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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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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子越走越难,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凡是成就大事业的人,一定是高境界的人。而企业家提高精神境界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超越自我,选择远大的目标,作为自己以及企业的宗旨。
  其次,分析员工不讲宗旨行不行。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员工都很实际,不能说个个“一切向钱看”吧,但也差不多。所以,笔者讲的宗旨一类的东西太空、太虚,远水不解近渴。这种质疑有一定道理。对员工的思想基础确实不宜高估,应从实际出发确定管理思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物质奖励依然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必要手段。对此,笔者并无异议,在此只想强调一点,即对员工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若不加以引导,也会制约员工的成长,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
  本书多次提到华为公司,介绍《华为公司基本法》。可研究企业管理的人都知道,近两年华为公司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一批骨干出走,成为华为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华为公司的管理理念不可谓不深刻,为什么仍然出现如此局面?《走出华为》一书的作者是这样分析的:“华为的一些高层人士,可谓‘少年得志’。青春年少便获得巨大的财富,在公司内部也是一言九鼎,呼风唤雨,骄傲、颓废的情绪便自然滋生。别墅、高尔夫是如今某些高层聚会的重要话题。”“华为的中层出现了一类‘邮件转发干部’,回复下属的邮件,只写上有板有眼的7个字:搞,搞定,一定搞定。”“部分基层员工,开始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工作上,而是关注待遇问题了……”正是因为看到这些现象,作者认为华为公司真的出现危机了。
  一个大公司如果内部人心散了,中层以及高层主管不再为公司的生存发展而担忧,开始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利益,那公司管理定会漏洞百出,危机四伏。因为,家贼难防,企业的中高层主管若想搞点名堂,可用的招数就太多了。如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单位资金,以个人或亲属、朋友的名义持股注册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套取加工费;可以将关联公司的费用在本企业列支,增加企业成本;可以将本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关联公司,抽逃企业利润;可以将本企业的产品低价委托关联公司销售,赚取差价;可以高价从关联公司购买产品,损害本企业利益;可以用企业名义为关联公司拆借资金,转嫁债务风险;等等。这些损公肥私的办法,相当一部分打的是“擦边球”,属于合法或半合法,即使被人发现,也奈何不得,大不了当事人一走了之。
  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有一个观点:“要使人的品德高尚,就要创造他可以高尚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他是高尚不起来的。”这句话很有哲理,但需要正确理解。到底什么样的物质基础,才能使人高尚起来?一些公司的高层主管出现职务犯罪,是因为他们的物质基础比一般人差吗?如果有了物质基础人就能高尚起来,亿万富翁岂不早就个个是圣人了?在笔者看来,当前华为公司等企业缺乏的并不是使员工高尚起来的物质基础,而是切实有效的思想教育,是提升员工特别是年青一代中高层管理者的精神境界。
  由华为公司引出联想。最近笔者读《联想风云》,书中引用少帅杨元庆激励年青一代的话:“2008年的联想一定比今天更美好。”“随着联想的发展,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能够收获到很多东西,包括事业的舞台、个人能力的成长,也包括财富的增长,希望在座的各位到那时候都能够有一套让你们舒心生活的房子和汽车,如果今天已经有的话,希望能够换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房子、汽车、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可再往后呢?难道是比更大还要大的房子,比更好还要好的汽车?如果员工觉得现有的房子、汽车已经不错了,他们还会继续奋斗吗?如果别的公司承诺能够帮助员工早日满足其物质需求,联想公司的队伍能稳定吗?对比一下柳传志经常向员工灌输奉献精神,他强调“早期在中国创业,没有奉献精神,创业实际很难实现。如果我比别人多一点什么的话,就多了点这种精神”。
   。。

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17
5企业要不要提倡无私奉献
  在许多企业家看来,军队提倡无私奉献有其特殊原因,而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员工之间完全是雇佣关系。员工的本分是好好干活,老板的职责是论功行赏。只要双方自愿,交易公平合理,就足矣了,不必要也不应该提倡什么奉献精神。一些从未做过实际工作的管理学家,其观点更为偏激。他们认为,“依靠一些激情的口号和原始共产主义式的空想是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空谈理想,就是早已被历史规律抛弃的乌托邦”。
  那么,世界著名的管理学者又是怎么认识这一问题的呢?彼得·德鲁克的看法是“伟大的组织之所以有别于一般组织,正是因为其成员有奉献精神”。企业“必须要求员工不只公平地付出劳动力,而且应该积极奉献”。对员工来说,“重要的不是技术和工资,最重要的是态度——我们称其为‘管理者态度’。所谓‘管理者态度’,就是指员工对待自己的职位、工作和产品的态度,要和经理人一样”。
  《美国制造》一书的作者认为:“成绩最好的那些企业发现,质量和灵活性的改善要求一定水平的献身精神、责任心和知识,而这些不是靠强迫和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上的一些表面改进就能得到的。”作者的结论是: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只有那些赢得员工献身精神的企业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加里·德勒斯是公认的人力资源管理大师,其主编的《人力资源管理》一书被全球许多商学院列为指定教材。在该书的最新一版,作者明确提出,应该将倡导无私奉献精神作为全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中心,并且强调这是他最新的研究心得,是改进人力资源管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一版教材在写法上也有特点,不仅前言部分集中论述了倡导奉献精神对企业发展的意义,而且以奉献精神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在阐述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章节,都专门分析了该项工作如何培养和体现奉献精神。
