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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曾国藩-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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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银价之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为天下之首。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如果除掉佃户分得和抗欠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只有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却在二斗左右，兑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要除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交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虽然如此使上交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去交纳，老百姓还会觉得很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是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要交纳银两。老百姓用辛勤耕作所得到的米去卖钱，可是米价太贱，百姓还是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不能安全。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自古以来都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北到丰县、沛郡、萧县、砀郡，西至南阳、汝州、光州、固原，这都是天下的中原地区，一旦盗贼一哄而聚，祸患则难以预测。近期听说偷盗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奸淫，绑架勒索，老百姓不得已告到官府。官府准备去捕捉，事先贴出告示，等到了那里，地保便谎称盗贼已逃跑。官吏便焚烧附近的民房，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然后扬长而去；差役则腐化讹诈当事人的财物，满载而归，而盗贼实际上并未逃走。有时谎称盗贼已死，杀死其他囚犯以抵此案，而盗贼其实并没有死。案件不能了结，赃物不能追回，而当事人家就已破产了。忍气吞声，无力再告。即使再告，就算侥幸能够发兵会捕，而兵役平常都和盗贼串通一气，临时得些好处，盗贼放走，一点也没有痕迹；有的反借盗贼的名义恐吓村里的老实人，勒索大量财产，如果不给，就说他是盗贼的同伙，烧掉他的房屋，将他戴上枷锁；又有的责难那人的同族或邻里，命他们绑着盗贼来献，直至押送到县上，又向他们索取收押和转送的费用。因此，凡是盗贼所在的地方，不只是当事人焦头烂额，即使是最疏远的亲戚、最远的乡邻，也都是重者倾家荡产，轻者受到牵连，这种现象到处都是……
三是冤狱太多，正气难以伸张。自从我代理刑部以后，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请皇上然后结案的有数十起，直接发公文结案的数百起，其中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经过审理，得以水落石出。其他的各个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诬告罪，被告反倒一点没事。这些案件给原告定的罪，根据例文，大约有这么几条：或者说申诉不属实，打一百杖；或者说越级进京上告重事不属实，发配到边远军队中；或者说以进言为借口，挟制官府，发配到附近军队中；或者说涉嫌诬告本地主管官员，发配到有瘴气的地方军队中。最终又不重判，便说怀疑是诬告，或者说申诉的人是有原因的，于是，就有了赎罪的方法，有了降低罪的等级的方法，使原告不曲不直，进退两难，不能再去翻案；而被告则巧妙解脱，绝对不被加以罪名。下属百姓告发官长，这种刁滑风气确实不能助长。至于告发奸诈的官吏舞弊，告发败坏的差役贪赃，却说每个案件都是诬告，哪个会相信呢？即使百姓上告百姓，而说原告都是错的，被告都是对的，哪个又会相信呢？上有圣明的君主，一定逃不过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条文中的记载，百姓上京告状，有的提取该省审案材料来京城核对审讯，有的交给督抚审讯处理，有的派钦差大臣前去处理。近来却全部交给督抚审理，督抚又交给首府，从不亲自提审；首府又为在一起做官的人掩饰，不问事情的轻重，一概折磨恐吓，一定要让原告自认是诬告才肯罢休。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趋势，各省都是如此。一家长期诉讼，十家因之破产；一人蒙受冤屈，百人饱尝痛苦。往往有很小的案件，却几年不能结案，颠倒黑白，使人老死狱中，听后令人发指。我所说的民间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这三个方面都是目前最紧要的事务，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请皇上反复告诫外省，严厉责令督抚，一定要想出改变的办法。至于银价太高一条，可以采用平价的办法。
曾国藩的这一封奏疏引起了咸丰的重视，咸丰批示让吏部等细细研究，形成意见来解决这些事情。此时的咸丰对于曾国藩已算得上了解了，在他看来，这个喜欢上书的曾国藩有学问，有能力，也很有用，但却是一个认死理、可敬不可亲的人。也许，对待这样的人，不可不用，但又不可重用。在宫廷长大的皇帝，自小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很多权谋之术，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物，也有相应的办法和策略。在年轻的咸丰看来，对付这样一个汉臣，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1853年，这一年，命运显然不愿意再赐给四十二岁的曾国藩平稳安逸的日子了，她狠狠地推了曾国藩一把，把他从散发着霉味的官府推向了战争风云的前台。曾国藩不得不站起身来，正正衣冠，抖擞精神，清清嗓子，挂上胡须，认认真真地一唱三叹他的从军行了。
第三章 乱世从军（1）
历史的进程中，每到重大拐点之时，总会有一些奇异之人破土而出。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动机纯净，拥有理想主义信念，实际上，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造就比最残暴的现实政治家和最暴虐的杀人犯更多的灾难。恰巧是这种信念纯真、虔诚笃信、狂妄热忱的人，这种自诩要改变世界、怀有最高尚目标的人，促成了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杀戮和灾难。鸦片战争之后，这个应运而生的奇异之人就是洪秀全。这是一个很难用常理来解释的人。现在，留存下来的所有关于洪秀全的描绘，都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他就像一个巨大的谜语一样，等待着人们去破译。首先，这个人是狂热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因为他，将会呈现一道崭新的、永不消逝的旭日红霞。其次，这个人是执著的，他盲目而狂热地崇拜着一知半解的基督教义，犹如崇拜一个神灵。最初，他把那本《劝世良言》背诵得滚瓜烂熟，以他几近天真的幼稚和执著进行煽动性的演讲，以鼓舞那些深受剥削和压迫的下层的劳动者，为他们创造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底层的劳动者，本能地感受到他那灼热的、富有同情的博爱精神，也相信他美好的承诺。苦难深重之中，那些底层的人们将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他身上，赌博似的将所有的希望、人格、灵魂都抵押给他。他也慢慢地变成了神灵，变成了法力无边的救世主。但很快，一切都在慢慢失控，人们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炽热，而他自己也渐渐地丧失了理智，将自己送入狂暴的祭坛。
