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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曾国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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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耗费更多的精力；甚至，还在很多关键时刻遭受说不清道不明的抵触和对抗。这些，是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事情，如果地方的关系不能理顺，接下来的局面会非常困难。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并不信任自己，自己在朝廷的眼中，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替死鬼”。那些掌握朝廷大权的满族贵族是最忌讳汉臣掌握实权和兵权的。当年，朝廷让江忠源担任安徽巡抚，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就是不肯将地方官的大印交给曾国藩，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人，都是排在曾国藩之后的湘军人物。他们受命之时，手上并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拥有数万军队。一个人，如果手上控制着数万军队，又掌握着地方大权，在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看来，肯定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让曾国藩哭笑不得的事还有：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出衡阳，席卷两湖，接连获胜进逼武昌之时，那个喜欢风花雪月的咸丰皇帝竟发出了这样一道上谕：“塔齐布、曾国藩奏水陆官员大获胜仗一折，办理甚合机宜。塔齐布着交部从优议叙，曾国藩着赏给三品顶戴，仍着统领水陆官员，直捣武汉……”接到圣旨，曾国藩无比尴尬，数年前在京城之时，曾国藩就是显赫一时的“二品侍郎”，而此时，却赏给他“三品顶戴”，这样的错误，真像是咸丰皇帝在跟他私底下开玩笑！读着这样的上谕，曾国藩心里一直不是个滋味，如此的常识错误，说明在皇帝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他。好在曾国藩一直“忍辱负重”，更多的时候，他考虑的倒并不是自己的前程，而是全力拯救危亡的“道统”。因此，对于如此“幽默”，曾国藩也懒得去计较。更多时间里，曾国藩的湘军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一样，只是依靠惯性在运行，车轮下的摩擦力不谓不大，但这辆车已全力冲刺，尘埃飞扬中，明显地已刹不住了。
1854年10月，曾国藩的湘军第一次攻下武昌，攻城行动可谓摧枯拉朽，湘军只用了短短的四天时间，伤亡只有两百多人。相比之下，太平军损失船舰两千余艘，丧师数千。这次战役在帝国一片溃败的战局当中，无疑一抹亮色。对战局几近绝望的咸丰皇帝获悉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一开始，咸丰皇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复问询之后，仍是半信半疑。直至曾国藩的奏折呈到，白纸黑字之下，咸丰方才确信胜利。咸丰这一回的圣旨有点“靠谱”了：下令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同时让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圣旨送出不久，旁边有大臣冷冷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好似一般的平民，一介平民，能够一呼百应，恐怕不是国家的福音吧！咸丰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心里一惊，赶忙追补一道圣旨：撤除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的任命，让曾国藩改任兵部侍郎——显然，咸丰还是不信任曾国藩，不信任这个手握重兵的汉族书生。
第四章 铁血湘江（6）
完全可以想象曾国藩收到这两件上谕时的心情。不过此时的曾国藩在经历了诸多的失望之后，对于朝廷的指令，已抱有平常心了。收到第一封上谕时，曾国藩并没有过多的欣喜，他照例公事公办回了一折，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想代理巡抚之职，不敢接受巡抚之印，想暂时交湖北总督保管。咸丰在收到曾国藩的折子后，态度严厉，反而怪罪曾国藩在落款时不署巡抚之名，有违旨之意。这样的强词夺理，让曾国藩心中十分不快。好在曾国藩已没有心情郁闷了，战局已呈危机状态，湘军在攻下武昌之后，太平天国立即调整了战略部署，调集燕王秦日纲和翼王石达开部，大军沿长江一线，开始了第二次猛烈的西征。
