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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的，不敢贸然越雷池一步。

　　需要说明的是东周政权约略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组织，当时各诸侯国与东周政权的关系也大致相当于今日之各成员国与联合国之关系。了解这一段历史对今天认识各成员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也是大有用处的。譬如，齐桓公为什么能比较真心诚意地维护当时的联合国组织而当今之诸强则只是想利用联合国组织以谋取一国之私利呢？其实这里面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如同我在《他扶持和壮大了自己的敌人》里所写，对内诸侯国国君是该国的最大的奴隶主，国家之土地尽归其所有，拥有相当大的土地处置权力和经济处置权力，君主个人的态度和战略眼光便可以决定一切。对外谋求过多土地资源或其他资源对本国或许并无裨益，因此目光远大的诸侯国君并不需要利用这种联合国组织谋求一己之私利。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阶级矛盾，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众口难调，决定了它不得不以联合国组织作为谋求一国私利的政治舞台。尽管有时明知这种目的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政治家们无论如何也要表现出自己是在维护和捍卫本国的利益以争取选民的投票。总之虽是无理取闹，却没之奈何。诸如象这次G8峰会主办国意大利就因其态度为各国所非议。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国终将会越来越重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积极地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因为持一种开明的态度将更将有助于维护本国的长远利益。

　　四、与周边各国关系

　　因为采取扩张政策，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比较紧张。

　　郑国东邻宋国，北邻卫国，与这两国都有矛盾，随时都有被两国夹攻的危险。郑庄公因同时兼任周平王的卿士，权利非常大，他便借周王名义*不听命于己的诸侯。公元前７２１年，郑庄公发兵攻打近邻卫国，从此走上扩张的道路。与宋国之争是郑庄公一生遇到的重要大事之一。公元前７１９年，宋国纠集了包括卫、陈、蔡、燕、鲁在内的多国联军，先后两次围攻郑国，大有铲平郑国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郑庄公冷静沉着、毫不屈服。他一方面在军事上加强防御，顽强抗敌；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处理好与列国的关系，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主动对陈、鲁两国示好，以至结为同盟。齐国当时是诸侯中强国，郑庄公注意密切与齐的关系，利用齐国势力来牵制宋国。公元前７１３年，郑庄公主动发起对宋国的反击战，借声讨宋殇公不朝周天子之罪，郑庄公联合齐、鲁之师，以天子之命伐宋。齐、鲁军队败宋军于菅，郑军先攻占宋国郜、防，后又打败宋、蔡、卫三国联军，最终使宋国屈服。

　　齐桓公改革之后，齐国国力大为增强，齐桓公开始走上称霸的道路。他先是与邻国修好，归还给鲁国以前侵占的棠、潜两邑，让鲁国作为南边的屏障；归还卫国以前侵占的台、原、姑、漆里四邑，让卫国成为西边的屏障；归还燕国以前侵占的柴夫、吠狗两邑，让燕国成为北部的屏障。

　　说到归还鲁国的土地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鲁国原本也是大国，但因接连被齐国打败，才甘心屈服于齐国。不久，齐国与鲁国和好，在柯地会盟。这次会盟很隆重，会场布置庄严。高坛高筑，旌旗招展，场面威武雄壮。齐桓公和管仲正坐坛上。会盟原本规定只许鲁君一人登坛，其余随员在坛下等候。鲁庄公与卫士曹沫来到会场正要升阶入坛时，曹沫却手提短剑紧跟鲁庄公身后，瞪大圆眼，怒目而视一旁执礼的宾相，吓得其连退几步，鲁庄公与曹沫就此顺阶入坛。鲁庄公与齐桓公经过谈判，然后准备歃血为盟。这时，曹沫突然拔剑而起，左手抓住齐桓公的衣袖，右手持短剑直逼齐桓公。齐桓公左右被吓得目瞪口呆。管仲沉着勇敢地插进齐桓公与曹沫中间，用身体保护住齐桓公，然后质问道“将军要干什么？”曹沫正然地说：“齐强鲁弱，大国侵略鲁国，欺人太甚。现在鲁国城破墙毁，贵国如何表现出结盟的诚意？”齐桓公见形势不妙，马上答应归还占领的鲁国土地。诺约草成，曹沫收剑徐步回位，平息如初，谈笑如故。会盟结束，鲁国君臣胜利回国。齐桓公君臣却愤愤不乐，许多人想毁约，齐桓公也有这种打算。管仲却力排众议劝说齐桓公道：“毁约不行，贪图眼前小利，求得一时痛快，将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不如守约，归还鲁国国土。”齐桓公听取了管仲的正确意见，归还了那部分土地。是为“以土地换和平”之原创版。当今世界最聪明绝顶的以色列人所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已经替他们实现了。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行为不至于被看作是丧权辱国之举。就象前文所述，这部分土地只能被看作是诸侯国君的私有土地，今人不可盲目效仿，否则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和血的教训。

