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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兴起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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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此皆显系新债矣。吾遣通事赍书，令尔查究送来，尔作不知，未还一人一畜，尔不查出尔之女真之杀人之盗贼。若有盗贼，则查获捕送耳，无盗贼时，吾将捕谁送来耶！
万历三十九年，尔等将我等之五百道敕书裁削一道。此被削敕书之主巴哈多朵之孙，前往抚顺，于夜间杀死汉人一男人，带回一马，汉人不知，未能查究。吾闻悉之后，自动捕捉捆缚。吾曰： 大国之人，若违誓言，则违之矣，汝何为毁坏吾誓，杀人牵马而回。我方之人带此人往抚顺教场斩之。该被带往抚顺教场斩杀者之父，以我之数代相传之敕书被削而怨恨，不令人见，黑夜窃杀明人，明国不知不查。彼因怨削敕书及杀其子，乃携五人五马逃走。我方女真追之，清河地方之人出而迎接该被追于边境欲捕之人，将逃走之五人五马收容于汉人之村后，汉人出来，与来追之女真对敌射杀，汉人、女真皆受伤。如若亲见追逐带走之逃人尚不归还，吾焉能信赖！今年五月，眼见我方六人六马逃走，进入抚顺河口台，却云不知而不归还，吾今复能信赖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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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争执频仍（2）
何时能见云贯日出。……思念地方之主，视尔马法如太阳，凡事皆信赖尔马法，而今无吾信赖之人也。……
因吾心如阿哈之忠，故天惠于吾，吾思天亦将推惠于尔大国之人。开原之人，以种种恶言诬吾，吾思“我地之主马法尔何时到来”而曾信赖于尔，尔却以开原人之言为是，长期不助吾。如斯不归还我之逃人，吾复信谁？吾无摘取境草之恶心……
马法，吾以尔慈，期待尔将逃去之人马给与。……《满文老档·太祖》卷七十四。
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努尔哈赤致明辽东督抚的唯一保存下来的信，内容丰富，十分珍贵，说明了很多重要问题。其一，尊巡抚为上司，自居属下。从信的用词和行文方式看，完全是下级对上司的谦卑口气，是微员末吏对主管长官毕恭毕敬的态度，是地方属臣对“天皇帝”（女真酋长对明帝的尊称）委派的钦差大臣的顺从表情。
此时的辽东巡抚是郭光复，刚从山西布政使加右副都御使，就任本职。辽东巡抚，不过是明朝一省一地的长官，并非中央朝廷的宰相，也不是主管全国某一方面的尚书，一般都以加都察院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衔充任，官阶为从二品或正三品。而这时的努尔哈赤，已自称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重创了叶赫，基本上统一了女真部落，第三年（1616，万历四十四年）就登上了“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的宝座。这样一位言出令行、叱咤风云、臣民数十万、辖地几千里的强大的女真国汗，对官阶二三品的辽东巡抚郭光复，却如此恭敬备至，连称马法（马法，乃满文mafa的音译，是女真、满族下辈对长辈的尊称，意为爷爷、长老、祖辈），尊之为“地方之主”，甚至把巡抚比作“太阳”，一切一切皆信赖于巡抚。努尔哈赤自己则甘居下辈，自比为阿哈（奴仆），一再表白“我心如阿哈之忠”，辩解罪名，申诉冤曲，盼望巡抚不要听信谗言，请求对己关照。这样的称呼，这样的口气，清楚地表明了努尔哈赤仍然以明帝的臣仆身份行事，仍然是辽东巡抚的下属，仍然承认二者之间是上下级关系、隶属关系。
其二，服从君敕，拒收逃人。明帝多次敕谕女真卫所，索要逃亡军民，不许收容汉人。这次辽东巡抚亦来查寻。努尔哈赤极力辩解，坚称未曾容留逃亡的汉人，并举逃避高太监赋役而来的六万人为证。所谓高太监，就是万历帝遣往辽东开矿征税的尚膳监监丞高淮。高淮借口矿税，肆意勒索，鱼肉小民，无恶不作。辽东军民异常愤怒，大批逃走，在接近建州的宽奠六城堡所属地带，数以万计的辽民逃聚其中，耕垦田地，明辽东巡抚赵楫、总兵官李成梁遣兵逼令归还故里，努尔哈赤参与了此事，既拱手得获八百里沃土，又常以此表明不会收容逃人，宣称“不收取六万人之人，我岂收容一二名逃亡之光棍？”