1854年10月底，曾国藩率领湘军从武汉出发，这一回，曾国藩打算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围攻湖北与江西交界处的田家镇。瑟瑟秋风中，曾国藩首攻黄州，再占鄂城，然后兵分三路东下，一路扫清沿途的太平军据点。到了长江边上的半壁山一带，湘军重新聚集，全力进攻太平军重兵屯集的田家镇。田家镇之役异常惨烈，后来，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描述：即使是战争结束后，江边上仍有浮尸不断。经过几次拉锯战，湘军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终于攻克了田家镇，击毙太平军一万多人，烧毁战船四千余艘，缴获五百余艘。当然，湘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曾国藩听到自己军队的伤亡数字时，一时禁不住，在大帐之中失声痛哭！战争，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哪有什么绝对的胜利呢？无非是彼此之间的互相消耗罢了。让曾国藩更没有想到的是，田家镇战役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从此之后，在两年多时间里，湘军陷入了一个低谷，曾国藩与胜利渐行渐远，以致很难有相逢的机会了。
1854年12月的一天，曾国藩照例早早地起床。自带领湘军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天，曾国藩总是在起床后带领一两个亲兵巡查营垒，检阅士兵训练；吃早饭时，曾国藩把当天要布置任务的将领和幕僚叫在一起，边吃饭边交代当天的工作；早饭后，曾国藩往往用一上午的时间批阅各地送来的文件，处理相关事务。稍有空闲，曾国藩总是捧起一本书，边读边思考。读书，在曾国藩看来，不仅仅是学习，更重要的，还能克服骄惰、奢靡以及浮躁的性情，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沉静下来。曾国藩不是一个只知高谈阔论的道德家，相反，他一直注重身体力行，“立德”的前提，是要“立功”；要做到“内圣”，必须推行“外王”；对于一个人来说，致力于心性修养，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或者说，只有内部准备好了，才可以“外用”，内部，是外部的基础——这些，都是不能分开的。曾国藩毕生努力去做的，就是“内外兼修”，以冶炼内心的宏大，去迎接外部的挑战。
这一天，曾国藩在巡营后没有回大帐，而是招呼了几个幕僚去了长江边上。已是深秋，大地上一片肃杀萧瑟，在长江边，更是一片苍茫荒凉。几乎所有的树都没了叶子，像一个符号似的，不甘寂寞地站在那里。一个幕僚告诉曾国藩，只有到了深秋，才能辨别出树的真正颜色，不像春天，所有的树都是绿的。曾国藩饶有兴致地听着幕僚的解释，频频点头。万物都是有“理”的，也难怪当年的朱熹面对一根竹子呕心沥血，他是在苦思冥想竹中暗藏之理……的确，树的颜色在秋天里现出了原形：槭树是橘黄的，桦树是金黄的，橡树是青铜色的，槐树则是黑色的……跟树一样，人，只有到了中年之后，才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东西，也会看出与万物的相通……登临江边的山坡之上，曾国藩极目远眺。长江在他的视野里，如一望无际的大洋，根本无法看出水流自哪个方向。一切都在流逝，灵魂稳定不动地注视时间的流动，而时间本身，则是由欢乐、忧伤以及死亡组成的。大江东去，淘尽了多少历史和人物呢？
曾国藩陷入了战争间歇期的沉思。这一天很奇怪，从一大早起，天边就一直有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血红血红的。一直快到中午了，也丝毫没有退下的意思。对于天文地理颇知一二的曾国藩知道，这片火烧云来得不寻常，它肯定是一种预兆，预示着更残酷的激战。曾国藩知道，战争就是暴风骤雨，更大的惨烈肯定会接踵而至。
第五章 遭遇低谷（1）
一个团队往往是有性格的，某种程度上，领导人的性格决定了团队的风格，尤其是初创时期的领导人。曾国藩与湘军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很多年后，人们在总结湘军的战斗历程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并不是一支天才的部队，它甚至没打过什么堪称经典的战役，它只是拼尽全力慢慢消耗对方，同时，一点一滴地壮大自己。从总体上说，曾国藩的用兵非常谨慎，他从不盲目出击，也很少用奇兵，每一场胜仗都不算完美漂亮。在湘军与太平军所进行的前期和中期的几乎所有战斗中，很少有那种压倒性优势的胜利。可以说，每一场战斗的胜负，都在毫厘之中。双方的争斗，完全是一种拼人数众寡、拼死亡数字的过程。这样，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也是奄奄一息，九死一生。
