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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说再见。”他回答说，本能地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在哭鼻子。　
　　“那好，上楼拿你的帽子去。”　
　　他取了帽子，下楼时埃玛已经在门厅等候了，他听见了餐厅后面的书房里有人谈话，便停了下来。他知道沃特金小姐和她姐姐正和朋友谈话。他才9岁，就似乎感到要是他闯进去的话，她们准会替他难过的。　
　　“我想还是应该和沃特金小姐说声再见。”　
　　“你最好去说一声。”埃玛说。　
　　“你先进去告诉他们一下。”他说。　
　　他想充分地利用这次机会。埃玛敲敲门，走了进去。他听到她说：　
　　“菲利普少爷想和你道别，小姐。”　
　　谈话突然停了下来，菲利普一瘸一拐地走进去。亨里厄特·沃特金是个健壮的女人，脸色红润，染了发。当时染发是要引起闲话的。教母改变发色时，他在家里已听到过许多闲话。她和姐姐住在一起。她姐姐已乐于天命，安度晚年了。另外两位来访者是菲利普不认识的太太，她们好奇地打量着他。　
　　“我可怜的孩子。”沃特金小姐说道，张开了双臂。　
　　她呜呜地哭开了。菲利普现在懂得为什么她没有进去吃午饭，为什么她穿一身黑衣服，泣不成声。　
　　“我得回家了。”菲利普终于说道。　
　　他从沃特金小姐怀里挣脱出来，她又亲了亲他。然后他又去向她姐姐告别。一个陌生太太问可不可以吻他，他郑重其事地点头同意。虽然他哭了，却因自己激起这么大的哀恸而感到高兴。他本想再逗留一会儿以引起更多的同情，然而又觉得她们希望他启程，便推说埃玛正等着他，走出了房间。埃玛已下楼，正和地下室一个朋友谈话，他就在楼梯平台等她，还听到亨里厄特·沃特金说：　
　　“他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想起她的去世，真使我受不了。”　
　　“你本不该去送葬的，亨里厄特，”她姐姐说，“我知道你去了会伤心的。”　
　　接着，一个陌生的太太说：　
　　“可怜的孩子，你想他在世界上孤苦伶仃的，太可怕了，我看到他还跛脚呢。”　
　　“可不是，他有只脚畸形，他母亲对此十分发愁。”　
　　埃玛回来了。他们雇了一辆小马车，埃玛把地址告诉了车夫。　　　　　

Ⅲ
　　　　　他们来到凯里太太去世的那所房子，它坐落在肯辛顿诺了希尔门和海斯特里特大街之间的一条僻静、体面的街上。埃玛把菲利普领进客厅。他伯父正在给已送来花圈的人写感谢信，有个花圈因赶不上出殡，还搁在门厅桌上的一个纸板箱里。　
　　“菲利普少爷来了。”埃玛说。　
　　凯里先生慢慢地站起来和孩子握了握手，然后，想了一下，又弯下腰吻吻孩子的前额。他中等身材，已开始发胖了，长长的头发往后梳，借以盖住头顶秃去的部分。胡子刮得精光，五官端正，可以想象他年轻时是英俊的。他的表链上还挂着一个金十字架。　
　　“现在你要和我住在一起了，菲利普。”凯里先生说，“你愿意吗？”　
　　两年前，菲利普出了水痘后，也曾被送到那儿，但那地方给他留下的记忆，与其说是有伯父和伯母，倒不如说只有一间顶楼和一座大花园。　
　　“愿意。”　
　　“你必须把我和你伯母路易莎看作自己的父母。”　
　　孩子的嘴巴有点打颤。他红着脸，没有回答。　
　　“你亲爱的母亲把你托付给我照料了。”　
　　凯里先生不善辞令，当获悉弟媳临终时，他马上赶来伦敦，一路上不考虑别的，光想假如她的去世迫使他肩负起照顾她儿子的重任的话，将给他的生活带来麻烦。他已年逾半百，结婚也已经30年，但妻子不生育。他不期望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小男孩，说不定还是个吵吵闹闹、粗野无礼的孩子呢。他对这个弟媳从来就不怎么喜欢。　
　　“明天我要领你去布莱克斯特伯尔。”他说。　
　　“和埃玛一道去吗？”　
　　孩子把一只手放进埃玛手里，她紧握住。　
　　“恐怕埃玛得离开你了。”凯里先生说。　
