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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档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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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灼穑ξ�1982年6月，他在《千秋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抨蒋的文章《蒋介石与开房间的自由》。这篇杂文从警察随意检查百姓的房间说起，一步步引申为蒋介石在世时的种种社会弊端，语言辛辣，旗帜鲜明。此文还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李敖在当年10月发表的《不平等条约是蒋介石废除的吗？》，则把笔锋直指蒋氏其人，语言更为辛辣。到了1983年春天，李敖开始在《千秋评论》和《万岁评论》丛书上公开发表影射与抨击蒋介石的系列杂文，如《蒋介石与“雷案”》、《蒋介石与吴稚晖》、《别赖张学良了》及《大时代的造谣》等等，其口诛笔伐蒋氏的锋芒已经毕露无遗。蒋介石纵然作古，但李敖出狱以后却须臾也没有放弃搜罗历史文献，认真研究他思想上的敌人，在这种心态下的李敖，先后在《千秋评论》丛刊上抛出了一篇又一篇檄文，尽管这些杂文出版后不断遭到台湾当局的查禁和封存，可是李敖却是个敢于开顶风船的角色。当局越要查禁，他越要顽强地写下去。最让蒋经国头疼的是，他一面在执行“民主自由”的新政方针，一面还要对付李敖这样在民主自由氛围下大肆攻击乃父的挑战。特别是李敖所写的《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的真总统吗？》，更让蒋经国气恼。他没有想到李敖出狱后会无视他的存在，这样的文章等于公开向他叫阵了。可是，蒋经国不能再犯其父执政时的错误，他只能下令对李敖的著作进行查禁，而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采取逮捕和关押的老手段。1986年夏天，李敖终于出版了点名批判蒋介石的专集《蒋介石研究》。李敖反蒋的语言是旗帜鲜明的，他在《自序》中这样说：“我敢在刀光剑影和黑狱幢幢的压力下研究蒋介石，这种文格，是何等勇气？！”
纪事：笔伐蒋氏父子（2）
不久，这部明目张胆指责蒋介石的政治读物出版上市，蒋经国当然要下令查禁。新书刚刚面世，他控制的台湾“新闻局”便发出了查禁令。查禁令说：“该书中部分文字前于千秋、万岁评论丛各期刊载过，已予查禁。今再行刊出，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现予扣押其出版物。”这部书遭到查禁，不但没有中止李敖对蒋介石的批评，反而促使李敖更加大量发表战斗性的檄文，而且李敖还有一个与别人共同策划出版包括几十种批蒋书刊在内的庞大计划。到了翌年1月，李敖又公开出版了《蒋介石研究续集》，这次李敖在《前言》中表明的态度较之前次更为郑重：“台湾是蒋家王朝统治的大本营，在这大本营里，一切有关蒋介石的研究，都是困难重重的。虽然如此，我仍不服这口气。”果然不出所料，此书上市不到一个月，即再一次遭到了查禁。谁也没想到，事过刚刚5个月—即1987年6月27日，李敖所著的《蒋介石研究三集》竟又一次发行到台湾各地。台湾当局面对李敖无可遏止的系列杂文，已至查不胜查的地步了。这样几年下来，李敖靠多年累积下来的大量蒋介石历史资料，出版的同类作品已经近十种，李敖无疑成为了海峡两岸研究蒋介石的权威了。
李敖的反蒋情结并非逞一时之愤。反蒋的理念似也早在他心里生根了。1995年4月，香港《明报月刊》在蒋介石逝世20周年的前夕，策划主办了一期《蒋介石评价大翻案》的专号。在这一期上刊发了一些学者重新定评故世20年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文章。也是在这一期中，李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与蒋家的恩恩怨怨》的专稿，他在谈到自己对蒋介石的情结时这样说：“我生于1935年，今年60岁。60年间的一半岁月，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而这一半岁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不幸的是，我却被蒋介石拦住，只能落荒而走，难以大道之行。”李敖的这些话，无疑是心中之言首次公开，从中不难看出，他一生为什么始终与蒋介石及蒋氏家族格格不入，形如仇雠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病殁之前，李敖杂文的锋芒所向，已由蒋介石转向他的继任人蒋经国。当然，李敖对蒋经国的敌意与乃父稍逊。例如他在首篇涉及蒋经国的杂文中只是这样描写蒋经国：“每在电视中看见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的纪录片。”后来，李敖的笔才深及蒋经国的“政绩”和“人品”，1984年他就有一篇题为《骂总统的自由》面世。李敖在这篇杂文中第一次主张百姓可以骂“总统”，虽然李敖是借某军阀来大发感慨，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矛头所指，当然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到了1985年12月，李敖的政治杂文已经所向披靡，如他的《鼓励诋毁元首才是正路》，已让蒋经国如坐针毯了，但是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台湾当局仍然只能对李敖的著作进行查封，而不能把他送进监狱。蒋经国作古后，当李敖看到有许多人在报上发表歌颂蒋经国的文章时，顿时勾起了李敖心中的反蒋氏激情，于是他决定出版《蒋经国研究》和《论定蒋经国》两书，他在书中不无揶揄地写道：“从整个中国的比例和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有恶已作，试问他在台湾搞40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我这种不肯曲学阿世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40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不过，作家李敖在他的全部评蒋批蒋文章中，尽管有时也难免出现偏颇过激之处，可是，他毕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在李敖痛骂蒋氏父子几十年后，到了2005年春天，李敖居然公开站出来《为蒋介石说公道话》。这是因为他此时在台湾又面临着新的政敌，那就是以李登辉、###为首的“###”势力的挑战。4月18日台湾媒体对李敖的新观点作过如下报导：“对于蒋介石的评价，李敖日前指出，他必须讲一句公道话，就整个国家和人民而言，蒋介石祸国殃民，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得起台湾同胞的。李敖说，蒋介石1949年兵败后，将当时全中国国库的92万两黄金带到了台湾。现在这些黄金还在新店的仓库里，李登辉说没有是胡扯的，因为当时台湾银行里的黄金都被日本人搞光了，所以就用这批黄金做为保证金发行了新台币，维系了整个台湾的稳定。李敖强调，就因为这笔全中国的黄金被用在台湾，他必须说蒋介石对得起台湾同胞，但对不起大陆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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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1952年，17岁
高中二年级，在《学生》杂志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8月1日为参加庆祝第30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获第一名；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当场买了《饮冰室合集》40册。