曾国藩让人钦佩的一点就是：在与太平天国军队长时间的对峙中，从未犯下低级错误，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耐，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这一点，与其说是曾国藩会打仗，倒不如说是他具备战争的素质——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总是像一条蛇一样，变得更警觉，更缄默，也更冷峻，虽然他有时候表现得十分焦躁，但他总是全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力使自己像冰一样冷静，像竹子一样坚韧。这样的性格，使得他与他的军队始终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特质；在这样的对手面前，敌人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之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
田家镇大捷之后，曾国藩及湘军跌入了战争的谷底。这个时候，太平军在翼王石达开的统率下，进行了第二次西征。曾国藩从田家镇继续挥师东进，踌躇满志地迎战。两军的主力聚集在长江江西段一带，都摆出了决战的架势。曾国藩全力进攻九江未果，只好掉转方向，把主攻目标对准湖口，想凭借水师的优势，拿下湖口，再攻九江。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遭受到了最为惨烈的鄱阳湖之败——1855年1月，湘军轻快水师中计陷入鄱阳湖，湖口的太平军见势勇敢杀出，拦腰攻击湘军水师，将它们一分为二——这样，就成了“内江水师”和“外江水师”两部分。然后，太平军水师先火攻湘军之外江水师于湖口江面，大胜，湘军外江水师被迫移至九江水面。2月，太平军水师再次乘夜火攻湘军停泊在鄱阳湖的内江水师，焚烧了湘军大、小战船百余只。正在鄱阳湖的曾国藩情急之下，只得改乘小船仓皇逃命，文卷册牍全部丢失。这一场战斗，是曾国藩自湘军建立之后，遭受的最惨烈、损失也最重的一次。曾国藩慌不择路逃至罗泽南的陆营后，越想越觉得羞愧难当，情急之下，曾国藩掉转马头，想冲至敌营一死了之。在场的罗泽南和刘蓉等一班人死死地拽住马的缰绳，曾国藩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
第五章 遭遇低谷（2）
从春天到夏天的那段时间里，太平军的进攻连连得手，湘军连战连败，形势急转直下：1855年4月，太平军秦日纲、陈玉成部攻下了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情急之下，自杀身亡；8月，湘军悍将塔齐布久攻九江不下，忧愤而死；紧接着，胡林翼又在汉阳附近遭遇败绩……那段日子里，曾国藩困守在鄱阳湖边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即使传来的，也是一些不好的消息。此时，曾国藩的处境已极为危险，连家书和奏折都很难送出去。曾国藩不得不在家书中频繁地使用暗语，甚至，用蜡丸将家书密封起来，派人化装送出。即使如此，曾国藩的信差还是有好几次被太平军俘获，遭到杀身之祸。每天，曾国藩所看到的，都是鄱阳湖中单调的情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一只又一只野鸭钻入水中，或者，几只大胆的麻雀在残缺的芦苇当中飞来飞去，间或草丛中有一些动静，仔细看去，原来是水蛇在苔藓上静悄悄地滑行，然后游离于枯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到处都是风声鹤唳，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仿佛随时都可以杀声震天、刀光剑影……曾国藩后来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写道：“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湖湘大儒王湘绮撰写《湘军志》，阅读当时文件时，朦胧之中好像见到曾国藩的窘状：“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那正是曾国藩当时的真实写照。
到了1856年，对于湘军来说，战局进一步恶化，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3月，湘军周凤山部在江西樟树镇大败，南部大门洞开，曾国藩不得不离开湖口，亲赴南昌收集溃勇，调集水陆各军全力防守省城。4月，更恶劣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太平军大破朝廷绿营江北大营；然后，一则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让曾国藩捶胸顿足——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武昌身亡！罗泽南算是曾国藩的嫡传弟子了，本来，罗泽南一直在湖北战场，曾国藩江西战败之时，给罗泽南写了一信，让他火速调兵来江西救援。罗泽南收到曾国藩的信后，立即救援江西，走到一半时，因武昌被围，湖北形势急迫，罗泽南又不得不掉转方向回湖北解救。