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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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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把它和选择出版社一并考虑。
我主动找到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因为该社此前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一起，共同翻译出版《拉贝日记》，对此类书籍有着较高的政治热情，我作为该书的历史顾问，参与部分工作，彼此间有着愉快的合作经历。此外，我还得知，该社经济实力雄厚。
果然，闻讯后，该社徐崇文副社长（现为总编辑），立即率领章俊弟博士和负责版权工作的俞惠洵小姐，来馆里与我磋商合作出版事宜。
当我提出东史郎虽然将中文版权授予本馆，但馆方没有任何经济要求，只要能将书保质保量地早日问世，并赠送一些书作资料留存即可。
该社如此轻易地拿到了该书版权，他们没有想到馆方会有如此合作的姿态。尽管如此，该社里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担心书出来后，市场不好销，风险太大，建议最好找个单位包销一部分书籍。还有的认为应像出版中文版《拉贝日记》那样，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申请专项经费，并只印5000册，以降低可能出现的亏损风险。
面对不同的声音，该社社长赵所生、副社长徐崇文没有退缩。他们凭借多年来在出版市场上磨练出的特殊判断力，毅然决定独立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而且全部精装版，不出一本简装版。
说实话，我也为江苏教育出版社捏了一把汗，因为中文版《拉贝日记》出版时，虽然有政府资助，但还是出了部分简装版。况且当时东史郎的名和事虽然已经在媒体上披露，可是东史郎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特别是还有不少中国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他。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随着《东史郎日记》案的二审、三审败诉，以及中国国内声援东史郎活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中文版《东史郎日记》竟然一印再印，共出版了25万册。有人说，一本书可以救活一个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虽然不需要“救活”，但创造了一个奇迹，名利双收。后来，该社曾几次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最多的一次就有1000册，凸现了强社的大气。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7）
江苏教育出版社迅速组织了以杨九诠主任、章俊弟博士为主的编辑力量，聘请了南京大学日语专业的部分教师担任本书的翻译工作，他们的具体分工是：张国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丽影、陈娟，第三卷；王奕红、沈琳，第四卷；范玉荣，第五卷。张国仁教授做了组织工作。另外，曹莉、魏晓阳老师也翻译了部分内容。
分工是明确的，但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他们在该社招待所摆开了“战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挑灯夜战，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一丝不苟地翻译着。由于《东史郎日记》是老式日语，很多词汇与现代日语有差别，他们就集体讨论，攻克一个个难关，不放过一个哪怕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我也应邀加入了该社编撰《东史郎日记》的行列，以历史顾问的名义开展工作。我非常乐意参加这一有意义的事，但馆里的工作缠身，难以天天置身其中，只能“两头跑跑”，好在距离不远，也很方便。
为了对东史郎负责，对《东史郎日记》负责，对担任的历史顾问角色负责，我还是安排了当时已经退休，但留在馆里帮助整理资料的原副馆长段月萍女士，专门坐阵江苏教育出版社指导，帮助处理在翻译中有可能遇到的历史问题。
在翻译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不少问题。
首先遇到的是《东史郎日记》中记述的地名是否准确的问题。当年东史郎在侵华战争中，跑了很多地方，在战场上时间紧迫，来不及将地名反复核对清楚。他又不会汉语，只能按日语平假名中的汉字来书写地名。加上事隔近60年，很多地名已经改动或消失，连地图上都找不到。
面对这道不大但也不小的难题，怎么办呢？
对历史研究有经验的段月萍副研究员，跑到南京市地名办公室，借来《地名录》等资料，又找来河北、天津、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徐州、武汉等地的新老地图，反复作分析比较，为东史郎把关，对读者负责，弄清一个个地名。例如，东史郎在日记中写到在河北的子牙河参加过战斗，但在现使用的河北省地图中，已找不到子牙河，但在当年的老地图中，清楚地标有子牙河，证明东史郎在日记中的记叙是准确的。
还有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东史郎在其日记中大量使用了歧视性、甚至是污辱性的语言，譬如“###”、“###人”、“蠢猪”等。
如何处理这些带有军国主义烙印的记述？是删除？还是加注释？还是用其他文字来代替？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
经过反复的研究、斟酌，决定完全尊重东史郎原作，保持原貌，不作任何改动、修饰和注释，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东史郎。因为战时的东史郎，接受的是军国主义的教育，其毒害程度是很深的，表现在他的言行之中。这种真实的魔鬼形象，是历史的真实，用不着去处理。但需要在出版前言中对读者有所交待。
谁来写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出版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考虑到我对南京大屠杀史和东史郎本人、《东史郎日记》内容均比较熟悉，执意要我去写，难以推托，只得欣然从命，写下了六千多字，作为《东史郎日记》出版前言，⑨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江苏教育出版社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决定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主要鉴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
