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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的非常之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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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证明争取伪军是很艰苦的。”
战果有三个通过智和力的较量，刘伯承全面战、全力战的思想占了上风，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这次晋冀豫区攻势出击的战果十分显著，扩大了抗日区，缩小了敌占区。
9月8日，刘师长告诉记者说：邢沙永战役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我们“一下子捣翻了敌人的老窝子，把他们几年来在平汉沿线的‘建设’和清河、南宫、威县、大名一带的碉堡扫得精光，这对敌人说来，不能不说是严重的打击。
在这个大震动之下，部分地破坏了敌人‘扫荡’晋察冀的部署，牵制他若干的兵力，使敌人不能不由北向南调。
当时增援沙河的敌人不下六七百人。
2日下午，马上派了6架飞机到根据地轰炸，投弹100多枚，同日下午，敌增援公司窑四五百名，第二天又有增加，到了第三日，就向御路、将军墓方向进攻。
5日，我们又集中主力部队向敌人两边夹攻，把敌人的指挥官（日军副司令）也打掉了。”
这一战役给刚上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以沉重的打击。
使他在对晋察冀“扫荡作战”（“治安战”）的外线，受到威胁，这具体地体现了华北八路军有机的协同配合。
该战役的结果，为一二九师的抗战史写上了光辉的一页。
按照刘伯承师长所宣布的：“最近一个时期所攻克和毁灭的碉堡，方的圆的、大的小的算在一起，总共100多个。
此外，还打下三个大的县城，就是广平、南和与沙河。
成绩最好的要算沙河方面，光公司窑、三王村、毛村、秦庄那一块地方，我亲眼看见打下的碉堡就有44个。
敌人伤亡1000人左右，活捉日军10名，伪军伤亡将近1000人，俘虏伪军1300余人，内有伪自卫团两个团长、伪高德林部一个营长一个副营长，伪军反正3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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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兵新孙吴战例邢沙永（7）
“俘获马匹100多、长短枪1200多支、轻机枪51挺、掷弹筒6个、迫击炮2门，子弹五六万发。”
“铁路破坏得少些，只有10余里。
公路，在冀南方面，破坏了主要的几条，一共五六百里，击毁汽车10辆、石桥10座、木桥五六座，护路沟填了五六百里，深入内地的封锁沟填了一二百里。”
我军伤亡共有四五百人，同敌人兵员损失3000多人相比较，这次战役打得巧，伤亡小、战绩大。
取胜的原因值得探求。
其实，年初，刘伯承就有发动较大规模战役主动出击的考虑。
他深知这支部队的长处和不足。
春天，一二九师领导部署了部队整训，为此，刘伯承带领司政机关干部到涉县西达城三八五旅驻地，亲自动员和布置练兵任务。
经过四个月的苦练，部队在技战术方面大有长进，尤其是各级干部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步十分明显。
但刘伯承还不完全放心，在发动邢沙永战役的命令颁布前，一二九师在太行区组织了一次为期10天的短期速成教育，内容包括：对据守碉堡敌人的进攻的教育，破坏敌人交通的教育，以及使用掷弹筒的教育。
三八五旅的三个团，新一旅的两个团和七七二团都参加了学习训练。
师部组织了5个教育组，每组配备有战术、工兵和掷弹筒的教员，他们到各团帮助训练，并带去大量的教材。
各团都构筑碉堡以及铁丝网、鹿砦、拒马外壕等障碍物，由各团首长主持训练，反复进行实地演习，以掌握三门课程。
战前，对于进攻据守碉堡敌人实行系统地研究和训练，在一二九师还是第一次。
刘伯承的教战结合思想得到切实贯彻，为完成战役的目标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部队在实战中，尝到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甜头。
三八五旅这次进攻公司窑，从接触到冲锋伤亡都很少，运动时很迅速，同（1940年6月）三八五旅攻打刘石岗、樊下曹（当时我军伤亡指战员的鲜血曾染红了村中房屋的墙壁）相比较，对手同为伪高德林部，但此次我方伤亡减少一半以上。
射击指挥和射击纪律大有提高，轻机枪射击一般都是3发到5发，敌人不进入有效射程决不轻易开火，平均每10发子弹命中一个敌人。
部队的顽强性大有提高，敢于白刃格斗，刺刀见红，能在优势兵力压迫下沉着坚定。
毛村战斗中，300多敌人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向十三团一营一连发动3次冲锋，都被我方健儿的反冲锋一一击退，他们从中午坚持到黄昏，胜利地完成任务后安全撤退，伤亡仅13人。
勇敢与智慧相结合，才能绽放出胜利之花。
如果没有一支政治坚定、训练有素的部队，即使有周密的战役部署，那也无法达到指挥员的既定目标。
刘伯承通过教育训练克服了部队不足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敌方有坚固工事、火力强大的长处，尽管刘师长没有引证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但是从这次战役的准备到实施的全过程考察，不难体会到：刘伯承把孙子兵法的精华确实融化到他自己的战术思想里去了。
邢沙永战役取得的辉煌战果，打开了当时太行区的严重局面。
9月17日，太行军区以武（安）北、沙河、邢（台）东、邢（台）西四县增建了第六军分区，它的北边是第一军分区，南边是第五军分区。
这一新建的军分区加强了对平汉铁路线的威胁和控制。
从发展观点来看，这更便于太行部队向南发展，为完全掌握黄河以北的战略态势创造条件，并为我军向黄河以南的豫西地区进军准备了条件。
邢沙永战役是太行革命根据地史上光辉的不可磨灭的一页。
不寻常的一年（1）
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在坚持太行山区各项斗争中取得了“苦战破铁壁”（陈毅诗）的胜利，使日本侵略军以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为目标的战略彻底破产。