武昌被太平军攻下之后，罗泽南火急火燎，决定不顾一切将武昌城夺回。攻城之时，武昌大雾弥漫，城内太平军敢死队一下子涌出，对攻城部队一顿乱砍乱杀，湘军不明形势，乱作一团。罗泽南左额中弹，三天之后不治而亡。听到罗泽南的死讯，曾国藩泪流满面，这是一个名将啊！德高望重，智勇双全。在湘军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罗泽南与彭玉麟了，这两个人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学，都堪称三湘翘楚。罗泽南还曾是曾国荃的老师。虽然罗泽南一直不太愿意离开湖南作战，但因敬重曾国藩，还是跟曾国藩出了湖南。从湘军组建开始，罗泽南几乎就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即使是在曾国藩“屡败屡战”之际，罗泽南也是无坚不摧，屡战屡克：“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罗泽南率师北渡”、“罗泽南克通城县”、“泽南破贼于贵溪”……只要罗泽南出马，总能转危为安……现在，武昌攻下了，罗泽南却身亡前线，曾国藩不由号啕大哭。
第五章 遭遇低谷（3）
由于长时间在军事上没有起色，曾国藩和湘军遭遇了组建之后的低谷。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创建湘军，又用了很多乡绅读书人带兵打仗，无论怎么说，都被当时一些官员视为越轨行为。屡屡受挫的情况下，明枪暗箭不断向他袭来。当然，让曾国藩感到最伤脑筋的，还是来自于朝中的压力——那些遗老遗少们不断向咸丰上奏折说他的坏话，说他如此一个迂腐的书生，哪里懂得打仗呢？只是以打仗之名，沽名钓誉，甚至心怀不轨。
在江西，由于战事的不顺利，湘军在给养上也遭遇到很大麻烦。最初，曾国藩筹饷的基本办法是留下比中央财会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资源，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同地方大员制定一些新的收入政策，来保证军饷的发放，主要措施包括：一是设置一些不受户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岁入项目，将这些所得截留；二是他的部属一旦就任抚督之后，便将岁入权集中在自己手中，避开户部的干预，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湘军的供给；三是卖官鬻爵——在湘军兴办之初，湖南巡抚骆秉章为了支持曾国藩，把这一项权力交给了曾国藩，这样，出售官衔所得成为早期湘军主要经费来源之一。随着湘军人数的增加，到了后来，这三项措施用到了极致，也无法保证军队的供给，湘军欠饷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欠饷，军士们士气低落，开小差的，甚至图谋不轨的都有。内部军心不稳，让曾国藩尤为担心。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大权，他所带的湘军在江西又属外来军队，所以，很多当地官吏都视曾国藩的湘军为额外负担，用得着时，供给还算及时，用不着时，供给就变得拖拖拉拉。打了胜仗没有奖励，如果战败，则备受讥笑，供给更是无从谈起。曾国藩虽然挂了一个兵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但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一直存有戒心，经常阳奉阴违，硬磨软抗。有时甚至还为曾国藩设计陷阱，让他自己往下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叠加在一起，千头万绪，让曾国藩困顿无比。虽然曾国藩的意志一如既往地坚定，但每每遇到这样的麻烦，也感到束手无策，忍不住长吁短叹，甚至会激起愤怒。
最让曾国藩愤怒的是“彭寿颐事件”和“毕金科事件”了——说起来，话就长了——曾国藩初入江西时，巡抚是湖南人陈启迈，并且，跟曾国藩一样，陈启迈也曾为翰林院官，按说，对于曾国藩，陈启迈应该格外关照。但陈启迈却经常跟曾国藩过不去，动不动就以不给饷要挟。曾国藩为了大局一直忍气吞声。比如，陈启迈不经曾国藩同意，擅自调动湘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朝令夕改；制造摩擦，羁押湘军营官副将周凤山于长江县，刑辱参将李成谋于芷江县……这些，曾国藩都忍了。孰料陈启迈越做越过分，有一次，万载县有一个叫彭寿颐的举人，在乡下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很有成效，打过几次小胜仗。曾国藩很赏识此人，想把这支民间力量纳入湘军。陈启迈听说后，故意以一个“莫须有”的名义，将彭寿颐押进大牢，严刑拷打。曾国藩实在气极了，他很快收集了陈启迈许多罪名，向朝廷参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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