现在看来，当年洪秀全仅仅利用浅显的基督教义，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滔天狂飙，除了复杂的社会与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应该有文化传统和大众心理方面的深层次缘由。复杂的社会原因，当然是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的，长达数百年的封建残酷统治让底层的大众走投无路，人们希望能够揭竿而起，过上“均贫富”的好日子；至于大众心理，当然跟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关，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文明古国的基层民众一直有着偶像崇拜的习惯和要求。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的入侵，让这个古老国度失去了信心和自尊，人们更愿意去相信外来神的神通广大。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的横空出世，正好满足了大众新一轮崇拜的要求……历史当然是纷纭复杂的，复杂的一切组成了洪秀全应运而生的机缘，也造就了时代的宿命以及人的宿命。
曾国藩的卷入同样具有某种偶然性。1853年初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时，曾国藩正在湖南老家守孝。在此之前，曾国藩受命前往江西充任乡试正主考官。1852年8月，当曾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内小池驿时，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国藩顿感五雷轰顶，泪如雨下。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是一个拥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农村女子，勤劳淑德，极富自我牺牲精神。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晚年卧病在床，很长时间，就是母亲日夜守护，毫无怨言。得知母亲去世后，曾国藩一边急急忙忙向朝廷请假，一边改道由水路经江西火速赶往湖南湘乡老家。行至武汉时，曾国藩从湖北巡抚常大淳处得知长沙被太平军围困，无法通过。曾国藩心急如焚，连忙从岳州改行旱路，经湘阴、宁乡，历经磨难。当曾国藩行抵白杨坪的荷叶塘时，已是1852年的10月6日了，这一天，距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已近两个月。跪在母亲的灵前，回想起母亲的慈爱和勤劳，曾国藩克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大哭了一场。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守孝生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乱世从军（2）
1853年1月12日，正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收到咸丰皇帝的寄谕，要求他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刚刚把母亲的棺柩厝置于居室，还没来得及举行葬礼。接到咸丰的圣旨，曾国藩想了很多，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间出来从军，怕招人耻笑——按帝国官制，官员在父母亡故后都要在家丁忧三年。曾国藩还担心的是，自己一介书生，从没有带过兵，哪能打胜仗呢？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于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和作风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买马，那些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地方政府，能积极支持自己吗？曾国藩前思后想，还是决定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一封信，想推脱此事。信写好后还没有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武汉失守，不久前刚刚见过面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被杀。曾国藩非常震惊，局势的危急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耿直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只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国藩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老友郭嵩焘专程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到达白杨坪时，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点东西之后，两人秉烛而谈，郭嵩焘力劝曾国藩起事，郭嵩焘认为此时如果曾国藩不振臂一呼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道统将难以传承。郭嵩焘的凿凿言辞，让曾国藩打消了顾虑。曾国藩决意地投身于战争的尘烟之中了。
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投身于这一场战争，绝对可以看作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在中华帝国长长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朝代，是以这样的方式力挽庙堂于既倒的。更多的时候，民间的力量往往选择朝廷的对立面，卷起狂飙和巨浪，加速一个朝代的毁灭。但这一次，由曾国藩出面组织的民间力量却站在了朝廷一边，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道统一边，像圩堤抵御洪水一样抵御着外来宗教对于本土文化的侵蚀。太平天国在民间知识层的顿然失势，让这个政权一下子头重脚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卷入这场战争，同样可以看作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回乡练勇，也是对他个人的挑战和超越。以科举入仕的曾国藩虽然一度在京城风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属于既定：一是如京城蝇营狗苟的官僚一样，亦步亦趋，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转上一圈，缓慢地获得升迁，耗尽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穷酸的翰林阁老，一辈子皓首穷经，终老于灰蒙蒙的故纸堆中，变成一条僵死的蛀虫。虽然一直酷爱读书，但对于那种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并不热衷，曾国藩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他更愿意去做一个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后，曾国藩一边处理善后之事，一边频繁与外界联系，想获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馈来的消息，让曾国藩对于形势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曾国藩考虑的是，如何在浓云密布的战争风云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乱世从军（3）