　　说到与周边国家关系会让我想起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这场战争好比一个歹徒将凶器都架到你脖子上了，也许只有首先缴获其凶器才能有说理的机会。印度人太缺乏自知之明了，一个能战胜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国家可能会听任其无端破坏国家的领土完整吗？因此，中国军队取得军事上的完全胜利是完全在理的，也是完全预料之中的事情。正象毛主席所说的：“要打出三十年的和平。”对打进家门的入侵者来说和平只能是靠打出来的，只有拿掉其凶器才能让其冷静和理智起来，一如对越反击战一样。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军队倒底是趁机收复失地之后才选择停火，还是为了表示一种类似于宋襄公似的诚意在诸多地方居然后撤至战前实际控制线以后的内地了呢？如是后者将直接导致军事上完胜，政治上完败，更增加今人解决领土争端的难度！我对具体的情况并不甚了解，不过我想就印度人的逻辑思维说说自己的想法。一方面印度人还是存在着一种狭隘的情绪和思想，希图中国人吞下英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殖民恶果，这一狭隘的情绪和思想直到今天仍未发生任何变化；一方面中国军队成功地打掉了其嚣张气焰，在中国虽为正义之举，但是从印方来说无异于其国耻大辱。我国政府的任何表示诚意的举动都是不会为其所接受的；再则如前文所述，印度国内各阶级、各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众口不一，只要处理得稍有不慎，政府都要垮台。这也就注定了他们会抱着类似于大英帝国的侵略迷梦而不肯稍稍理智地面对现实。就中国来说今天相异于春秋战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是时也往往更多依靠战争来呛声说话；当今世界以和平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时机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那么一次，良机稍纵即逝，逝去了便不会再来。在国内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常常以隐忍退让来表现自己的诚意，但这种隐忍退让只适用于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是“大宝天天见”，在周边关系中这种隐忍退让只会适得其反，尤其是现在，不可能天天擦枪走火。一旦造成既成事宜，想改变它却是很困难的。

　　五、不同的攘夷政策

　　郑庄公的攘夷政策的一个特点即是完全出于自卫，属于防御型的自卫反击战。当然他取得了完全的军事胜利。公元前71４年，北戎部落乘中原诸侯国连年混战之机，南侵郑国，郑庄公亲自率军抵御。北戎兵骁勇善战，地形又不利于郑国兵车作战，庄公甚为忧虑。公子突详细分析了戎军“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而不让，败不相救”的弱点，认为应采取伏设诱敌的办法，分而歼之。郑庄公采纳了此建议三处设伏，命大夫祝聃率一支部队诱敌。戎兵不知是计，进入郑军埋伏圈。郑国伏兵把戎军分为几段而攻之，使其首尾不得相顾，祝聃这时率部反戈回击，前后夹攻。北戎后续部队无法相救，遭郑军伏击的北戎前军被全部歼灭。