这一年，刘伯承师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的军事学术成果极为丰富，并且在实战考验中得到检验，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
在《刘伯承军事文选》（收集了从1926年到1963年共37年的论著）一书中，1942年的文章就占了1/7，这些论著一方面总结了我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指导了当时的斗争；另一方面对未来战争亦有理论上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每次战斗后必做军事与政治总结制度”，这是一二九师抗日出征以来，由刘伯承师长亲自规定的。
在战斗最频繁的1942年中，刘伯承本人对这一规定执行得最为精心、也最为认真。
因为这个措施对“本师的战斗技术与政治思想工作，从实战经验与战术理论联系上，得到相当的进步。”
“特别是指挥员自己的实战作业，在战斗胜负上给了事实的答案，经过一番复审，必然取得战术的进步。”
备战很充分从1941年开始，刘伯承就反复地、充分地对部队进行反“扫荡”的战备教育，唤起干部要足够地认识“敌人常集结最大兵力‘扫荡’一个区域”，时间要“连续一月甚至两月之久”，这种毁灭性“扫荡”是要“彻底摧毁抗战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寻找与消灭我有生力量。
”他甚至设想到一旦敌人使用“空军着落队”（即空降兵），我军就要“特别抓紧其降落混乱之弱点，给以消灭的打击。”
他从来反对公式主义，不能用老眼光看待对手，要各级首长“随时注意研究敌人在‘扫荡’中使用新的兵器、战术……一切新的办法。”
1941年，刘伯承军事思想的主线仍然是敌进我进。
他认为一二九师“抗战开始就敌进我进”，其“基本问题，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而关键仍然是创建、加强和发展游击集团。
关于游击集团，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论著中，刘伯承就曾多次论及。
1940年9月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总结中，刘伯承还是非常关心游击集团问题，他把军区建设作为一个专题指出：“在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前，我们已经提出了军区建设口号。”
他清醒地认为百团大战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后对参战的民众，应将精干的自卫队留在家里，保卫地方，使一般自卫队参加战斗。”
1941年初，刘伯承“献给太行军区扩大会议”的“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和作战问题”的方针性文章中，把“游击集团的发展”作为十个战术问题的第一个是要“引起军区同志的创造性地发扬优良的战术。”
正因为如此，除了《关于强化游击集团的命令》（1941年5月24日）、《组织游击集团的要诀》（1941年6月16日）等专门性质的论著之外，刘伯承全年报告、文章和讲话，都着力于倡导游击集团的展望、作用以及加强的具体方法，甚至在《庆祝抗大五周年》的文章中，刘伯承也主张以此作为主要课程。
在抗战经验总结中，刘伯承认为只有由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三者组成的游击集团“才能进行有力的、扭住敌人的游击战争。”
针对“敌人出动兵力一大，接济必难，‘扫荡’次数必稀，据点间隙必宽”的特点，刘伯承提出了游击集团十六字的战术要诀，这就是：“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
为此，刘伯承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
据资料记载，1941年是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教育办得最多、范围也最为广泛的一年。
除继续加强原来的师、旅干部轮训之外，还办有参谋训练队，以及射击、刺杀、掷弹筒等短训队。
为了造就民兵骨干，还在抗大六分校增设了地方干部队（两个连），在短期训练班毕业的民兵干部5038人（太行区民兵当年的统计是41602人），使1/10的民兵受到了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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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的一年（2）
刘伯承主张“不要把正规军的那套办法，呆板地运用到民兵中去。
”如像训练使用地雷一项，师部就派出六个地雷组，对1200名民兵因地施教。
“三一八”、“九一八”两次民兵检阅大会，每次都有上万名民兵参加，一二九师1941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会上的各种竞赛极为生动，成为教育民兵的最好方式。”
跳出合击圈1942年，日本侵略军实行其所谓“驻山西日军总进攻”，春、夏、秋三次大规模对太行区的“扫荡”，其目的是反复奔袭我军的统帅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在夏季“扫荡”时，敌军集中兵力25万人，其中除了经常同我军交手的第三十六师团（白晋线）、第四混成旅团（正太线）、第一五九联队（高邑、沙河）等部之外，敌人还从平汉线调来了一一师团，从道清线调来了第三十五师团。
这是敌军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交战长达55天之久。
其余两次敌人出动的兵力是15万人和16万人，交战时间是31天和22天。
这就是说太行区这一年有108天在进行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
要战胜如此强大而又非常狡猾的敌人，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刘伯承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中，不断提出有效的对策，使太行区的对敌斗争摆脱困境，为日后的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军不但凭借其优势的兵力和装备，而且不断地变换战术，“它融合‘九一八’以来与我斗争的经验”，“特别在‘七七’事变后与我八路军战斗的失败中积蓄了许多经验。