很多年后，当曾国藩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作为一介毕生钟情于学问和操守的书生，就那样突如其来地陷入了戎马生活中不能自拔。这样的结果，明显地带有宿命的意味。曾国藩曾自嘲说当年从军主要是自己想“赌口气”，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实际情况确是如此，熟读《论语》的曾国藩当然懂得《论语》上那一句著名的话：“夫道失求诸野。”在曾国藩看来，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动，达到挑战自我的目的。虽然曾国藩一直看起来循规蹈矩，但这个湖南佬却天生执拗刚强，很认死“理”。在他看来，数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着“天理”。现在太平天国随意否定这种道德，就是要与“天理”挑战，代表着“魔”与“妖”。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示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这个时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时呢？——这样的想法和命运，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团”的想法和命运。
从曾国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个长达十多年的对手——小自己一岁的洪秀全。洪秀全与其说是曾国藩正面的对手、战争的对手，还不如说是曾国藩文化的对手、人格的对手。可以说，在曾国藩顺利地进入科举之前，这个破落地主的后代与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科举上的成败让他们的命运南辕北辙——曾国藩顺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孙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种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国藩成为了既成道统的捍卫者，而洪秀全则全力破坏这个道统。从某种程度上说，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国的出现，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产生的一件错误的事情。洪秀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选择和制造的精神和文化工具的支离破碎不堪一击所造成的。与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精神旗帜与文化盾牌相比，曾国藩所固守的精神力更强大，更长久，也更牢固。毕竟，这样的旗帜与盾牌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种以生吞活剥方式所形成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它形成致命的打击。
1853年1月23日，潇潇的冬雪之中，曾国藩离开了白杨坪。父亲曾麟书把曾国藩和曾国葆一直送到村口。看着父亲的鬓角这段时间又添白发，曾国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会怎么样，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躬身骑在马上，曾国藩感到很不习惯，毕竟，曾国藩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更多时候，他还是愿意坐在轿子中，放下布帘，稳当当地思索一些问题。骑马会让他紧张而焦躁，思维也缺乏连贯性。25日，曾国藩赶到长沙，经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安排，将原来长沙绿州学院改为钦差大臣的官邸，然后，在门口挂个“钦命兵部右侍郎督办湖南军务”的大招牌，就开始招兵买马了。从第一天起，曾国藩就以自己设计和构思的方式启动，那就是，明里曾国藩是招募团练，其实在内地里，曾国藩还是想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个时候，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朝军队闻风丧胆的八旗劲旅，在清军入关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慢慢地养尊处优，早就没有了战斗力。到了康乾年间，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战斗力还是以绿营为主。由于早期制定的政策不准“扰民”，清朝一直没有兵役制度，采取的是“募兵制”，即只要当兵，就会发饷给钱。这样，当兵的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和社会上的懒汉混混等，再加上军队缺乏正规的军训，战斗力可想而知。鸦片战争爆发后，庞大的帝国军队更是名存实亡。曾国藩心里明白，八旗军、绿营兵等正规武装力量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小股的团练武装也无济于事，自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和训练一支组织严密，有着顽强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的地方部队，才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第三章 乱世从军（4）
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曾国藩的麾下：在他们当中，有偏远山区的淳朴山民；有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的手艺人；有屡试不第落魄的文人；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有浑水摸鱼的亡命之徒……曾国藩的原则是，只要这些人有忠义有血性，就可以到这里来端上自己的饭碗。曾国藩深知底层民众的状态，他对湘军薪饷标准的制定，对于普通民众也是有很大诱惑的：在湘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薪饷一般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至于高级官员，由于希望减少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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