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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兴起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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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明帝认为熊无才干或一直不信任熊廷弼吗？不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日沈阳失守，十九日报至京师，朝野震动，帝即传谕内阁，速上应急长策，二十日，大学士刘一燝立上奏疏，极言“熊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驱除，及下九卿科道会议，又皆畏避，不敢异同，而廷弼竟去，今遂有沈阳之事”。又说：“昨辽东按臣张铨遗书长安，谓今日急着，非旧经略熊廷弼不能办此事。”《明熹宗实录》卷八。二十五日，帝命起用旧经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马上差人守催”，令其即来任职。二十六日辽阳失陷消息至京，“京师戒严”，诏令廷臣集议，均无良策。二十九日，帝特遣专使捧敕，往谕熊来京任职，其敕说：
朕惟尔经略辽东一载，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敕下部议，大臣又不为朕剖分，听令回籍，朕寻悔之。今勘奏具明，已有旨起用，适辽阳失陷，堕尔前功，恩尔在事，岂容奴贼猖獗至此。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遘兹外患，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其即日叱驭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特命该部赍敕召谕，如敕奉行。《明熹宗实录》卷八。
此敕高度赞扬了熊廷弼“威慑夷虏”保全危辽的卓越才干和特殊功勋，谴责了言官和兵部乱发议论排挤能臣的过失，责备了自己误听闲言的错误，恳请廷弼出山，为君分忧。这最有力地表明了天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知道熊是保全危辽的能臣，既有才干，又树立了功勋，因而重新起用，特予恩宠。
四月初二，帝又谕部院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扶同何官，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贼，若不严核痛稽，何以惩前警后。”《明熹宗实录》卷九。随即将弹劾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郭巩、阅视辽东的给事中姚宗文等，分别论处。
五月廷弼入朝，六月初一上抗金保辽的三方布置策，主守广宁，出舟师入辽南。初六日，明帝升廷弼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在此之前，辽东先后用了三个经略，即杨镐、熊廷弼、袁应泰，杨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袁都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右侍郎是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是正五品，而此次廷弼升为兵部尚书，官品是正二品，兼右副都御史，官品为四品，皆比过去的经略官品更高、职衔更崇。七月初三，以廷弼将离京赴任，帝从阁臣请，以经略尚书奉命专征，“宜重事权”，“隆礼数”，除专敕外，加赐敕书一道、尚方剑一把，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又特赐大红麒麟服、彩币四。按明制，武官一品二品的官服，是绣的狮子，公、侯才能绣麒麟，这也表明廷弼是蒙受殊宠的。明帝又赐宴廷弼于都城外，命五军都督府及六部、戎政、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饯。《明史》评述此事说，此乃“异数也”，即廷弼受到明帝的特别宠遇和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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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3）