　　“我要埃玛和我一起走。”　
　　菲利普“哇”的一声哭开了，埃玛也忍不住哭了。凯里先生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　
　　“我想，最好让我和菲利普少爷单独待一会儿。”　
　　“好的，先生。”　
　　尽管菲利普抱住她，她还是轻轻地挣脱出来，凯里先生把孩子放到自己的膝上，搂住他。　
　　“别哭，”他说，“你已经不小了，可以不用保姆了，我们得设法送你上学呢。”　
　　“我要埃玛和我一起走。”小孩重复道。　
　　“那太花钱了，菲利普，你父亲没有留下多少钱，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呢。每花一分钱都随便不得。”　
　　凯里先生前天还拜访了家庭律师。菲利普的父亲是个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在医院里担任的各种职务，表明他在医学界颇有地位。因此，当他因血液中毒猝然去世，人们发现他给妻子留下的财产不外乎他的人寿保险金和布鲁顿街的房子所能收到的房租时，大家都感到意外。这是6个月前的事。凯里太太当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又发现自己怀孕，一时不知所措，一有人要租那幢房子就答应了。她把自己的家具堆藏起来，去租了一套牧师认为非常昂贵的带家具的房子达一年之久，心想这样在孩子出世之前事事就顺顺当当了。然而她不善理财持家，开支不能和已改变了的家境相适应，这也花一点，那也花一点，以至如今，所有的开支付清之后，只剩下2000多磅，孩子在独立谋生之前，就靠这笔钱维持生活。现在要把这一切都解释给菲利普听是不可能的，他还在哭泣呢。　
　　“你还是找埃玛去吧。”凯里先生说。他觉得她比任何人都更能抚慰这孩子。　
　　菲利普二话不说，迅速地从伯父的膝上滑下来，但凯里先生又喊住他。　
　　“我们明天必须动身，因为星期六我得准备布道。你得告诉埃玛，今天把你的东西收拾好，你可以把玩具都带走。如果你想要点父母的遗物作纪念，可各带一件，其余的东西都要卖掉。”　
　　菲利普溜出了房间。凯里先生不习惯伏案工作，现在又怀着一肚子怨恨继续写感谢信。桌上的另一边有一叠账单。这些账单使他特别恼火。有一张特别荒唐。凯里太太刚死，埃玛立即向花店订购了大量白花，用来布置停着遗体的房间，这纯属浪费金钱。埃玛太自作主张了。即使不是考虑经济上的拮据，他也要把她解雇。　
　　但菲利普去找她，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哭得非常伤心。埃玛拿温柔的话来安慰他。菲利普刚满月就由她照料，她觉得他几乎是自己的孩子。她答应有空会来看他，说她永远不会忘记他。她告诉他所要去的乡村以及德文郡老家的情况：她父亲在通往埃克塞特的公路上管理一个通行税征收所。猪圈里有好几头猪；还有一头奶牛，这头奶牛刚生下一头小牛犊。听着听着，菲利普竟忘掉了眼泪，想到临近的这趟旅行，渐渐地兴奋起来了。然后，她把他放下来，因为她还有许多事要办。他帮忙她把自己的衣服摆在床上。又听从她的吩咐，到育儿室收集自己的玩具。过了一会儿，他已玩得很高兴了。　
　　最后，他自己玩腻了，又回到寝室去，埃玛正将他的东西装进一只大铁皮箱。这时，他才记起他伯父说过，他可以拿一些父母亲的遗物留念。他告诉埃玛，问她应该挑选什么。　
　　“你最好到会客室去，看看你喜欢什么东西。”　
　　“威廉伯伯在那儿。”　
　　“那没关系，现在那些是你自己的东西了。”　