其三，遵守“朝廷法度”，不掠人畜财物。女真各卫必须遵守大明法典，不许入边抢掠人口牲畜，扰乱地方安宁。这次巡抚因为有人报称女真常来掳掠，杀人夺财，责问努尔哈赤，令其送交盗贼，不许胡作非为。努尔哈赤反复强调，立誓之后没有偷盗之理，以此为辩解。所谓“立誓”，系指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事，当年六月二十日，努尔哈赤“刑白马”，盛血一碗，与辽东吴副将、抚顺王备御为盟，“皆以不越帝境为誓”，违者，杀违誓之人。努尔哈赤现在就援引此誓，坚称未越边境，“无盗摘境草之心”，连草都不拿取，怎会盗窃财畜。他还援引万历三十九年（1611），主动捕捉前往明地行窃的巴哈多朵之孙，斩于抚顺教场之事为例，表明决不纵容部下劫掠，始终是遵守大明国法的。
其四，为帝效劳，查捕汉人盗贼。辽东巡抚命令努尔哈赤，将窃取牛马逃入女真地区的汉人盗贼押送归还，努尔哈赤既乘机表功，列举万历三十六年查获两名汉人盗贼，送往抚顺之事，说明自己确是信守誓言，忠于明帝，又保证要继续侦察，一有所知，立即照样擒捉押解。
努尔哈赤对明朝官员的如此尊崇，美词相奉，婉言申辩，力称忠于明帝，遵守国法，无盗贼之心，无抢劫之行，这样当然会对明臣施加强大的影响，容易被他说服，被他麻痹，从而下不了征剿建州的决心，延缓了兴师问罪的期限，为努尔哈赤加快统一女真的事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 伐木之争
努尔哈赤虽然竭力避免与明朝过早对抗，公开交战，尽量缓和摩擦，甚至不惜甘言厚币，讨好辽东官将，委曲求全，但矛盾并未消除，危机仍然潜存，万历四十四年（1616）六月，发生了震惊“朝廷”的伐木之争事件，险些诉诸兵端，干戈相见。六月，明清河游击冯有功，遣人出边，进入建州采伐木材，努尔哈赤派兵劫杀，双方发生争执。《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对此事作了如下叙述：
六月，闻边境汉人皆越境侵入女真地方。汗曰： 每年越边刨银采参，搜寻松子、蘑菇、木耳，扰害者甚多，为杜绝混扰，立碑宰白马为誓，今食其誓言，每年经常潜越帝境，我等杀之亦无罪矣。遂遣达尔汉辖，将越边之汉人杀之，约五十余人。嗣后，闻新任巡抚至广宁，遣刚古里、方吉纳二人往见，明国捕刚古里、方言纳及其他九人，以铁索系之，遣人来告曰： 若我等之人出边，尔擒捕解还，何得杀之。英明汗曰： 昔碑誓曰： 若见出帝境之人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今何不顾其言而如此强为之说。明人不从曰： 尔等将为首之达尔汉辖执来，我杀之，不然，事将扩大。以言挟之。英明汗拒而不答不从。明人曰： 此事已闻于上，不得隐矣。尔将有罪之人献之，持至吾边上，斩以示众，此事即了结矣。英明汗欲得其遣去之十一人，即将潜往叶赫因而捕置狱中之十一人。解至边上杀之，明国乃释其所拘之十一人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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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争执频仍（3）
《明神宗实录》也载录了这件事：
（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敕辽东巡按御史提问清河游击冯有功，责其启边衅之罪也。初清河与奴酋邻，以金石台为界，旧禁不许汉人出境，有功以协营采木孤山堡，葺军丁房，遂私纵军民出金石台，采运木植，奴酋瞰知，邀杀四十余人，辽东督抚移文诘责之，奴酋悔罪认罚，献生事部夷十人，袅斩汉境上。至是，督抚诸臣以奴酋阳顺阴逆，为祸方深，但有功营利启衅，当正其罪，上是之。
另，书又载：
先是，清河游击冯有功，遣军出边，深入夷地，采取木植，为奴贼部夷所觉，先伏贼众三百余人于林莽，以十余贼要挟财物，我众不与之，群贼齐出，将军丁及同行商民五十余人杀伤殆尽，有张通者得脱走入报。巡抚李维翰檄令奴酋速献生事部夷正法，奴贼遵谕，缚献生事部夷打喇汉等十名，及罚处牛马，悔罪罚伏。
明满双方记载，有所差异，都讲有利于己的话，建州尽量删去与明交涉时的卑顺情节，《明实录》则炫耀天朝神威，贱视“东夷”。但对基本事实的叙述，两者还是大体一致的。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此次纠纷，由在明方。为了减少边境争执，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曾与明副将吴希汉、抚顺王备御商议决定，立誓为盟，于沿边立碑，刻誓辞于碑上说：“无论汉人与女真，若窃越帝境，见之即杀越境者。”这次，明清河游击冯有功违背誓言遣派军丁，潜入女真地区采伐木植，完全是不合法的，为利忘誓，侵犯了女真的利益，当然应该受到惩罚。努尔哈赤依据碑誓，劫杀明兵，是遵誓而行的合法行为，是有理的，并非胡作非为。
