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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师-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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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虽然汪精卫重弹*亲日的老调，并提出一个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草案，但遭到与会代表的反对。大多数执监委都提交了团结救国的议案，李宗仁、白崇喜、刘湘等虽未参加会议，却也提交了救国议案。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提案，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联合抗日，共同御侮。杨虎城、于学忠也于15日提出八项实行全国统一的办法：即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志士；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十八日，宋庆龄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重要讲话，强烈要求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十九日，冯玉祥等16人也提出了促进救国大计案。这些提案的提出，为大会确定团结抗日政策奠定了基础。
会议确立了与g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会议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四项保证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和平主张。会议还通过了宣言，提出了十四项内外政策，强调对外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议，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兵抗战；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内政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中国历史将进入和平统一、加速准备抗战的新的一页。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为坚持抗战乃至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国共合作的形势日益明朗化，为使全党明确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政策、策略，并作好大转变的准备；同时，也为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防止“右倾”投降主义，动员全党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中g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全国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28人，列席代表74人。我和政委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会议由洛甫同志致开幕词，选举m*、洛甫、bo古、zu德、张国焘、pon德怀、liu少奇、林伯渠、凯丰、lin彪、yan尚昆、lie荣臻等19人为大会主席团。
五月的延安，正是春光明媚、万物竞长的大好时节，红艳艳的太阳照在宝塔山上，光彩熠熠。m主席穿着一套普通的布衣军装，裤腿上还打了一个大补丁，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登上讲台，作了题为中国g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主题报告。主席系统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他强调指出：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国内阶级矛盾已变为次要矛盾。因此，就必须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与此相适应，中国g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已基本实现，新阶段的任务是争取民主，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实现抗战。争取民主又是最中心的一环。而在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必须向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作斗争。主席还特别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其具体途径是：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为了实现其基本政治口号，还要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其次，党应该成为实现具体目标的模范；再次，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联盟。最后党的队伍的发展，要强调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而党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就要自觉地造就数万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毫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
与会代表对主席的报告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分组。讨论，我们各位代表纷纷发言，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主席在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的基础上，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报告，对大家在讨论中提出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现在日本后退了，这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着他改变了侵略方式，但后退是假象，想用这种表面后退假象，迷惑我们，来破坏我们刚实现的统一战线。针对有人对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想不通，主席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日本想霸占中国这块土地，我们要保卫这块土地，这是主要矛盾，是这块土地到底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的大问题，其它的问题都是次要的。当说到目前出现的蒋介石镇压革命的事件和破坏活动时，主席承认这是事实，但又指出，这只是局部和一时的现象。他说，我们g产党又不是神仙，有这么大的本领，一个早晨就把坏事统统去掉？本领是有的。主席要大家看到，蒋介石对人民，已从硬的政策，改为软的政策。为什么能变呢？因为日本人要打他，他想反抗，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我们要抗日，也在找同盟军，人越多越好嘛，我们就是要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统一战线。主席循循善诱，语重心长地耐心解释，使我们与会的300名代表（即苏区党政军高级干部）在政治上明辩了是非，拨开了遮在眼前的迷雾，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思想上统一了认识。
朱老总在会上作了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的讲话，强调红军中要特别加强党的领导工作，并根据即将到来的对日作战，展开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及政冶工作等。
总之，这次会议通过了主席的报告，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的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必须进行的党的组织工作。这次会议为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第五十二章 国共合作（二）（）
中国g产党全国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制定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的准备。
1937年5月29日，充满生机、欢乐的延安张灯结彩，墙上贴着“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权利，促进对日抗战”等花花绿绿的标语。m主席亲自布置延安军民迎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的到来。下午五时，“中央考察团”一行21人，在红军代表yie剑英、陈庚的陪同下到达延安。晚宴后，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m主席在致词中说：这次欢迎大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干起来的，现在与那时不同，民族危机比那时严重，因此，今天国共合作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大的。过去十年国共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民族危机严重，如果国共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考察团此来，使国共两党的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重大的。主席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一种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只是临时的策略。m主席指出：考察团的到来，中国g产党召开欢迎会，就是国共合作的具体表现。m主席还对g产党过去执行革命三民主义的情形，以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还形象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为着民族解放，是为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今后要写的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写民族独立固然是一篇大文章，写由封建专制转入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我们希望的是使两党合作达到新的阶段，这不是短期的合作，而是长期的问题。这篇文意怎样写，g产党的笔已经握在手里了。”
