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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三代-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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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北大荒的家长们做“说客”。
在组织的“关怀和鼓励”下,我爸一时的就慷慨激昂、忘乎所以了,就唾沫星子乱迸、眉飞色舞了,就拿出了当年他参军时的热情澎湃。结果是越讲越激动,越说越离谱,差一点就让台下久违了的“街坊四邻”们给哄下去,要不是军代表拍了桌子,还真就不好收场了。
离开那所学校的时候,我爸显得无精打采,灰头土脸的,旧时的街坊们各个侧目而过,甚至连个寒暄都没有。这时候,唯独三嘚儿和他妈走了过来,这个以前我们很少搭理的“小市民”,依旧是那样的热情过度,那样的礼多不怪。
三嘚儿他妈拉着我爸的手,真诚地说:“他叔呀,听了您的报告后我们才知道,独门独院的,敢情你们家里也是那么困难,这可真不容易。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理解您。得嘞,我这儿有五斤粮票,您先拿着用去!”
她的儿子三 儿则过来拽着我的胳膊说:“小明子啊,那楼房你们要是住不习惯就搬回来吧,咱们还在一条胡同儿里当街坊,你还当司令怎么样?”
那一回我爸彻底地没了“面子”,方才承认三嘚儿家当时的确是没地方住,才舍着脸来求我们,并不是惦记西厢房里的那些破烂玩意儿……
这就是我挥之不去的“胡同情节”。说实在的,我在胡同里遇到的故事太多了,一一忆来自然是不大可能。但无论怎样,哪怕是一盘朴素的炒白菜或一首隔世的老歌,甚至是一个恶俗的绰号儿,都会勾起我对往事的无限回忆,而这往事大多是在胡同里发生的。
我思念我曾经居住过,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的那条老胡同。并以诚惶诚恐的心情,期待着能有人对那些正一步步地走向破败、即将消失了的胡同(或者说是“胡同文化”)做一点临终关怀。
“文革”伊始
1966年在我该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神州大地上席卷了一场风暴。
我的印象中,人们是没完没了地###,没完没了地游行。我当然不明白“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怎么个意思,以为这可能是一个新规定的什么节日,不承想这个“节日”竟延续了十年。有人说是“十年一梦”,这梦魇对我和我们家,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充满了抑郁和焦虑。
取消了“全民少先队”之后,孩子们开始分期分批地争当红小兵,作为红旗一角的红领巾被一个菱形的臂章代替。我所在的小学一会儿停课,叫“停课闹革命”。而后又复课,称“复课闹革命”。总之,没有了以往那“一只乌鸦口渴了”的朗朗读书声,学生们差不多心里都“长了草”。
那段时间,我就经常是赖在我妈她们的机关大院里玩儿,玩儿一些根本不该我这个年龄玩的“游戏”。
每天的下午四五点钟,机关里那些先“###”后“誓师”的人们,就排着队来到食堂的门口,每人从地上的柳条大笸箩里领两个包子或馒头,然后举起红旗或标语向着长安街,向着天安门进发。我就排在这些大人们的后边,也想混俩包子吃,结果每次都是排到了跟前儿,被大师傅给拽了出去,还用他那小棒槌似的手指头弹我的脑奔儿。
摸着生疼的脑门,我就琢磨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那笸箩里菜多肉少的包子吧。
有的时候我们帮助大人们搭建“大字报”专栏,在操场里用杉篙搭架子,钉上草席就往上面刷大字报。那架子搭得里三层外三层,进去容易出来难,真有些像圆明园里的“万花阵”。
孩子们就在这“阵”里边玩儿打仗,可“战事”刚一开始,我就先“挂彩”了,被一根生了锈的铁钉把右手给划出个寸八的口子,深处可以看见小骨头儿。我妈和另一位阿姨架着我就往南礼士路的儿童医院跑,那天正赶上长安街上过“国宾车队”,我妈都要急哭了,好在那时候的警察叔叔特好说话儿,“一路绿灯”的指点着我们奔赴医院。于是,我捧着血淋淋的小手,在长安街边儿上,与当时阿尔巴尼亚的第二号领导人谢胡同志,在特近的距离内打过一个“照面”。
从儿童医院回来后,我的脖子上系着绷带,将受伤的右手吊起来。父亲没再责备我,只是问:“疼吗?”