1961年，26岁
6月15日搬到新店狮头路17号“碧潭山楼”从事写作；11月1日在《文星》杂志第49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 1963年9月1日出版平生的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12月1日在《文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公开批评国民党。12月26日，《文星》杂志因此遭到封杀。
1966年，31岁
著作《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文化论战丹火录》、《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之后出版的《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罢》等书全部又 被查禁。
1979 年，44岁，4月复出，出版《独白下的传统》，影响甚大；开始在台湾《中国时报》开辟专栏；《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等出版。
1980 年，45岁
推出《李敖全集》。
1982 年，47岁
再次入狱，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此后一直不断。1983年夏起开始出版《三情之书》 ─ 《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
1983年，48岁
2月1日出版《李敖全集》第七册、第八册；8月至11月出版《李敖千秋评论号外》3册，全年不休，进入生平创作的旺盛期。
1984年，加出《万岁评论》丛书；为《政治家》杂志主持专栏、担任《自由时代》总监。
1985年，50岁
台湾《最高法院》为作家李敖平反４年前的冤狱，是年继续《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和《万岁评论》丛书出版。
1991年，56岁
2月27日创办了一张4个版面的《求是报》。6月，出版了平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引起了震动与反响；11月1日，创办《李敖求是评论》月刊，前后共计出版了6期。
1995年，60岁
在台湾《真相新闻网》播出《李敖笑傲江湖》电视节目，出版《李敖大全集》20册。
1997年，62 岁
在台湾出版《李敖回忆录》；8月，李敖网页登上全球资讯网。
2000年，65岁
《北京法源寺》获得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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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李敖，是台湾文坛70年代升起的一颗彗星。他的出现让平静的台湾文学界掀起了“小小的波澜”；香港《星岛日报》称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俱来的流气”；英国《中国季刊》说李敖是“一个深得人心的英雄”；美国《纽约时报》说李敖是“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而祖国大陆媒体在评论李敖时，则称他为台湾“最有战斗力的作家，啼笑怒骂，皆成文章，敢于笔伐一切腐败势力的当代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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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中学生的四千字华章
中学生的四千字华章
“我升初三后，中文老师是27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英文老师杨锦钟，但是男的，并且是福建人）又兼导师。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中文教员，台湾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因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杨锦铨老师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谈到中文程度，我写道：‘现在学生的中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我没说什么。36年后，他退休了，我托石文杰送我的书给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顺便请石文杰转告他：‘《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46年后，我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美国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20年刚刚完成的一套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我，我大吃一惊，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绩，真是高人一等。他写信给我说：‘我兄名满天下，却如此念旧，衷心感动不已！’我跟杨锦铨老师40多年未见，但是师生之谊，悬而不断；念旧之情，老而不衰，其交君也子。”
“从初二到高一，14岁到16岁，我因为中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姊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这时我16岁。”
“1953年我18岁，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及《李敖诗集》等。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500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4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4000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自述：与钱穆、胡适的关系（1）
与钱穆、胡适的关系
李敖之所以成为名重一时的文学作家，除了他自身先天的才华与后天的勤奋之外，也与他在青年时期接触的两位国学大师不无关系。这两个人在李敖尚未走进文学的殿堂时，一个尚在遥远的美国，他可望而不可及；另一位则近在咫尺，就在李敖就读的学校里执教，前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后者就是人称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关于李敖与钱穆的结识与交往，他自己这样回忆：“当时共产党批判逃离他们的学者，共分两个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我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但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因阴错阳差到了台湾台中，使我先结识了他。”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
“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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