近年来，虽然国内公开出版了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书籍，比如，从受害证人角度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照片集》、《南京大屠杀档案集》等；从第三国证人角度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拉贝日记》、《外籍人士证言集》等，但专门从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书籍，除散见于一些书籍中的原日军官兵的阵中日记外，目前还没有一本较为完整的中文版史料书籍，《东史郎日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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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8）
二、是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完整的《东史郎日记》的需要。
鉴于日文版《东史郎日记》是个节选本，字数约为20万字，而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则是采取直译全文的方式，试图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最为完整的《东史郎日记》，使人们除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外，还能够了解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和中原地区的侵略和屠杀暴行。
三、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
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国内总有一部分人，一直对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侵略中国战争的史实，采取遮遮掩掩，不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发展到企图否定和抹杀历史的地步。作为亲自经历那场战争的东史郎，从加害者的心理和角度撰写的日记公开出版，既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又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批驳。
四、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有力声援。
1998年12月25日，86岁高龄的东史郎，为了正义和维护历史事实，毅然向日本最高法院再次提起上诉。《东史郎日记》案是一起为期6年至今仍没有结束的诉讼；是一桩涉及六十多年前历史而又未能按历史真实审理的并非普通的民事诉讼；也是人类的良知、正义与坚持反动历史观的邪恶势力之间的一场持久的较量。《东史郎日记》的出版与发行，既是为关注和支持东史郎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肯定和支持。
当然，由于当年的东史郎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其日记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是带有军国主义思想色彩的，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阅读这本书。
就这样，经过一年时间的不懈努力，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在大家的鼎力合作和努力下，得以迅速成书，而且印刷漂亮，装祯精美，堪称精品。就连一向挑剔的日本友人看后也啧啧称赞，评价说不输日本的印刷品。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知道这本书，我们与江苏教育出版社商定，共同策划一个中文版《东史郎日记》首发式，地点就定在南京新街口的金陵饭店。
新街口是南京的商业文化中心。这里有新街口百货商店、中央商场、金鹰百货、华联商厦、友谊商厦、金陵百货、大洋百货、商贸大厦、东方商城等十多家大型商场，其商场密度和商业竞争强度，在国内榜上有名；这里有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工商银行南京分行、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其密集程度在江苏省内首屈一指；这里有新华社江苏分社、新华日报社、扬子晚报社、南京晨报社、现代快报社等多家媒体，其影响力也属江苏省内一流；这里还有江苏省和南京市最大的新华书店，等等。
金陵饭店位于南京新街口的闹市区，新街口中心广场的西北角。它曾经以37层楼的高度，独创南京城建筑群高度之最，也曾以南京市第一座五星级大酒店，独领风骚于南京城众多的宾馆行业之上。时至今日，虽然它的楼层高度和硬件设施被后来者一再超越，但软件服务水准仍堪称南京城宾馆酒店业的“大哥大”，在这里下榻和举办活动，象征着品牌、地位和实力。
在这样好的饭店为一本外国人的译著举办首发式，其高规格的目的，除了表明对东史郎正义行动的支持外，还想引起社会上更多的人的关注。
按照分工，由我们负责邀请东史郎等日本友人，来宁参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首发式。
听说南京将邀请东史郎再次来中国，中央电视台由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组主动与我们联系，想来南京做一档有关东史郎诉讼的节目。后来，由于出席首发式的江苏省原副省长金忠青工作安排不开的缘故，原定的首发式时间推迟一天进行，我们同意东史郎一行先去北京录取节目，然后再来南京。结果，这档节目不仅做了，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9年4月11日，东史郎先生又来到了南京。⑩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9）
尽管他比前几次来中国时黑了，瘦了，苍老憔悴了，但这位87岁老人眼中透射出的目光却如以前一样坚定，话语如以往一般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1999年4月12日下午，在时任江苏省副省长金忠青、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王湛及各界人士出席的“《东史郎日记》中文版首发式暨赠书新闻发布会”上，金忠青这样说，东史郎先生能够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勇敢地站出来对侵略战争反省，并无情地揭露日军当年的战争行径，他的正义行为和勇气使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金忠青表示：江苏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东史郎先生一边，支持东史郎维护和平、捍卫真理的正义之举。