就是过去好与人争喜责经略的科道言官，在辽阳、沈阳失守后，也一致建言立即起用熊廷弼，催其迅速赴任，以救危辽，“外无他策”。天启帝因观看文书，“见科道条议，请敕马上差人催取熊廷弼等来京”，而内阁拟进的谕札，没有“写敕之议”，命阁臣重拟。阁臣遵旨回奏说：“张鹤鸣（拟升为兵部尚书）、熊廷弼，朝议称其才可济变，急需前来，即欲委以兵革之事，推毂加隆，原不为过。”《明熹宗实录》卷八。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熊廷弼曾经受到朝野一致的推崇，明帝把保住河西、抵御后金的重任，寄托在他的身上，给予了他特殊的优遇。
那么，为什么明廷后来重用王化贞冷落熊廷弼呢？明臣和清修《明史》的史官，大都是从门户之见以及廷弼好胜负气，得罪了言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来解释，近人亦多持此议。总观辽东战守全局，看来此论虽不无道理，可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没有抓住关键问题。熊廷弼的失宠和受排挤，王化贞的得势及其独专辽东兵权，根本原因是二人的主张互不相同，而王化贞的意见符合了明廷的愿望。
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任宁前道，分守广宁。辽沈战起，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极力“抚之”，“皆不敢动”。泰昌元年（1620）十一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奉旨往辽，会勘经略熊廷弼功过，天启元年三月初二日，以勘辽完毕，回京上奏辽东情形时，极言化贞得蒙古心，“勿轻改调，以堕抚局”。
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远近震惊”，“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驿，烟火断绝”。闾阳驿在广宁西南，塔山又在闾阳驿之西，这二百多里地区居民都因畏惧金兵侵袭而逃走一空。在这两处东北的广宁，离辽阳更近，威胁更大，更危险，军民更怕，早已是畏敌“俱窜”了。此时广宁仅系孤城，止存老弱残卒一千，甲仗皆无，火器缺乏，时人皆谓广宁必失，“河西必不能保”。而王化贞却招集散亡，得万余人，“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把广宁守住了，把河西十一卫保全了，立下大功。因此，甚得朝野称赞，“时望赫然”，明廷认为王有胆有识，才干超群，倚以为重。四月初三，湖广道监察御史方震儒奏称：“宁前道王化贞甚得西虏之心，宜加佥都御史职衔，令其便宜从事，与薛国用同守河西。”《明熹宗实录》卷九。初五日，谕升辽东巡抚薛国用为经略，升宁前道右参议王化贞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即辽东巡抚）。
王化贞以辽东军民猛烈反抗后金，思与明朝联系，遣都司毛文龙率兵二百二十余人，由海进取镇江（今辽宁丹东县）。毛至朝鲜弥串堡，侦悉后金游击佟养真发兵外掠，城中空虚，与右卫生员王一宁定议，遣千总陈忠夜渡鸭绿江，与镇江原中军陈良策密商，于七月二十日突然进攻，陈良策从中内应，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等“贼党”六十余人，“民皆大悦，羊酒迎劳者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者络绎不绝”。汤站堡、险山堡兵民闻风起义，捕捉后金守将，交与文龙，后皆押送北京，斩首示众。辽南四卫群情振奋，“南卫震动”。八月初，捷音至京，“举朝大喜”。
大学士刘一燝等立即上奏说：“屡败之余，有此奇捷，皆繇国家德泽深厚，人心原不忍背”，应立即调兵往援，帝从其议。
总理户、兵、工三部军需的左侍郎王在晋，紧接着就此事上奏说：
迩闻辽东抚臣王化贞，密委都司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请立即发兵往援。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五。
天启皇帝亦对此战给予了极高评价，于八月初七、初八，两次降谕兵部说：“朕览文书，见辽东巡抚王化贞本内称，毛文龙收复镇江，……克著奇捷，朕心忻慰，有功人员，着即与查明优叙。”接着又谕兵部说：“镇江奇捷，辽左恢复有机。”三道谕旨，皆责兵部传令经略、巡抚及有关官将，立即发兵发银运粮运甲仗兵器，前往接应毛文龙。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五。