　　菲利普慢慢走到楼下，发现门正开着，凯里先生已离开房间，菲利普慢慢兜一圈。他们在这所房子的时间太短了，因此这儿没有什么东西使他特别感兴趣。这是陌生人的房间，菲利普看不出有吸引他的东西。但他知道哪些是母亲的遗物，哪些是房东的东西。突然，他眼光落在一个小钟上，他曾听母亲说她喜欢它。他拿着这个钟，闷闷不乐地上楼去。到了母亲寝室的门口，他止步倾听。虽然没有人叫他不能进去，但总觉得进去是不对的。他有点害怕，心“嘣嘣”“嘣嘣”地直跳。同时，某种感情驱使他去扭开门把手。他轻轻地拧动门把，好像生怕里面的人听到似的，他慢慢将门推开。在没有勇气进去之前，他先在门回站了一会儿。他现在不害怕了，但这儿似乎有点陌生，他随手将门关上。百叶窗关着，在一月午后清冷的阳光下，屋里显得很昏暗，凯里太太的梳妆台上放着发刷和手镜。一只小盘里放着发针，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和他父亲的照片。以往母亲不在房间时，他也常在这房间，可现在似乎有点异样，椅子的样子也有些特别。床铺得好好的，像是当晚有人要在那里睡觉似的，枕头上有一只套子，里面还放着一件睡衣。　
　　菲利普打开一个装满衣服的大衣柜，一脚跨进去，张开双臂，尽可能多地抱一抱衣服，将自己的脸埋进这堆衣服中。它们还散发着母亲用过的香水味。然后，他把抽屉统统打开，里面塞满了母亲的东西，他望着这些东西：衬衫中夹有熏衣袋，香气袭人。房间的陌生气氛消失了。他仿佛觉得母亲刚出去散步似的。她马上就会回来，而且会上楼和他一块用茶点。他依稀可以感觉出母亲印在自己嘴唇上的吻。　
　　他再也见不到她了，这是不真实的，这怎么可能呢！他爬上床去，将头靠在枕头上，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　　　　　

Ⅳ　　　　　菲利普和埃玛挥泪告别。但往布莱克斯特伯尔的旅行使他高兴。当他到那儿时，他听话了，兴致也很高。布莱克斯特伯尔离伦敦60英里，把行李交给脚夫之后，凯里先生和菲利普一起步行到教区牧师住宅。他们走不到5分钟就到了。菲利普一下记起了那个门。门是红栅门，上面有5根栅栏，装有活动铰链，可向里向外开关，人吊在栅栏上可以前后摆动，只是不允许这样玩。他们穿过花园走到正门。这扇门只有来了客人或者星期天，或者特殊场合，例如当牧师上伦敦或从伦敦回来时才使用。平时使用边门。同时还有一个后门专供园丁、乞丐及流浪汉出入。这一幢房子相当大，黄砖、红顶，大约25年前以教堂建筑物的风格盖的。正门就像教堂的门廊，客厅的窗子是哥特式的。　
　　凯里太太知道了他们是乘那趟列车来的，在客厅等候，留神开大门的咔嗒声。门一响，她就马上迎出去。　
　　“那是路易莎伯母，”凯里先生看到她时说，“跑过去吻她一下。”　
　　菲利普听话又非常别扭地拖着畸形脚跑过去。他跑了几步，又停下来。凯里太太和丈夫同龄，瘦小身材，脸上布满着很深的皱纹，长着一对淡蓝的眼睛。灰色的头发仍按年轻时的式样梳成一绺绺的小发卷。她穿一身黑衣服，一条金项链是她唯一的装饰，链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她生性羞怯，说话声音柔和。　
　　“你们步行回来，威廉？”她一边吻着丈夫，一边以近乎责备的口吻说。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回答，同时望了侄儿一眼。　
　　“走路不碍事吧，菲利普。”她问孩子。　
　　“我经常走路。”　
　　他对他们的谈话感到有点奇怪，路易莎伯母招呼他进屋，他们进入门厅。厅里铺着红、黄相间的花砖。花砖上交替印有四臂长度相等的十字架图案和耶稣画像。堂皇的楼梯直通门厅。这楼梯是用磨光的松木制成的，有一股特殊的气味。这些松木是给教堂安装新座位时剩下的木料。栏杆上装饰着4个《福音书》的著者的寓意图案。　
　　“我把屋里的炉子生好了，我想你们旅行后会感到冷的。”凯里太太说。　
　　摆在门厅的是个黑色的大火炉，只有当天气很冷、牧师又患感冒时才生炉子。凯里太太感冒是不生炉子的。煤很贵。此外，女仆玛丽·安不喜欢到处都生炉子。要是他们想把所有的炉子都生着了那就得再雇个女仆。冬天，凯里夫妇住在餐室，生一个炉子就够了。　
　　夏天他们也改变不了这一习惯，仍住在餐室。因此，客厅只供凯里先生每星期天下午午睡用。但每星期六他书房得生炉子，以便他写布道。　
　　路易莎领菲利普上楼，让他看一间正面对着车道的小寝室。窗子前面有棵大树。菲利普现在记起来了，这棵树的树枝很低，因此可顺这些树枝爬得很高。　
　　“小孩住小屋，”凯里太太说，“你独个儿睡不害怕吧？”　