  为什么著名管理学者如此看重员工的奉献精神?笔者认为,这与他们深厚的理论修养有关。管理心理学有一个亚当斯公平理论,认为员工对工作报酬是否公平的判断,并非取决于其绝对量,而是取决于与周围人所得的比较。只有当员工感到自己的所得与付出之比,大于或等于他人的所得与付出之比时,才会感到公平,才可能对待遇表示满意,进而焕发工作热情。可问题是,员工与谁相比呢?显然,一般人总是向上攀比。所以,从理论上说,无论管理者采用多么科学的管理方法,给员工发多少奖金,都不可能让员工百分之百的满意。要想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不能仅靠物质刺激,也不能指望公平分配,必须有一些精神的东西。不提倡无私奉献,以为靠赏罚就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理论上就有问题。企业真若如此,也一定会在实践中吃苦头。
  6创造顾客与赚钱是什么关系
  关于创造顾客与赚钱的关系,《基业长青》一书也有精辟论述。作者提出,管理者经常出现12种迷思,其中第三种就是:“最成功的公司以追求最大利润为首要目的。”作者用大量事例力图证明,“和商学院的教诲恰恰相反。纵观这些高瞻远瞩公司的历史,‘尽量增加股东的财富’或‘追求最大利润’一向不是主要的动力或首要目标。高瞻远瞩公司追求一组目标,赚钱只是目标之一,而且不见得是最重要的目标。不错,它们都追求利润,但是它们同样为一种核心理念指引,这种理念包括核心价值和超越只知赚钱的使命感。但有趣的是,高瞻远瞩公司要比纯粹以盈利为目标的对照公司赚更多钱”。该书的结论是:“利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手段,但是对很多高瞻远瞩公司而言,利润不是目的,利润就像人体需要的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目的。但是,没有它们,就没有生命。”
  彼得·德鲁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差不多。他认为:“利润不是原因,利润是结果——是企业在营销、创新和生产力方面的绩效结果。同时,利润也是对企业经营绩效唯一可能的检验方式。”“利润还有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未来的成本”。“企业的首要任务是求生存。换句话说,企业经济学的指导原则不是追求最大利润,而是避免亏损。企业必须设法赚取额外的资金,才足以承担企业经营中不可避免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准备金唯一的来源就是利润。”基于上述分析,彼得·德鲁克强调,管理者应该追求的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必要的最低利润”。因为,过多的利润不利于企业实现其创造顾客的宗旨,而过低的利润又不足以保证企业抵御未来的风险。
  实际上,国内一些优秀企业家对利润也持同样看法。如《华为公司基本法》第11条在谈到利润时就强调:“我们将按照我们事业可持续成长的要求,设立每个时期的合理的利润率和利润指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最后,再来看看教皇保罗二世是怎么说的:“一家商业公司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赚取利润,而是要让人看到,它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团体,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并且以服务于全社会的方式组成一个特别的团体。利润是商业的生命调节器,可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性和道德因素等别的原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这在长期看来至少与一门商业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
  总之,办企业不能不讲金钱,但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成就一番事业,又必须超越金钱。首先是管理者自身要超越,然后应该引导多数员工逐渐超越。切实解决好“老板为何办企业,员工为谁干工作”这一根本问题。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表明,人是可以超越金钱和物质追求的。引导员工树立远大理想和事业心,把企业视为生存的场所而不是谋生的场所,把工作视为人生的目的而不是谋生的手段,应该从事业本身而不是从事业发展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中,激发出精神动力,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才是真正的“没有管理的管理”。
  提出一个宗旨不易,将宗旨灌输到组织中去,让其得到组织全体成员的认同,显然会更难。杰克·韦尔奇认为:“商业生活中的人们谈论了太多关于使命感和价值观的事情,但结果常常是说得热闹,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没有人希望得到这样的答案,然而,这两个术语显得既高深又含糊,导致那样的结局仿佛也是自然而然的。”《基业长青》一书作者也强调,理念的价值不在于新,而在于真。“有些组织通常都有伟大的意图和鼓舞人心的梦想,但是,它们没有采取关键的行动,把意图转化为有形的办法。”毛泽东的军队管理思想之所以可贵,不完全在于他提出了军队宗旨,而在于他找到了将宗旨灌输给组织成员的有效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有力的思想教育。
  00近年来,企业文化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热点。只要是系统地讲授企业管理知识,就不能不谈及企业文化。但凡成功的企业家,对企业文化均情有独钟。受此影响,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对文化及文化现象都十分关注,而且兴趣浓厚。如今搞管理的不谈点企业文化,简直就是不入流。
  可透过种种高谈阔论,实事求是地分析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不难发现理论与实际、说的与做的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实际上处于“看起来很美,说起来很甜,做起来很难”的境况。前不久“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次关于企业文化的专题调查,结论是:“企业经营者大多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上还存在较大差距。”“总体来看,除少数企业已进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化提高阶段外,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尚处于基本形成和酝酿探索阶段。”