我说:“不疼!”有点轻伤不下火线的劲头。
这时我姥姥来了,嚷嚷着:“手破了就得去医院缝针?非落疤瘌不可!老年间的土法子不是挺好吗?”说着话她就钻进了我们家那黑糊糊的西厢房,不知道是从哪个青花罐子里抓来了一把“鸡毛灰”,据说还是日本时期留下的,非要往我的伤口上撒,幸好被我妈给挡住了。
派性
接下来好像社会上就开始“分派”了,小派多如牛毛,大派有两个,说起来能吓死人:“天派”和“地派”。不少的家庭一时间被派性给分了“天”、“地”,经常有两口子不是一派的,于是就举家站在当院儿“大辩论”。辩来论去结果是分崩离析,各自归队,“誓死捍卫革命真理”去了。
但凡这个时候,最倒霉的是孩子,不仅忍受着家庭破裂带来的恐惧,还得是爹妈“两派”争夺的对象。我们那条胡同就有这么一家人,分了派以后,爹带着女儿奔了“东方红战斗队”,妈拉着儿子归了“井冈山造反团”,临别的时候两边人还相互指着鼻子骂:“甭他妈臭美,咱们大字报上见!”
忽然有这么一天,我爸我妈的谈话中也带出股“火药味儿”,于是俩人就不再捉迷藏了,干脆亮出“底牌”。哎哟喂!可了不得喽,敢情这公母俩压根儿就不是一派的耶!
听着他们一句紧似一句,一声高过一声地争吵,吓得我不敢再听他们的谈话,竟破天荒地一个人钻进西厢房,并把两只耳朵都给堵了起来。在这幽暗的小屋里,看着那一排深色的家具和凝重的瓷器文玩,我没有害怕,只是一个劲儿地寻思:这回可完了!我们家也是非散不可了。到时候我能跟哪派呢?跟“天派”还是跟“地派”?
去你妈的吧!哪派都不跟,我就跟我们家这“派”!想到这里我咧开嘴哇哇大哭,哭得左邻右舍都能听见,以为我们家要出人命呢。
大人们赶紧来到西厢房,见我蜷曲在一张八仙桌的底下,鼻涕、眼泪、哈喇子滴沥耷拉地流了一身,我爸我妈就暂时的“偃旗息鼓”了。
要不怎么说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我们家那座“政治火山”的岩浆眼看要喷发的时候,一块茅坑里又臭又硬的“花岗石”把这火山口给堵住啦。
您猜怎么着嘿,幸亏我们家的户主是“封建家长制的一言堂”;幸亏不管你有理没理,从来都是我爸他一个人说了算;幸亏我妈当年因为喝豆汁儿在我爸这栽过面儿;幸亏她甘愿一辈子夫唱妇随。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我妈居然就让步了。
前边说过的“八。二五事件”中,我爸被打吐了血,事实上他便以养病为由,暗地里作了“逍遥派”。于是这两口子就不再辩论各自的立场、观点了,我们家的“天地”总算是没被“派性”给分成两边。从里屋到外屋,依旧是我爸的趾高气扬和我妈的唯唯诺诺。
这场景在当时让我看来,就像是有一首歌里唱到的:“哎——真是乐死人儿呀,真是乐死人儿!”
我爱毛主席像章
那个时候人们走在大街,很难简单地从衣着或体态上分辨出一个人的“身份”来。只要放眼望去,衣服统统或蓝或灰,体态也大多中等偏瘦。
可不知是谁率先给大家支了这么个“高招”,几乎所有人的胸前都挂着象征着身份的“搂勾”(Logo)——金光灿灿的、五花八门的毛主席像章。
其中“单边儿”的不如“双边儿”的“横”,个儿小的没有个儿大的“狂”,圆的没有方的“范儿”。要是能戴上个有机玻璃做成的“荧光像章”,那一准儿得是个单位里的头头儿才有的殊荣。
“文革”伊始,我还是个三天两头“辍学”的小儿郎,对像章的企盼和追求是不能够言喻的,那邪劲儿不亚于这两年我对清三代官窑瓷器的贪婪。
记得“文革”前,民族文化宫里有一个长年举办的“西藏农奴展”,里边人皮人骨的甚是吓人。“文革”一开始,这展览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阶级斗争展览,被加进去不少令人“炫目”的内容。如把整套的《三国演义》和《红日》等连环画被当成“毒草”批判展出,在玻璃展柜里画着“黑叉子”。另一个展柜里,还有更让人眼儿热的,是那用金黄色的毛主席像章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忠”字。
流连在这些展柜前,我和伙伴们的内心里有着同样的冲动:半夜三更摸进来,把展柜砸了,将这些“小人书”和纪念章都给它偷走!