第二，明朝倚势逼人，欺压建州。尽管明朝自知理屈，却硬要维护“天皇帝”的威严，强词夺理，威逼“东夷”。巡抚李维翰，摆着上司的架子，“移文诘责”，檄令努尔哈赤献送“生事部夷”达尔汉辖，要行“正法”，否则，“事将扩大”。这个要求，实无道理，十分专横。明明是自己边将违誓胡来，并非女真无理拦劫，杀人夺财，怎么会是建州“生事”？怎么能逼令建州交出“生事部夷”指名要斩杀达尔汉辖？达尔汉辖是扈尔汉，是清初开国元勋，是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养子，这样一个后金屈指可数的高级将官，怎能随便缚送听明屠杀！而且，此次交锋，并非达尔汉辖个人的任意决定，而是遵奉汗命，依据碑誓而行，有法可据，有理为凭，杀了达尔汉辖，就意味着惩治了努尔哈赤，杀了他的替身。这个要求，真是蛮横无理到了极点，实在是欺人太甚。
第三，努尔哈赤被迫从命，委曲求全。努尔哈赤虽然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从道义上完全可以驳倒辽东巡抚，但是他不能不考虑对方的“事将扩大”的威胁。所谓“事将扩大”，所谓明人“以言挟之”，虽不具体，但含义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停止贡市，调兵遣将，兴师问罪。此时，努尔哈赤刚刚被八旗贝勒、大臣尊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正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突然与明发生争端，横遭巡抚指责侮辱，甚至要斩杀达尔汉辖，真是奇耻大辱，怎能忍受。可是，不忍就要反抗，就要与明公开交战，但财力不足，兵力有限，过早用兵，胜负难卜，太冒险了。因此，努尔哈赤忍痛果断决定，遵照明臣命令，“悔罪认罚，献部夷十人，枭斩汉境上”，从而消弭了这场争端，明廷也就乘势下台阶，了却此案。伐木之争，虽已平息，但更加激怒了努尔哈赤及八旗官将，他们下决心，一定要报这个仇，雪这个恨，一定要新账旧债一起清算，不久便以“七大恨”誓师，征伐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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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七大恨”（1）
天命三年（1618；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明，十五日攻下抚顺。
“七大恨”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七大恨”的具体内容，在明满双方都有记载。四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书七大恨之言”，遣四名被俘汉人持书，进呈明帝求和。《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载：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建酋差部夷章台等，执夷箭印文，送进掳去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士四名进关，声言求和。传来申奏一纸，自称为建国，内有七宗恼恨等语，言朝廷无故杀其祖、父；背盟发兵出关，以护北关；阳、清河汉人，出边打矿打猎，杀其夷人；又助北关，将二十年前定的女儿，改嫁西虏；三岔、柴河、抚安诸夷，邻边住牧，不容收禾；过听北关之言，道他不是；又南关被他得了，反助南关，逼说退还，后被北关抢去。及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往他地，好信实赴贡罢兵，等语。
《满文老档·太祖》卷六载：