　　齐桓公的攘夷政策则更多地是为了称霸的需要，是一种主动的带攻击性质的攘夷政策。

　　上文中说到公元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桓公“高度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积极展开了救援行动。这个历史事实最能说明齐桓公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的诚意。当时山戎人趁机统兵万骑，攻打燕国，企图阻止燕国通齐，燕庄公抵挡不住，告急于齐桓公。齐桓公和管仲遂举兵救燕。山戎听说齐军大队人马至，掳掠大量财物解围而去。为了能“打出三十年和平（毛主席语）”齐军与燕军合兵一处，决计“宜将胜勇追穷寇”，发扬连续作战之精神，北出蓟门关尾追不止，杀得山戎兵落荒而逃。山戎残兵败将逃入孤竹国。齐军一鼓作气，兵围孤竹国，孤竹国派人诈降，献上山戎首领首级，谎称孤竹国国君已弃国逃往沙漠。齐桓公以降将为前部，率军追赶。孤竹国降将乘机将齐军诱入荒漠，而逃之夭夭。时天色已晚，放眼望去茫茫平沙，齐军前后队之间失去了联系。齐桓公忙向管仲求教解危之计。管仲沉吟片刻，令随行兵士敲锣打鼓，各队闻声集聚一处。至天明，仍然难辨方向，全军将士不免焦急万分。管仲见状，忙向齐桓公建议道：“臣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熟悉此地路况，不妨令人挑选数匹老马放行，或许可以寻到出路。”齐桓公依计而行，命人取老马数匹，放之先行，军队紧随其后，竟走出险地。此时孤竹国国君但知齐燕大军陷入困境，举兵进占无棣城，躲避在山谷中的孤竹百姓也蜂涌而至。管仲命令士兵数人扮作百姓混入城中，半夜举火为号。兵分三路分别攻打东南西三门，只留下北门让敌军逃跑，命王子成父和隰朋率一队兵马埋伏北门外。是夜城中火起，齐军内应砍开城门，大批齐军突入北棣城。孤竹国国君见势不妙，直奔北门夺路而逃。谁知刚冲出北门，路旁突然伏兵四起，截住孤竹国君臣。孤竹国国君战死乱军之中。齐桓公就此灭了孤竹国，辟地500里，悉数赠给燕庄公。自此燕国一跃而为一个大国。救燕过程中，鲁国也表示要出兵支援，但口惠而实不至按兵未动。齐桓公不计前嫌，将一些中原没有的战利品，馈赠给鲁国，陈列在周公庙里。这件事对鲁国上下震动很大，其他各国反映也很好。

　　我所以特别地举出这段史实，是因为它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虽然一者是为了称霸，一者却是为了反对霸权，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共性即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强敌入侵。尽管“往事越千年”，对祖国历史有着天才般了解和天才发挥的毛泽东主席一定是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民族智慧，感受到了令人振奋的精神力量。也许美国人至今都不会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不惜押上自已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与当时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赤身一搏，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已经教育了今天的中国人必须这么做，而且是只能这么做，并且是已经预言了中国军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场战争的必然胜利。

　　六英雄末路　　

　　郑庄公英雄一世，但也有个致使的政治失误，那就是生前没有对太子忽之位作出妥善安排，以致自己一死，郑国立即陷入郑昭公和郑厉公的权力之争斗，使郑国形成两君并立的混乱局面，为害甚久。郑国因此走上穷途末路。不过他总算是寿终正寝，能坦然地含笑于九泉之下。

　　无独有偶，齐桓公晚年也犯了这一致命错误，没有对太子之位作出及早筹划，以至最后暴死也无人问津，不由得使人为之搵一把英雄泪。

　　公元前645年，为齐桓公创立霸业呕心沥血的管仲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齐桓公前去探望他，询问谁可以代替他接受相位。管仲故意试控性地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齐桓公欲任用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正人君子，但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不可以为政。”齐桓公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国君15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齐桓公又问：“那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以侍奉寡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摇摇头，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也不能真心忠于您！请国君今后务必疏远这三个人，若宠信他们，国家必乱。”说完，管仲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忠厚、公而忘私的隰朋。遗憾的是隰朋等一干贤臣又相继去世，齐桓公开始重用易牙等三人，结果酿成一场大悲剧。在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趁齐桓公不能理政之机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出。齐桓公只能坐以待毙，这才仰天长叹，懊悔地说：“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啊？”说罢，用衣袖遮住脸，活活被饿死了。桓公死后，朝政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公子为争夺王位各自勾结党羽，互相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在床上六七十天无人收殓，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曾风云一时的一代政治家就这样悲剧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经过这场内乱，齐国的霸业也开始走向衰落。　。。