它现在所采用的就是它在12年侵华战史中的战术选集。”
敌人甚至采用了刘伯承的游击集团战术，用来同刘伯承指挥的游击集团较量。
刘伯承的军事思想中很突出的一点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实战出发，它认为“必须抓紧新的具体情况进行之，不可演出公式主义。”
他剖析敌军是“以正规军作游击战，所以它富于协同性的规律性，”但这种“限时限地的进退，战斗分界线的严格划分，束缚了各路的机动。”
同时敌人是异族的侵略战争，这是它致命的弱点。
我军则完全相反，“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都是违反敌人假定的规律，“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壁。”
我方进行的是全面游击战争，是军民血肉结合的全力战。
敌我双方都从土地革命战争中不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经验。
敌人依托“囚笼”政策来进行所谓“总力战”，这是日军“发扬了塞克特（德国陆军参谋长，曾为蒋介石军事顾问团团长）布置在江西的碉堡政策，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
刘伯承的游击集团是发展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游击战争，要使我军“能在反‘扫荡’中转成主动，”他在《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一文中，总结了苏区游击战争的经验，“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即攻势防御，承认敌对我是大‘围剿’，但是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或者是大‘换防’，跳出外线作战。”
因此，在反“扫荡”的全过程（一、反合围，二、反抉剔，三、追击）中保障我军指挥部不中断指挥，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了。
师部成为敌军合围的主要目标。
要掌握指挥上的主动，首先就得使处于重兵急袭的师部摆脱险境，适时地跳出敌军还未构成的合击圈（即利害变换线）。
合击与跳出合击，就成了敌我双方较量的焦点。
应该正视事实，当时要挫败敌军合击计划是一件至为艰难的事，敌军不但兵力强大，战术大有改进，而且一年前晋升为大将的敌军指挥官冈村宁次“长于政治阴谋，尤长于招摇撞骗，散布恐日病菌，以期灭亡人心，来配合军事‘扫荡’”。
日军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甚至把我八路军总部首长和一二九师师部首长的肖像印成小册子，让士兵随身携带，便于查对。
不寻常的一年（3）
其中仅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照片弄错了（其实照片上是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卢仁灿主任），其余都没有错。
为了有效地对待日军“扫荡”，刘伯承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积极地实行精兵简政。
以精简作为1942年1月首先进行的大事，他和邓小平亲自向师直属队作动员报告，坚决贯彻师部精简方案。
刘伯承感到带领庞大的师直属队和机关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犹如身背一个真空管收音机通过拥挤的闹市一样，生怕把真空管泡子给挤破了。
经过精简整编，师直从原来的41个伙食单位减到19个，改变了“小脚胖婆娘”的状况。
为了更便于师部统率机构进行突围和进行及时的指导，临战前，有计划地将军政干部派到地方武装和敌后武工队协助工作。
这样，既可使师部在反“扫荡”作战时机动灵活，又可使基层单位在工作上得到帮助。
刘伯承率领短小精干的师部，从敌人大军重围中跳出，适时地走上晋豫（当时涉县属河南省）交界的深山（有“通天十八盘”之称的阎王鼻）牧羊道，经过两昼夜的与敌周旋，终于安全突围到山西黎城东黄须与师直属队全体会合。
担任这次掩护师部行动任务的新一旅二团参谋长陈皓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各部队会师后大家都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无不感佩师长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大智大勇的革命气概。”
在紧要关头刘伯承之所以能找出突围的缝隙，是由于他抓住了敌军“自夸要提高游击作战以消灭游击战争，毕竟它是以正规军作游击战”这一致命弱点。
敌各部队之间“时间、动作和范围，预先机械地划分清楚。”
我们“对于敌人这种有规律的战役的组织性与机械性，必须足够认识它的优点，同时也可以找出它的弱点，这样才可以施行我们灵活适时的机动，”刘伯承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所谓铁壁合围中寻找、创造并利用敌军的弱点，夺取我军的主动权，进行机动战，以达到“无规律的游击，闪电的游击。”
闪电的游击敌进我进，需要有相当数量的精干武装力量“深入敌人封锁线的后方，在（敌人）外强中干的痛痒处繁殖了釜底抽薪的游击战争，”才能制止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扩大抗日区，改善财政经济状况。
针对这一点，刘伯承设计了武装工作队的组织形式，在太行边区各处展开对敌政治攻势。
每个武工队总共不超过50人，队长政委在内，武器除长短枪外，仅有掷弹筒、轻机关枪各一，没有马匹。
灵活精干的武工队，作为发展游击队集团的种籽，可使敌人的后方受到“真正的内外夹击”。
根据武工队要完成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格子网里“创造发展游击战争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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