毛文龙于八月初七日升副总兵，随即晋总兵，后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
镇江之捷，为王化贞增添了莫大光辉，朝野一致认为，他建立了又一特大功勋，是保全危辽抵御后金的卓越人才。王化贞有了守广宁、取镇江这两大功勋，固然为他独专兵权总管广宁军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仅此还不能排挤掉熊廷弼实现这一目的。因为，举朝公认熊、王皆是有功之人，皆是有为之士。熊立功于前，扭转了萨尔浒之战，开原、铁岭失守以后的危局，保全了辽阳、沈阳及辽河以东辽阔领地；王立功于后，坚守广宁孤城，保住了河西十一卫。论功勋，彼此不相上下，皆系树立特大功勋的功臣，论才干，论胆略，二人亦难分高低，都曾经是藐视强敌，敢挑重任，力挽狂澜，为他人所不敢为的勇士，都曾显示了个人的卓越才干。正因为这样，所以熊廷弼从一个放归林下的闲员，初以原官兵部右侍郎起用，继即超升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蒙受殊遇，王化贞由从四品的左参议、宁前道，擢任辽东巡抚，在辽、沈失守以后的三四个月内，明廷对二人是同样优遇的。后来之所以发生了重王轻熊、专任王化贞的重大变化，主要在于二人用兵的方针，互不相同，王的主张适应了明廷的需要，符合了它的愿望，因而赢得了明廷的信任。
第二节 西征广宁（4）
其实，被明廷夸奖的王化贞，并没有什么才干，他之所以能够立功，纯出偶然，得之于侥幸。广宁之能存在，并非王力御强敌的结果，而是努尔哈赤按兵不动，没有立即西征，广宁才未失守。毛文龙的镇江之捷，亦出于金兵不备，而且努尔哈赤立即派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领兵前往，平定了镇江的起义，对南四卫进行了血腥屠杀，迫使毛文龙逃往朝鲜。王化贞既不谙兵法，又刚愎自用，轻敌自傲，且不问军务，“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只知胡写乱说，“务为大言罔中朝”，骗取朝廷信任。
王化贞主战，主速战，极言可以不用多少兵马钱粮，就可迅速获胜，收复辽河以东十四卫。他为用以制敌之策所列举的论据主要有三项。一为用西虏，以西虏制东夷，即用蒙古打后金。早在天启元年三月辽沈失陷前夕，身任辽东宁前道的王化贞就上奏说：“奴氛益恶，辽势将墟，亟救燃眉，惟有用虏一着。……请发帑金百万”，宣谕蒙古诸部，有能讨金者，赐金银，有能灭金者，“有其地仍比顺义王例，岁赏若干”。如此，则蒙古各部“未有不争赴者”，“奴不敢复深入矣”。《明熹宗实录》卷八。五月二十四日，兵部从巡抚王化贞之请，发银一百万两于广宁，以抚赏蒙古招其抗金。九月，王化贞又上揭兵部说：“虎墩兔汗调兵四十万，助攻奴酋，先遣夷使伯言顾哈等报知，随后齐到”，请发帑金三十万，作赏功之用。这个虎墩兔汗，就是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王化贞的用西虏制东夷主张，是明万历后期的一贯方针，根据有三，一是蒙古、女真一向不和，建州兴起，蒙古不服，欲图诛剿，压其威势。二是蒙古善于骑射，兵力强大，素为明朝所畏，用以抗金，可收其效。三是蒙古各部贪明市赏，断市停赏，蒙古不堪其苦，重金抚赏，蒙古将恋财而为明用。万历末年以后局势，确实如此。一些蒙古部落与明相联，共抗后金，尤其是察哈尔部林丹汗，更是一贯与努尔哈赤为敌，蔑视新兴的建州。
天命四年（1619）十月，林丹汗遣使入建州，致书努尔哈赤说：
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青吉思汗谕： 致问水滨三万诸申之主恭敬英明汗平安无恙否？明国与我二国昔为仇敌。吾闻自午年至未年，明国为尔骚扰。今此未年之夏，吾曾亲至广宁，降服其城，收取贡赋。今尔出兵广宁，吾将威制于尔。吾二人素未开战，若吾所服之国为尔所取，则吾名安在？如若不听我此言，则吾二人之是非，天将鉴之！先前我等互相遣使往来，后以尔使捏告吾太骄傲，因而断交。如以吾言为是，尔可遣使前来。《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三。
此信用词之粗野，口气之狂妄，对建州的轻视和威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激怒了后金八旗贝勒大臣，半主杀其使者，半主割使臣耳鼻。努尔哈赤决定，“对彼之恶言，我等也以恶言相报”，遂回书林丹汗，痛讥其伪称四十万蒙古之主，实则仅系拥众三万之小部头人，讽其不敢用兵于明国（甚至曾被明所败）一心想讨要赏银，以致为明所骗。金蒙相恶，明是可以拉蒙抗金的。