窃取展览会里的毛主席像章,这事儿也只能是在被窝儿里偷着想想罢了,而真正天上掉馅饼,让我第一次得到毛主席像章,是我妈带着我参加了一次“时髦”的婚礼。
那婚礼是在单位的礼堂里举行,来了不少的宾客,没有人送床单被罩、暖壶茶碗之类的礼物,倒是送了几十枚五光十色的毛主席像章,真是“照到哪里哪里亮”!
在欢快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婚礼开始了,“军代表”大声地讲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后郑重地将最精致、最耀眼的像章分别给两位新人戴满了胸前,新郎新娘向墙上的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转过身来,向同志们三鞠躬。鞠完了躬,就把胸脯子挺得老高,那意思是让站在最后一排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我胸前的像章所发出的“万丈光芒”!
现在回忆起来,他们当时的那份尊容,真有点像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二战老兵,把一生的信念和炫耀都溶汇到了胸前的“纪念章”里。
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婚礼结束了。我们这些幸运的小孩儿,除了每个人的嘴里含着一块硬邦邦、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化掉的水果糖之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枚小小的纪念章。别看它是个“单边儿”的,在当时来讲是最“够不上档次”的,但是属于我自己的,因此对我来说,它称得上是弥足珍贵!
欲壑难平——这大概是一些人的本性,我即如此。有了这枚小纪念章,我就想着要有大号的纪念章,有了一个就想着有五个、十个……我认为受这种欲望“折磨”的人一定是不在少数,要不然在当时的西单路口儿,怎么就形成了个人们偷偷交换纪念章的“Corner”了呢?
这里人头攒动,比肩接踵。不管天儿有多热,大家都是穿两件褂子,内衣上别满了像章,外衣起保护作用,以防被抢。有点像现在的邮市或者潘家园的某一个角落。在当时的绝对计划经济中,偏在领袖的形象上,少许露出了一点“市场”的端倪。
后来像章的制作规模越来越庞大,品种不厌其繁,制作不厌其精,个头不厌其大,数量不厌其丰。我就曾见到过跟盘子大小差不多的毛主席像章,想必那不是为了别在人身上的。
几十年后,某湘籍大贾在京城一新开张的湖南餐馆设宴,邀我“品尝”一下这“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新生事物。席间有漂亮的女服务生为我们隆重介绍一道“佳肴”,展开瞧来,竟是一碟子黄灿灿、金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然后每人的酒杯前都被摆上了一枚。同桌有人为此勃然大怒,色厉内荏地嚷嚷道:“太不像话啦!太不严肃啦!把你们的老板给我叫过来。——哎,哥们儿您这是K金的吗?”
在这个时候,不知怎么着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并回忆起在当年老宅的西厢房里,曾保存过一小皮箱子的像章,只是搬家的时候连同那些搬不走的旧家具一起,都留给“继往开来”的新住户了。
二饼成了“特嫌”
在像章那些光怪陆离的记忆之外,我好像还曾经参与过另一次关于领袖像的“虚幻体验”。
突然的有一天,胡同里家家户户都争先恐后地跑出去买毛主席像,新华书店的门前就又排起了“长龙”。其实家里边该挂的地方都挂上了,干吗还要半夜起来排队抢购呢?这里边可就有了说辞。也不知道是谁先“发现”了个“秘密”,说把这种最新印刷的毛主席像卷起来,贴在耳朵上,您就能够听到“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声,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瞬间掀起了抢购的风潮。
您就瞧吧,满大街的人都把新买到的主席像卷起来当“听筒儿”,一个个歪着脑袋,聚精会神。突然就一蹦老高地、激动万分地大叫:“我听见啦!我听见啦!——毛主席万岁!”