第二天，m主席又在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部队在城南门外大操场上召开的纪念五卅运动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m主席富有感染力的讲话和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考察团了解了中共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诚意，表示回南京后要将边区各界的愿望和表现，转达给国民党政府，以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正是由于m主席和中g中央矢志不渝的努力，借“西安事变”的契机，因势利导地引导国共两党走上合作抗日的道路，使中国国内政局出现了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可喜变化，举国一致共御外侮的局面指日可待。
在m主席和中g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运筹帷幄的同时，也在为巩固和建设西北根据地，做好为抵御日寇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而日夜操劳着。去年12月，主席和中央就作出几项重要部署：一是号召苏区各级党委、政府利用今冬明春农闲时间，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兴修水利、改造农田、修筑道路、植树造林等各项生产运动；二是经济发展委员会督促各单位、各部门抓紧正在兴办的几十个中小型企业的工程进度，争取早日投产或开业。同时，进一步规划并筹建抗日急需的工矿企业等。三是派遣人员再赴苏联，以求得更多的援助，并抓紧时间将苏联援助的各类物资、武器弹药装备、机器设备等，尽快运回苏区。四是创造条件办好抗大和陕北公学，为抗日培养大批的军政干部，为根据地建设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包括经济管理、经济建设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医生、教师等各方面的人才）。五是军队开展以日军为作战对象的针对性练兵，利用半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抓好射击、投弹、刺杀等基本技战术的提高，加强游击战、伏击战、夜袭战、运动战、阻击战等战术的演练；同时，组织干部战士根据日军官兵的军事素质和作战持点，研究出我军克敌制胜的战术。由于我军的这一措施得力，这在后来的抗战初期，大大减少或避免了我军的不必要的伤亡，取得了一糸列辉煌的战果。
我回到延安后的这一段日子，显得比以前更加繁忙。我知道离与日军作战的时间只有半年了，时不我与呀！而中革军委又给我压上了一个新的任务，我原来在抗大只担任中、高级干部学员队的讲课，现在还要我对初级干部学员队讲授我军与日军对抗之基本战术初探，军委领导认为我这一课程对所有学员都非常重要，强调让所有学员对目前日本的综合国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日军的基本情况和基本战术都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这样才能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我根据军委的要求，搜肠刮肚地将后世所了解到的有关日本及日军的所有资料整理出来，全面系统地给学员进行讲解。特别是对日军各级战斗部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军官士兵的军事素质、士气、战斗力等，以及日军的基本的战术和作战特点，我尽可能地讲得生动些、详细些、透彻些，便于学员们了解掌握。对于我军针对日军的进攻特点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我先交给学员们进行充分的讨论，然后再进行归纳总结。我特地强调要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战术，切忌生搬硬套。我还将后世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创造出来的地道战、*战等战术也搬出来进行讲解，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此外，我还根据今后在敌强我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可组织若干支精悍的武装工作队（后世称为敌后武工队），渗入敌占区、游击区，暗中组织和发动群众，惩治汉奸，搜集情报，扰乱日军的战斗部署，偷袭消灭小股敌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总之，我将后世抗日中所采用的效果较好的战术，都一一搬上了讲台，一边讲授，一边与学员们共同探讨，大大开阔了学员们的视野，丰富了学员们的战术修养，激发了学员们钻研军事理论的兴趣；甚至在课后，学员们也纠缠着我不放，对于一些没有搞清的问题非要弄个明白不可，有时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样，使争论双方都受益非浅。
另外，我对特种兵的训练也加强了，除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之外，还增加了军事理论的学习，开设了特种作战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及基本战术、日语等课程。使每一位学员都要掌握一定的特战理论及基本战术，掌握一些简单实用的日语口语；为今后对日展开特种作战，作好充分准备。
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外，我还得挤出点时间来研究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关注师里的工作。说实话，我对师里的工作还真有点放心不下。在这关键时期，师里正忙着对日作战的军事训练和各项准备；而我作为一个军事主官，却不知部队的训练效果如何？能否尽快地适应对日作战？心中还真有点玄。于是，每周我都和政委等师领导进行电报往来，及时了解部队的训练情况，并适时地给予指导。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我师新组建了第五旅，由原中央独立师和我师补充团合编而成，原独立师师长沈松林、政委肖云野分别任第五旅旅长和政委。因此新部队的训练难度更大，我指示师参谋长亲自负责指导督促第五旅的训练，使其尽快提高技战术水平，提高部队的整体战斗力，以适应即将到来的残酷战斗。
第五十三章 敝开红门（）
这两天停电，没有续发，请读者见谅。
陕北的七月，黄色的沟壑之间点缀着片片的绿色麦苗。远远望去，沟壑中或隐或现地有一队人在行走。领头的是两个穿着灰布军装的红军战士，其后是一位衣着陈旧的民夫，牵着一头骡子，骡背上驭着简单的行李。走在中间的是一个蓝眼睛白皮肤个子高高的外国人一一名叫埃德加斯诺；再后面又是几个红军战士。这奇异的组合，给荒凉的黄土高坡构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行进在山谷中，沿途经过一些由窑洞组成的残破的小村落，间或见到一些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民。此时的黄土高原显得十分宁静。
这时正是中国局势处在发生重大转折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政治、舆论方面也加紧了对中共及红军的控制和封锁。国民党不但严密切割外界与中共苏区的接触，而且在新闻、报纸、杂志中也大肆制造诬蔑歪曲事实的谣言。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全国民众的觉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人民的共同心愿；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政府虽未采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但其抗日的趋向逐渐明显。中央红军在陕北打退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几次进攻之后，便与张、杨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而又在此时，广东、广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了“两广事变”，蒋介石急于平息内讧，无暇顾及西北。他对张、杨与中共接触有所耳闻，但在“两广事变”未解决之前不便采取大的措施。因而，在中国的西北一隅暂时无大的战事，出现了局部相对稳定的态势。
埃德加斯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踏进了中国红*域的大门。埃德加斯诺是美国着名的进步新闻记者，1928年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时曾来到中国，在采访与游历过程中认识了美国着名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1936年陕西局势的变化使斯诺有机会前往苏区。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陕甘宁蒙边区。
斯诺到达延安时，受到了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中央对斯诺的采访极为重视，斯诺可以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位“外宾”，中央苏区是第一次从事接待外国人的活动。因此，中央决定由z恩来副主席亲自出面来接侍。周副主席用流利的英语真诚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正直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相信你会进行如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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