二为用降臣，依靠李永芳等降将的反正，里应外合，击败金兵，收复失地。王化贞认为，李永芳等降将，久怀内附之心，连续遣人入金，劝诱归顺，李永芳亦佯为允诺，伪愿内应，王信以为真，寄予厚望。
三为倚辽民，等待河东十四卫辽民武装起义，迎接官兵，灭掉建州。王化贞一直认为，河东辽民痛恨后金，明兵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可以作为明兵抗金御敌的重要支柱。他曾上疏详述辽民情况说： 后金搜掠民间米粟牛羊，将堆积如山的财货，尽运旧寨，大杀辽民，辽民恨之入骨，等待官员往征。“河东之人引领以望，以日为岁，吾使人所至，望屋而室，贼至则匿之，去则导之，及河则泣送之。豪杰聚众，俟吾兵至，则共执伪将以降，虽多有事漏被杀，不悔也。”《明熹宗实录》卷十、十三。
因此，王化贞轻视大敌，“好谩语”，“欲以不战取全胜”，甚至直到十二月广宁势危，官民思逃的时候，王还上疏明帝，狂妄宣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熊廷弼则与王相反，力主固守，主持久战，强调征集大军，广储粮饷，备足器械。六月初一，廷弼即上恢复辽左的“三方布置”策，初六就任辽东经略，十七即奏请抽选各镇各省精兵二十余万，催促到山海关，兵必精，饷必足，弓矢器械硝黄布匹必备，如有差错，兵、户、工部当负全责，帝从其请。寻即议准，调兵三十万，年需兵饷一千余万两。廷弼坚决反对王化贞的错误主张，力言蒙古不可恃，李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不能浪战，玩师必败，必须以守为主。论兵法，观战局，廷弼的方针是对的，史称廷弼与化贞，“无一事不一力争，无一言不奇中”。
但是，当时，明帝和文武大臣，以及显要太监，多以王化贞之言为是，多主进攻，多主速胜。形成这种“群议皆是化贞”的局面，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精神上的压力太大。区区建州，弹丸之地，竟敢反叛朝廷，兴兵作乱，与幅员百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对抗。两百年来先祖世为明仆，本身又受明政府封赐，为帝阿哈的建州“夷酋”努尔哈赤，居然忘掉殊恩，背弃臣节，黄衣称朕，指责朝廷，与君临四海的天皇帝分庭抗礼，甚至屡败官军，连克重镇，逼得至高无上威严无比的明帝，下诏罪己，真是奇耻大辱，令人羞惭万状。不报此仇，不雪此恨，熹宗难慰皇祖亡灵，阁臣、九卿愧对君民，一向健谈好议的科道，也是妙笔难书，巧口难言。要雪“国耻”，要出兵，要速胜，成为明朝君臣的共同愿望，王化贞的主战以求速胜方针，正迎合了这种愿望，当然会得到明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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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5）
第二，辽东之失，威胁明都。辽东邻近蒙古、女真，内接关内州县，是京师的藩篱，如若失陷，对都城影响太大。因此辽阳一失。“朝野大惊”，“人心震动”，“京官皆思借差避兵”，“京师士民亦多逃避”，都城立即戒严。
第三，战事持久，费用浩繁，民心思乱，江山难保。这是决定熊廷弼失势王化贞得宠的最主要因素。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抚顺失守，中经萨尔浒交锋和辽沈之战，迄至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三年多的时间，全国都为“东事”担忧，都受到“东事”的损害。征兵各地，赶运粮草，打造器械甲仗，凑办军马，收取赋银，将士伤亡，城池失陷，辽民流移，闹得全国鸡犬不安，人力、财力、兵力俱损。天启元年八月，总理户、兵、工三部的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上疏奏述辽事影响之大及其危及全国各个方面的情形，对此作了总结性的概括，现摘录如下：
我国家幅员万里，声灵赫濯，只缘逆酋为难，致开、铁、辽、沈、南卫相继陆沉，二百年来生养，横罹荼毒，衣冠化为辫发，名城遽尔丘墟，殚天下之财力，不能立制狂酋之死命，目前五空八竭之状，有匪一言可悉者。盖自金钱尽输于塞外，上颁转散于行间，决如壅泉，去如流水，而帑藏空。赋税既溢额以加编，旱潦又相仍而不已，烟寒环堵，月照逃亡，而田野空。少壮佥名以应募，丁夫僇力以从戎，比屋靡宁，穷乡滋扰，而闾阎空。强者毕命于戈矛，弱者惊嵬于风鹤，抱头鼠窜，暴骨如林，而行伍空。青闺有劳人之梦，黄沙有夜泣之鬼，妇子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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