与哙为伍
韩信因功高震主被汉高祖刘邦从楚王之尊贬为淮阴侯。他原本是个心性极高之人，深知汉高祖刘邦畏惧他的才能，却从来不加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日益怨恨，常常称病不朝或跟随出行，对于自己居然落得和一介武夫绛侯周勃、颍阳侯灌婴等一样为侯处在同等地位深感羞耻。一次韩信闲得无聊偶尔经过素无瓜葛的樊哙家门口，却忽然间来了雅兴，要去拜访拜访这位朝中新贵。樊哙对已经降职的韩信依旧表现得十分尊重，执下臣对王的跪拜之礼恭迎恭送，并口称：“大王竟肯光临臣下家门，真是臣下的光耀。”韩信出门之后，近乎自嘲地笑道：“我这辈子居然同樊哙这等人同朝为伍！”从这段史实中可以看出，韩信对樊哙的鄙夷。尽管韩信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谋战”派代表人物，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对政治的敏感程度却远不及于樊哙，他对樊哙的这番评论也只表明他对樊哙的误读及他的不合时宜的心高气傲。即使在这次会见过程中也显示出樊哙高过韩信一筹的政治智慧。首先樊哙没有因韩信被降职而落井下石，可见其待人之诚；其次他对韩信仍执王者之礼，表明了他谨慎的政治态度。相反韩信对政治的理解可能过于片面和单纯。

　　一、韩信

　　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一心只希望凭借自己的莫世之功谋求王位。不过韩信谋求王位之举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他所谓的虚荣心理，而不表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企图或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使是置汉王刘邦的危难于不顾而伸手要权要王位也只是为了更便于达到目的。如果他对*的残酷性稍有了解的话，就能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王位只是个诱饵。如果他在政治上更有远见一些，自然就不会主动地伸手要权要地位了。可惜他对政治的认识实在太过肤浅，甚至可以说他对政治的理解其实一片空白，否则他不会表现得这么明目张胆和毫无顾忌，一点技巧性都没有。最终正是他的这种“天真浪漫”使他惨遭灭门之祸。

　　公元前203年，韩信引兵东进击齐，未到平原渡口，得知郦食其已劝说齐王归顺了汉朝。韩信想停止进兵，辩士蒯通劝韩信说：“将军奉诏攻打齐国，又没有诏令明确命您停止进攻。况且郦生不过一说客便能舌卷齐城降服七十多个城邑，将军统帅几万人马，一年多时间才攻占赵五十多个城邑，一个将军建立的功勋反倒不如一介儒生吗？”韩信听从蒯通的乱齐之策，为争夺功劳置刘邦被项羽围困的大局于不顾，乘齐不备率兵攻击，一直打到临淄。齐王惊恐万分，认为郦食其在愚弄自己，便把他烹煮了，率残部倒向霸王项羽。齐和楚终于联手，项羽军力大增，又拥有天时地利。倘若项羽所部龙且军依谋士之策略“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则汉危矣。所幸这条计策未被采纳，刘邦也赶紧从十分紧张的军力之中抽出部队参与到与齐楚联军的争夺战。最终还是依赖韩信出色的军事天才以及龙且的贪功冒进使蒯通乱齐之计化为乌有。司马迁对此评价为“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班固也认为“蒯通一说而丧三俊”。

　　齐国平定之后，韩信又忙不迭派人向刘邦上书说：“齐民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边与楚国相邻，如不设立代理王来统治，局势将不得安宁。我希望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