　　“不怕。”　
　　他第一次上这儿时是和保姆一道来的，因此凯里太太不用为他操什么心。现在她看着他，心里有些放心不下。　
　　“你自己会洗手吗？要不要我替你洗？”　
　　“我自己会洗。”他坚定地回答。　
　　“好，你下楼用茶点时我要检查你的手。”凯里太太说。　
　　她对照料孩子的事一窍不通，决定送菲利普到布莱克斯特伯尔时，凯里太太对如何照料他想了许多。她急于想尽到自己的责任，现在他来了，她却和他一样地羞怯。她希望他不吵闹，不粗野，因为她丈夫不喜欢这样的孩子。凯里太太找了个借口，把菲利普独自留在楼上，过一会儿，她又来敲门，在门外问他能否自己倒水，才放心地下楼按铃吩咐仆人上茶点。　
　　餐室既宽敞又匀称，两边都有一排窗户，挂着沉重的红色棱纹平布窗帘。中间有张大方桌。另一头有一个显眼的装有镜子的红木餐具架。餐室的一角竖着一架小风琴。壁炉的两旁都摆着两张皮椅，皮面上盖有商标印戳，椅背上都罩有椅套。有扶手的被称为“丈夫椅”，没有扶手的被称为“妻子椅”。凯里太太从未坐在那张扶手椅上。她说她宁愿坐一张不太舒服的椅子，每天总有很多事要做，要是她的椅子也有扶手，坐起来舒服，她担心一时会舍不得离开的。　
　　菲利普进来时，凯里先生正给炉子添煤。他对侄儿说，那两把火钳，其中一把又大，又光又亮，未使用的，称为“牧师”；另一把细得多的、明显地经常用来拨火的称为“副牧师”。　
　　“我们还等什么呢。”凯里先生说。　
　　“我让玛丽·安给你煮个蛋，我想你一路辛苦，一定饿了。”　
　　凯里太太认为从伦敦到布莱克斯特伯尔一路上会很累，她自己很少出门，因为每年只有300磅收入，丈夫想到外地度假时，两个人的费用不够，就他一个人去了。他非常喜欢出席全国基督教大会，通常设法每年到伦敦一次。有一次他曾到巴黎参观展览，还到过瑞士两三次。玛丽·安端来鸡蛋，大家入席就座。　
　　菲利普的椅子太矮了，凯里夫妇一时都不知所措。　
　　“我给他垫几本书。”玛丽·安说。　
　　她从小风琴上取下那本大开本的《圣经》和牧师祷告时经常用的祈祷书，把它们放到菲利普的椅子上。　
　　“嗳呀，威廉，他不能坐在《圣经》上。”凯里太太说，“你不会到书房拿一些书来吗？”　
　　凯里先生对这问题考虑了一会儿。　
　　“我想，就这一回把祈祷书放在下面也没多大关系，玛丽·安，”他说，“英国国教祈祷书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写的，称不上是神圣的作者。”　
　　“这我倒也没想到，威廉。”路易莎伯母说。　
　　菲利普坐在这两本书上。牧师做完祷告，就将鸡蛋的尖头切下来。　
　　“给，”他说，将蛋的尖头交给菲利普，“要是你喜欢的话，就把这块蛋尖吃了。”　
　　菲利普巴不得自己吃一个蛋，但没给他，只好给什么就拿什么。　
　　“我不在家的时候，鸡一直下蛋吗？”牧师问。　
　　“唉，太糟了，每天只有一两只鸡下蛋。”　
　　“鸡蛋的尖头味道怎样，菲利普？”伯父问。　
　　“很好，谢谢你。”　
　　“星期天下午你还可以再吃一块。”　
　　凯里先生星期天用茶点时总要吃个煮蛋，这样在晚礼拜时才更有劲。　　　　　

Ⅴ　　　　　菲利普渐渐地熟悉了伯父家的情况，并且，通过他们平日交谈的片言只语——有些并非有意要说给他听的，他获悉许多关于自己和已故的双亲的情况。菲利普的父亲比布莱克斯布尔的牧师年纪小很多，在圣卢克医院有了显赫的经历之后，他被聘为该院的正式职员，不久便开始有了大笔的进款。他花钱随便。牧师着手修缮教堂向弟弟募捐时，出乎他的意料，接到了好几百磅的捐款。凯里先生省吃俭用惯了，手头也拮据，收到这笔钱他百感交集。他妒忌弟弟，因为他竟能掏出这么多钱；他为教堂有这笔捐款而高兴，却又为弟弟的这种近乎炫耀的慷慨所激怒。接着亨利·凯里和一个年轻漂亮、身无分文的病人结婚，她出身名门，却是个没有近亲的孤儿。婚礼上贵宾良朋云集。牧师到伦敦多次，拜访过她，对她总显得拘谨，甚至有些羞怯；对她惊人的美貌、端庄心怀怨恨。作为一个勤勤恳恳的外科大夫的妻子，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