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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北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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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内生产总值的65%。”
  陈曦亮又说:“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近期受水目标112个,包括7个设区市、18个县级市、70个县城、11个省级重点工业区、4个市级重点工业区,2个农场。远期增加4个电厂,受水目标达116个。配套工程共布设大型输水干渠5条,包括邢沧干渠、石津干渠、沙河干渠、廊坊干渠和天津干渠,分干渠及管道工程99条。河北4000多万人将通过这些干渠、分干渠和管道喝到南来的汉江水。”
  听着陈处长的介绍,我看到墙上挂着的“河北省南水北调供水目标直线示意图”,示意图上鲜亮的红蓝直线网状般铺设着,顺着红蓝直线我看到那么多我熟悉的城市: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廊坊,还有我曾到过的一些边远县城:广平、磁县、邱县、广宗、赵县、武邑、泊头、南大港、正定、藁城、定州、任丘、安新、文安、霸州、易县、涞水、涿州……等等,我内心不由涌出一种强烈的感慨,我真想一一告诉那里的朋友,你们就要喝到来自我故乡的、曾经孕育了我生命的水了!
  临别时,陈处长说:“南水北调是举世瞩目的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是我们国家、河北省和受水区各市县的一件大事,办好这件大事需要自上而下共同努力。我们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相信,有中央、国务院和河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各级、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定能把这件大事办好,一定能把南水北调建设成为像万里长城、隋朝大运河那样彪炳史册的宏伟世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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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
也许,读者从“卷一”中发现,我用很长的篇幅对人类尤其是北中国某些省市发生的“水资源危机”在做一种揭示,做得很辛苦也很郑重。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我现在进入的写作主题离我们习惯的关注方式有间距,我们对大自然中的事情太漫不经心了!我们太忽略与我们生命为一体的“水”了!我们也太容易轻视与己无关的他人劳动了。
  我曾在我的一部书中写道:我是一个看重“价值意义”的劳动者,对于意义的追寻和理解总是困扰着我。我所要写的和所要做的对于社会、自然、历史、他人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断诘问自己的同时就有了一种担心,那就是如果没有某种程度对于我现在的写作意义的解释和阐发,我就无法和我的读者沟通,我们之间的交流纽带就随之碎裂。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决定了理解和相互理解,包括对于世界,对于历史、文化和人的理解。而理解的传导应该是对意义信息的有效释义。这便是我为什么要把当今人类面临的水困境尽可能多地进行着量化或非量化地叙述,我知道,我在企望寻求一种叙事的“微言大义”,我更企望在这种寻求中把我后面要叙述的鄂西北人与汉水、汉水与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与南水北调之间发生的事情,赋予一种意义的光辉。也许,我又一次落入康德批判哲学的陷阱,那就是在提出关于事物本质问题之前,首先要考察我们认识的能力和知识的客观性。
  在中国的版图上,丹江口何时变得如此光辉耀眼?中国85万多座水库,丹江口水库何时变得如此举足轻重?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800米处。这项工程始于1958年,1973年建成,这是汉江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利工程。事实上,当年丹江口水库的兴建与南水北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58年,在成都政治局会议上,中央作出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决定。当时设想,从汉江丹江口向华北引水,设计丹江口大坝蓄水位170米,周总理在兴建丹江口枢纽的批示中也指出:“丹江口枢纽近期以防洪、发电、航运为主,但不排斥远景引汉济淮济黄。”然而,枢纽建设期间,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紧张,参与设计的苏联专家撤走。继续实施南水北调,已为当时国力所不能承受,迫不得已,只有修改最初设计,先建一期工程,将大坝蓄水位由170米降到157米,待以后国力允许时,再复建至170米。
  丹江口水库现在的库容为1745亿立方米,大约相当于6个官厅水库或9个潘家口水库的库容,这是30多年后修建三峡水库之前,中国最大的水库。7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比北京城区未来规划的面积还要大100多平方公里。真是“碧波万顷天际蓝”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是把丹江口大坝加高到1766米,相应库容增加到2905亿立方米,基本拦蓄年度内汉水全部来水量。届时水面由现在的700多平方公里增大至1000多平方公里!