这事儿可不是天方夜谭,可不是瞎讲故事耶!那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就“听见”过,而且“听”得是热泪盈眶。当我把那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印刷品卷起来,小心翼翼地贴在耳畔,顺着耳鼓里一阵阵“嗡嗡”的似天籁之声,使劲儿地、再使劲儿地听下去,真就听见了好像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发出的欢呼声,于是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了。
几天之后,忘记是在个什么场合,看见二饼正给一群人讲解“声学原理”,他认真地告诉大家:您听到的“毛主席万岁”声,这不过是“声音”在我们脑海里产生的“虚幻”,不信您拿任何的东西卷起来听,都能听见您想要听到的“声音”。说着话他就用报纸、杂志卷起来让人听,嘿!还真就像他所讲的那样,连骂人的话儿只要您想听都能听得出来,心里头“想”什么听筒里就给您“说”什么呗!于是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暗自就说了:嗨!咱们整个不就是一群二百五吗?
不久之后,“会喊万岁”的画像风潮就过去了,但却给二饼招来了塌天之祸,这个华侨出身的“四眼儿大花猫”,一定是脑子里进水了,本来您的成分就不好,吃饱了撑的没事儿给人瞎讲哪门子“声学”呀,这回踏实了吧?造反派说你“别有用心”。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背上了一个极端腻歪人的罪名:“特嫌”(特务嫌疑)!
“特甜”的事儿一般人肯定是够不着的,摊上那“特酸”或“特辣”的事儿也还能凑合撑着,最怕的就是“特咸(嫌)”。每次二饼挨完了批斗以后,就唉声叹气、嘀嘀咕咕:“唉!特嫌呀特嫌!还不如他妈直接给我打成特务呢!抓起来也好,枪毙了也罢,它好歹是一锤子买卖。现在你们给我来了个‘小孩儿花钱——零揪儿’。”
二饼被看管起来了,除了参加大小批斗会之外,还每天都要在我们这条胡同里扫街。到了钟点,他先得到各家各户给人家扫“门道”,这事发生在建平死后的第二年,所以一看见二饼我就想起了他侄子建平。因此,凡是二饼敲我们家的门要给我们扫门道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喊:“扫过啦!”二饼也大声说:“得嘞,明儿个你们可得留着让我扫!”然后朝我憨憨地微笑。在他身后的不远处,溜达着一位提着条“武装带”的红卫兵。
我说过的,在我们这条胡同里,也有一些坏小子,我挺相信有这么一句老话儿,叫“胎里坏”。这伙人偏偏要在太阳落山以后的黄昏时分,把二饼叫出来,逼着他给他们扫门道。这时候胡同里的路灯尚未点亮,那门道里便是漆黑一片,二饼被人驱赶着,手里拿着个破扫帚疙瘩,一下一下地在地上划拉,为了能看清楚点儿,他的脸都快贴着地了。有人在他刚扫干净的地上又扔了个烟头,就骂道:“嘿——嘿!你他妈糊弄事儿是不是?”照例就又有个红卫兵走过来了,二饼赶紧嗫嚅地说:“您瞧,我怎么就没看见呢,我给您再扫一遍。”然后就又扫了一遍,末了,还得用手把那烟头捡起来。
我看着二饼那虾米似的身材,在影影绰绰的灯影里前后晃动,心里边好不是滋味,他那嗫嚅的声音和笨拙的身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晚上回来一闭上眼睛就是“这出儿”,于是就又想起了建平,就不住地要哭,就怎么着也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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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愧疚
“二饼事件”把这条胡同里的人吓坏了,我父亲出来进去表面上平静,但内心里却翻江倒海,战战兢兢,生怕哪天二饼会突然站出来“揭发”他点什么,譬如我们家那西厢房里“曾经的秘密”。
于是,凡是能表现自己是“革命左派”的地方他全都“表现”出来了,比如带大号的主席像章、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连排队买烟的时候都掏出“红宝书”,一个劲儿的如饥似渴,对二饼其人更是“退避三舍”……
接下来有那么几天,我爸就眉头紧皱,跟我妈嘀嘀咕咕。那结论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别等着让二饼给咱们家揭发个底儿掉,赶紧“表态”吧!于是,他就笔走龙蛇地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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