金副省长的讲话，使我想起了约翰·保罗·莱德里奇的一段话。他说，和解是真相、仁慈（宽恕）、正义、和平这四方面相结合的过程：“真相渴望罪恶能够昭然若揭，痛苦和磨难得到同情和确认。但真相又与宽恕相伴，摆脱过去和重新开始，这是必须接受的观点。正义是对个人和团体利益、社会重建和补偿的探求，但又与和平相连，和平强调的是相互依存、健康欢乐与平安幸福。”
东史郎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国人拉贝的日记是救助难民的爱的日记，我东史郎的日记是制造难民的加害的日记。加害的历史将永远抹不掉。我想通过在中国发行这本书，还历史的真相。”
那天，东史郎先生特别高兴。在会前，与我一起掐指计算，迄今为止，他已经7次来中国。其中，有2次是作为加害者来的，其余5次是作为谢罪人来的。
第一次是在1937年8月至1939年9月，他先后参与了侵占天津、石家庄、大连、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彰德、台儿庄、徐州、开封、合肥、六安、霍山、汉阳等地，曾亲手杀过3个中国人。后因生病复员回国。
第二次是从1944年3月至1946年1月，先后参与侵占青岛、镇江、金坛、阜宁、慈溪、宁波等地，于1945年8月在宁波投降。5个月后，他从上海回日本。
第三次是在1987年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50周年之际，他战后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他诚挚地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谢罪，请求上帝宽恕。
第四次是在1994年8月，他与日本历史学家调查团一起访问南京，去了中山码头、东郊丛葬地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址，向遇难者祈祷谢罪。
第五次是在1997年8月，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60周年之际，他应邀来南京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他带着唯一的儿子东隆史一道来南京。会上，他以战争当事人和加害者的经历，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证。
第六次是在1998年3月，和他的律师团一起来南京调查取证，也去了汤山手榴弹试验现场。他为南京人民对他的支持所感动，亲手将他珍藏六十多年的五本日记、军旗、勋章等11件物品，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该馆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
这次是他第七次来中国，带着三女儿长岛和子来南京，主要是为参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发行仪式。当然，也是他再次直接向中国人民谢罪而来的。
谈起三女儿长岛和子的名子，东史郎说：“为她取和子之名，就是寄希望和平的意思。”
年逾87岁的东史郎先生，思路依然敏捷，说话条理清晰。言谈举止中，始终流露出对往事的悔恨，向中国人民忏悔之情溢于言表 。
新书首发式非常成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记者黄海波，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等全国几十家媒体，均派记者到现场报道，我也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等人第三次合作，写下了并于1999年4月13日，在该报第一版刊登了对东史郎的长篇报道，其中描写《东史郎日记》编辑出版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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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10）
1999年4月12日下午2点30分，金陵饭店。
一本本封面色彩淡雅，图案攫人目光的书静静地置放于桌上，这便是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这是世界首版最为完整的《东史郎日记》，全文37万字，由曾经出版过《拉贝日记》的全国优秀出版单位——江苏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
东史郎是去年3月将他珍藏六十多年的战时日记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中文版。
1998年4月份，纪念馆就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密切接触，拟定了出版合同。之后，出版社为了以最快速度将这本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日记出版，组织了最精良的编校队伍，采用“边译边审边编边校”的方法，几条“流水线”齐头并进，社长、分管总编、责任编辑打破常规全面介入整个工作。翻译组人员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对每一个字、词、句的翻译都力求准确无误，绝不搞“猜译”。他们常常工作到第二天凌晨。
远在日本的山内小夜子女士为东史郎日记的中文版早日面世，不厌其烦地多次来电来函、帮助解决出版社编审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获悉快完工后，东史郎专门为中文版撰写了近4000字的序言，并附上了有关图表。
……
《东史郎日记》中文版的出版，与已经出版的《拉贝日记》形成了呼应之势。《拉贝日记》侧重于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而《东史郎日记》则是作者从军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叙写，更具体、更真切，也更有可读性；《拉贝日记》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东史郎日记》的内容更为广泛，人们从中不仅能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还能够了解到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中原的侵略和屠杀暴行；《拉贝日记》是从第三者的角度介入的，而《东史郎日记》则是战争加害者的直接陈述。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不断叫嚣，企图否认侵华战争的事实，说什么日本方面战争参与者的可供资料“零散”、“数量很少”，全本《东史郎日记》的出版正是对这种无耻言论的有力回击。
4月16日上午，江苏有线电视台《地球村》栏目，为录制东史郎谈《东史郎日记》，邀请东史郎和我作为嘉宾进入演播室。其间，主持人徐光问东史郎先生：“今天到演播室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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