  中线一期工程于2010年通水,届时每年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供水95亿立方米,2030年将供水140亿立方米。
  丹江口水库初期的修建淹没了湖北省郧阳地区(即现在的十堰市)和河南南阳地区的三个县,共动迁移民383万多人,其中湖北郧阳地区的郧县、均县(今丹江口市)近232万人,河南南阳地区淅川县近151万人,38万移民是当时世界移民之最。
  三个千年古城全部沉入江底,从1958年至1987年,湖北郧阳和河南淅川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艰难而疲惫的建库和移民过程之中。中国人都知道这20年是怎样一个时期!狂热的“大跃进”、啼笑皆非的全民“大炼钢铁”、几千万人在饥馑中毙命的“三年困难”、使中华民族几近崩溃的长达十年的“文革”,这样一个时期的38万人(库区县统计为48万!)在“共产风”、“浮夸风”、“极度的饥饿”、疯狂的“打砸抢”和“极左的淫威”中,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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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2)
他们扶老携幼、一步一回头地含泪离开故乡,他们号啕着、眼睁睁地看着倒流的江水吞没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汉水、丹水两岸60多万亩肥田沃地瞬间被水葬在江底,他们遮风蔽雨的房屋在一片“命令声”、“喝斥声”中被拆除,人均只有一二百元的移民经费使他们在荒山野岭、沼泽苇地里度过了几十年“刀耕火种”的日子……
  在丹江口水库已经开始加高、最终完成它的使命——向北中国调水,1亿人将受惠于它的恩典之时,无论是北方受水区还是南方供水区,我们都不能忘记库区38万人民曾经的苦难,不能忘记他们亦血亦泪的牺牲和奉献,不能忘记中国特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史上那段如歌如泣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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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阳:苦难而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1)
  一尊八吨陨石的隐喻与象征
  郧阳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父辈们凛然站立而又最终苦难倒下的地方。现在,人们打开地图已经找不到它的座标,它已被一个小小的、鲜红的圆圈和两个不能产生任何诗意和想象的汉字“十堰”代替。这是1994年全国实行地市合并之后发生的事情。我曾数次向当地的行政长官提问:为什么当初不把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的“郧阳”名称保留下来,而取一个30多年前还是一个乡村小镇的名字“十堰”?回答是模糊的、无奈的、惋惜的。模糊、无奈和惋惜,如同当年把我少女时代求学的城市——古老的湖北襄阳改成了“襄樊市”一样……
  为了书写叙述的方便,请允许我在写到1994年地市合并以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情时,依然以“郧阳”相称。
  数年前,一位天津的文学朋友在编辑完我的一本散文集后给我来信说:“梅洁,我很羡慕你有故乡,你把那么多美丽的文字和思念都留给了你的故乡,这是你的富有。我自小天津生天津长,长大了上大 学在天津,大学毕业了工作又在天津。一生不可能再离别天津使我失去了天津。故乡作为一种意识和思念我不再拥有,仅此,比起你来我觉得我很可怜……”
  读了这封信我思忖了许久也感伤了许久,原来“置身异乡”才使人拥有了永远的回归!原来离别才使“乡愁”成为纠缠我们一生一世的情结!
