，气象盘蔚。大宁诸山，此独雄峻。上有牡丹、芍药、兰蕙，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即咸泉也。”（《大明一统志&；#8226；大宁山川》）
考古证实，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初步建成了专业化的盐业基地。考古学家在忠县瓦渣地遗址，发现用以制盐的陶器残片堆积层竟厚达十多米，令人惊叹。而在忠县哨棚嘴、瓦渣地、中坝、邓家沱、李园，云阳明月坝、三坝溪，奉节老油坊，巫山双堰塘、蓝家寨，长阳香炉石等遗址，也出土了以尖底杯和圜底罐代表的大量器物群。尖底杯和圜底罐是巴人早期的制盐器具，已成为盐业考古专家的共识。
香炉石遗址是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在香炉石遗址出土的商末至西周的2400余件陶器中，圜底釜和尖底杯就多达2100多件，占总量的88％左右。此外，香炉石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陶网坠，印证了《世本》中“鱼盐所出”的记载。
香炉石遗址离长阳渔峡口盐池温泉不远，是廪君化作*升天的地方，也是“虎方”的精魂所在。虎方，不仅是廪君西行的起点，也是巴国东部的屏障和壁垒，它扼守着繁忙的长江航线和清江水道，千百年来的无数轻舟和点点白帆，运载着上游巴方引以为傲的食盐从这里东出峡江。《周礼》中有“盐虎形”一说，盖与食盐产地的虎文化渊源有关。
三峡一带的盐产地因为习惯于游走江湖的巴民族的介入，使食盐生产最终走向商业化道路，开始了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并在夏商时期初步建立了地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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