四月十三日，壬寅，巳时，八固山十万兵征明国，作书告天曰： 吾父、吾祖，于明帝边境，不折其草，不扰其土，而彼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吾父、祖，此一恨也。虽杀我父、祖，吾仍欲修好，曾勒誓于碑曰： 无论尼堪、女真，若越帝境，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誓言，明国背之，遣兵出边，护卫叶赫，此二恨也。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明国人出边，入女真之地侵夺，我以誓言杀其出边之人，彼不顾前誓，责我擅杀，拘我往广宁叩谒之使者刚古里、方吉纳，系以铁索，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三恨也。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致使吾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四恨也。将吾数代看守帝边居于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之女真所种田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五恨也。听取边外天谴之叶赫所言，备书恶言，遣人对吾施以种种侮辱，此六恨也。哈达助叶赫，两次来兵侵吾，吾报之往征，天将哈达赐吾，而天赐之后，明帝又助哈达，挟令吾必送还原处，叶赫将吾所遗之哈达掳掠数次。夫天下各国互相征伐，天谴之人败而亡，天是之人胜而存，岂有使死于锋刃者更生既得之俘获复还之理乎！……先因呼伦部会兵侵吾，吾始兴兵，天谴呼伦而祐我。明国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判断，此七恨也。明国对吾欺凌羞辱甚多，实难忍受，故以此七大恨兴兵。祝毕拜天焚表。
《明神宗实录》和《满文老档》，对“七大恨”的载述，虽然详略不一，用词、语气有所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可以作为评论的依据。首先，对这七恨，需要做些核实工作，看看哪些是真恨，哪些并不能称之为恨。
努尔哈赤所说第一恨，杀其父、祖，这既是事实，但又不完全准确。觉昌安、塔克世确是死于明兵之手，但一系“误杀”，是战乱之中误杀，不是蓄意杀害。二则是明军为惩掠边“夷首”阿台，因而出边，攻打古勒城，并非“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父、祖。三则事后明臣即承认是误杀，送还遗尸，给予敕书三十道，使努尔哈赤承袭祖职，为都指挥，后又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晋为都督佥事，“长东夷”，蒙受“殊恩”，这也可算是弥补其过之举。
第二恨为明朝违誓出边，“护卫叶赫”，这一恨有些强词夺理，难以成立。建州与明辽东守臣立碑刻誓，仅仅是指双方不要越界，以免因采参伐木引起争端，并不是规定明兵不能逾越边境一步，不能出边。须知，努尔哈赤管辖的建州地区，也是“天皇帝”的辖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女真各卫都督、都指挥，皆系明帝臣仆，其地皆为国土，明廷当然可以派兵进入女真地区，调解纠纷，惩治违法之人。而且，明朝为什么要出兵边外，援助叶赫？这一点，努尔哈赤自己是很清楚的。他在万历十九年（1591）斥责叶赫纳林布禄贝勒逼其投降献地时说： 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武皇帝实录》卷一。
努尔哈赤列举七年前纳林布禄之父仰加奴，伯父卿家奴被明总兵官李成梁斩杀之事，对比自己父、祖“误杀”后的“厚待”，来羞辱叶赫，这些固然是事实，但由此不是更清楚地表明，明朝政府并不是存心褊袒叶赫亏待于己！
第三恨，伐木之争，此事曲在明朝，确系欺人太甚，实为大恨。
第四恨，明遣兵出边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已聘之女，被叶赫转嫁与蒙古，这就是当时轰动于世的“老女”之争事件。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布寨、纳林布禄贝勒等九部联军，为建州大败以后，第五年，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共同遣使，请求“更守前好，互相结亲”，愿以布寨之女布扬古贝勒之妹许与努尔哈赤，以纳林布禄之弟金台石之女许与代善，努尔哈赤遂备办鞍马盔甲等物为聘礼，又杀牛设宴，宰白马，盛酒、血，与四国“歃血会誓”，但不久，纳林布禄即背盟违誓，将金台石之女嫁与蒙古喀尔喀部斋赛贝勒，将布扬古之妹另许他人，初许哈达蒙格布禄，万历二十七年（1599）哈达亡后，又改许辉发拜音达礼贝勒，万历三十五年（1607）辉发灭国以后，又许与乌拉布占泰贝勒。四十一年乌拉亡，布扬古于四十三年（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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