  1960年为躲避因父亲已被划为右派、我恐惧自己要被解除学籍的政治灾难而出逃般离开故乡,从郧阳到襄阳,从襄阳到北京,从北京到塞外大漠,在我越走越远的路上,“乡愁”便成为我前行中再也无法拆迁的房屋。我因离别而失去了故乡,我又因离别而永远拥有了故乡……
  1967年,即在我离别故乡7年后,汉江截流、丹江水库大坝开始蓄水发电,老家在滚滚江水的倒流中“沉没”了。7年里,我已从一位少女长成为一个青年,在汹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当我三千里迢迢从北京我就读的大学里“偷跑”回去寻找流放在鄂西北深山里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时,我是站在当年我离别时的江岸边哭了很久的,我既找不到通往父母栖息地的那条山路,也找不到那座诞生了我的老城,老城已“水葬”在江底。
  走在老家的屐履印痕越是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它越是无情地被江水冲得越来越远。日后的几十年里,无论我在北方的穷乡抑或是闹市,无论我是莘莘学子还是已做了殷殷母亲,无论是走在旅途还是在某地定居,人们一听我的口音便问:“你老家是哪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湖北郧阳。”我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在所有场合出现的“作者简介”一栏里,我无一例外地在籍贯处填写着“湖北郧阳”。“湖北”人们都知道,“郧阳”在哪里?应该说这个既具体又飘渺、既清晰又模糊、既心寒又温暖的“郧阳”,在我心灵深处的定格早就是那座已经沉没在江底的城市!
  我想,作为游子,对这座城市的寻找将成为我一生一世的情结!
  2000年9月,故乡的一所师范学校创办“少年作家班”,青年诗人海默邀请中国作协著名文艺批评家李炳银先生和我前往讲学。当我们漫步在故乡那座近2万平米的城市文化广场上时,耸立在广场四周的高音喇叭,突然传出了激越而苍重的萨克斯音乐《回家》。听着音乐,我的泪水便悄悄滚落下来。后来,我了解到这是郧县城建局长曹立国为我返乡特意安排的。故乡那座古老的府城沉没之后,老家的人大部分搬迁到了高高的秦巴山岭之上。几十年来,老家人为建设这座新家园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无数热血汉子为此而贡献着自己的生命和力量。2万平方米的广场是老家人集资捐款、填平了一个四季长蚊虫的臭水坑而建的。
  20世纪末,城市广场建成后,曹立国从著名哲人杨献珍的故乡郧县安阳镇运来了一颗亿万年前陨落的8吨重的星宿石,这颗星宿曾是一代又一代郧阳人心仪的神石,为寻找这颗星宿石,曹立国们在安阳田畴山川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曹立国执意要把我在《山苍苍,水茫茫》一文中有关“郧阳”来历的一段话刻写在这颗星宿上——《山苍苍,水茫茫》是我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发表在1993年2期《十月》杂志的头条,两年后,这个长篇获得“第五届《十月》文学奖”。我在《山苍苍,水茫茫》一文的开篇这样写道——浩翰的宇宙在难以想象的岁月中发展、演变。某一个时刻,混沌苍穹突然发出了一种惊天地的声音。伴随着这声音,苦难的陨落开始了。当一束圣光划破苍穹的黑暗,当悲壮的声响呼啸着自天而降,当这天外造物最终变成一块真实的石头,当石头亿万年守望着一方山水,于是,人们就把这块地方叫做“陨阳”。陨落总是不祥的。兴许为了冥冥中的某种祈盼,兴许为了避免某种苦难,也兴许为了一种命运的寄望,又在某一个时刻,当地的人们就把“陨”字换了偏旁,写成“郧”字。于是,我的故乡“郧阳”就从远古中走来。千百年来,这颗星宿陨落的地方,携带着幸福与苦难,跨越历史,穿越时间。或缄默不语,或深情呼唤,或燃续似火,或冰冷如岩;或忧或虑,或喜或怨……一块天火淬锻的石头,一块真实而艰难的石头,一块圣洁而发着哲学光芒的石头,照耀着鄂西北那一方天地,那一脉江水,也照耀着我。
  

郧阳:苦难而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2)
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我一个人独自望天望云望夜空中的星月,我就望见了我的故乡——郧阳。曹立国们竟然把这么长一段话刻写在那颗8吨重陨石的基座上。看了那石、那字、那景的李炳银先生说:“梅洁,你很荣幸。你老家的人有眼光,有文化底蕴……”他是感慨曹立国们的行为本身。
  2004年5月,中国文联和湖北省文联邀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五省市(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29位艺术家、作家赴调水源头湖北十堰市采风,当采风团一行来到那个偌大的文化广场,看了那陨石、那文字、那雕刻之后,依然是一片慨叹,一片唏嘘……