  为什么管理学者和企业家们如此心仪的企业文化总飘在空中,落不了地?怎样才能让思想文化真正成为企业家得心应手的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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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18
认真分析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不难发现三个问题。一是认识不到位。虽然一些企业家嘴上也说企业文化如何重要,可内心并未真正认清其价值,自然也就谈不上抓企业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了。这可以从企业家对同行的看法中得到印证。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专题调查,近90%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文化很重要,可同一批人,当被问到“在你接触的企业家中,有多少人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时,回答却是三分之一。二是理论不成熟。对究竟什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包括哪些内容,这些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应如何分类等基本理论问题,专家们的看法大相径庭。如果说“1 000个读者心中有1 000个哈姆雷特”,那么,1 000个专家恐怕能给出1 000个企业文化的定义来——许多专家本人的说法也无定论,一会儿一变。什么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恐怕企业文化理论最典型不过了。三是实际工作中不知道该抓些什么,该怎么抓,缺少真正的内行和称职的骨干。这个问题更突出,也最重要。因为,如果不清楚抓什么,怎么抓,无法真正发挥企业文化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理论研究得再透彻也毫无意义。
  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不妨回头看看毛泽东的思想工作理论。因为,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创者,是公认的思想教育大师。企业文化虽然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了解管理学史的人都清楚,企业文化研究发端于美国,可美国管理学界开始重视文化因素,以至提出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受日本管理的启发;日本企业管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某种程度上又是受中国“鞍钢宪法”、“大庆精神”的影响;而“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等,实际上是学习、借鉴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特别是思想建设理论的结果。所以,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由来发展、基本论断、主要内容及方法经验,对管理者深入研究企业文化理论,破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三个难题,无疑会有帮助。
  

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19
一、毛泽东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由来和发展
  毛泽东的这套管理办法是在他带兵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众参与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有没有可能不走以往农民起义军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为主,却又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如何建立这样的军队?这是全新的问题。
  在巩固和发展红军的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不仅深入到官兵中间,亲自做思想工作,经常给部队讲课,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而且注意总结经验,使之上升为管理理论。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的工具”。
  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形成、确立给了人们一个深刻启示:思想教育的价值并非一目了然。对思想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管理者往往会经历一个过程。红军是通过古田会议统一认识,走上思想建军之路的,企业是否也需要召开自己的“古田会议”呢?
  将管理与教育融为一体,力图通过教育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来达到管理目标,是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一系列精辟的阐述。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组织下,我军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夸张地说,思想教育堪称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管理的一绝。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谈到毛泽东,大都对其通过灌输影响官兵思想的本领赞不绝口。可有谁知道,毛泽东的这套管理办法也是在其带兵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我军是在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创建的,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中。在新的革命高潮一时无法到来的情况下,弱小的红军能否生存,如何发展,当时党内及社会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如1929年陈独秀在《论红军问题》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到来,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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