  来自河北的书法家杜锡瑞先生说:“梅洁,你的‘郧阳说’很美!这说###和这陨石一样永恒。”然而我却想说,我的这种“郧阳说”,只是我置身异乡几十年对故乡刻骨思念后的一种悲怆而诗意的想象,而非史记。故乡人喜爱这段想象的文字,我充满感激。现在,我想说,这种想象来自于1991年——
  1991年,在我离别故乡31年后我重返了郧阳,当我在郧阳的山山岭岭走过之后,当我了解到故乡人民在修丹江口水库、襄渝铁路和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中国人习惯称谓“二汽”)等国家重大工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奉献之后,当我知道在巨大的牺牲奉献后郧阳人所承受的巨大生存艰难和贫困之后,以及了解到他们为改变命运而几十年的抗争和奋斗之后,想象便在那一刻诞生……
    关于中国的“底特律”
  1
  古老的鄂西北,总是与“皇家工程”息息相关——当地人把中国“二汽”、襄渝铁路、丹江口水库和南水北调均与恢弘的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建筑一样视为“皇家工程”。
  在写丹江口水库修建之前我想先说“二汽”。
  “二汽”的建设是鄂西北人接纳的继武当山建筑、丹江口水库之后的第三项“皇家工程”。20世纪60年代,当中央决定将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这一中国工业的龙头企业建在湖北省郧县十堰时(那时,十堰只是郧县的一个乡村小镇),鄂西北人齐刷刷抬起头仰望苍茫夜空,他们在冥冥中预想:巨大的牺牲和奉献之后,他们会迎来命运的转机——那块陨落了亿万年的石头发着哲学之光。
  2
  美国米歇根半岛上的底特律是一座神奇的城市。
  当你从机场驱车去底特律城时,你会一眼看到右侧有一块高大的牌子,它看上去好像汽车的计程器,但仔细瞧上一两秒钟,上面的数字就会啪嗒一声跳下——作家罗伯特·莱西这样写道。原来,那是一个庞大的电子计数器。这个计数器每秒钟变换一次数字,它记录的不是里程,而是底特律汽车的产量。莱西说,在好年头,底特律的汽车日产量为34万辆,年产辆为800万辆,平均每分钟生产236辆汽车。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这些世界性的跨国汽车公司都诞生在底特律。它因而成为全世界的汽车“首都”。德国、日本、英国……任何地方的汽车制造厂家都不像美国这样集中在一个城市——灰白的、烟雾弥漫的底特律城。
  170多年前,饱经风霜的法国人亚里克西斯·德·托克奎维尔登上美洲大陆时,失望地发现这块土地已经非常文明了。这位法国人放弃了纽约和东部城市,为的是寻找美洲大陆上最原始最荒凉的地方。然而,米歇根没有使他失望,那里的土地极其便宜,一个劳工干一天活的收入就可以买一英亩土地。
  使这位饱经风霜的法国人始料不及和永远骄傲的是,他的儿子亨利·福特在1896年试制成功第一辆“四轮车”,从此,“给世界装上了轮子”,最终使美利坚成为装在汽车轮子上的民族。迄今100多年过去,福特公司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公司。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最终使底特律成为米歇根富豪走向广阔世界的港口,成为美国经济的一把尖刀。“看来是魔仗保佑了这个地方。”作家莱西说。
  某一个时候,当中国人称鄂西北十堰为“车城”时,当中国的各类新闻媒介称十堰为“中国的底特律”时,十堰向世人昭示的是什么呢?也许它有一百个、一千个值得骄傲的说词,但我想说的是在二汽厂址选择中所隐喻的郧阳人命运里的禅机——
  

郧阳:苦难而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3)
3
  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一年。这一年年底,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这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在着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时,中国为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提出在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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