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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恩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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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旬刊》、《上海画报》、《新时代》月刊等都相继刊登了评论刘海粟画展的文章。对于刘海粟而言，这或许是继欧洲名声大震后的又一个重要丰收。一切看起来都很圆满，如果不是徐悲鸿随后发表在《申报》上的那篇启事。
论战的起因是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上的那篇文章。在《新时代》第三卷第三期发表的《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中，曾今可说：“国内名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这句话惹怒了徐悲鸿。
徐悲鸿应该还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满怀希望奔至上海图画美术院，却发现里面空洞无物后大失所望的情景，于是，他在看到曾今可的文章后毫不客气地立即撰文，于1932年11月3日（阴历十月初六日）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
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等，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试持一与美术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博物院画，人皆有之，吾亦有之；既不奉赠，亦不央求。伟大牛皮，通人齿冷，以此为艺，其艺可知。昔玄奘入印，询求正教。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因其目的在营业欺诈，为学术界蟊贼败类，无耻之尤也。曾某意在侮辱，故不容缄默。惟海上鬼蜮，难以究诘，恕不再登。伏祈公鉴。
刘海粟看到启事后大怒，立即反击，仅仅相隔一天，即11月5日，在《申报》上刊登《刘海粟启事》曰：
第三卷三期《新时代》杂志曾今可先生刊有批评拙作画展一文。曾先生亦非素识，文中所言，纯出衷心，固不失文艺批评家之风度，不谓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指图画美术院为野鸡学校。实则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即以徐某所指石膏模型一具都无而言，须知在中国之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艺术绅士”如徐某所能抹杀。且美专二十一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鄙人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受之有素，无所顾惜。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鄙人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沦为“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嫉视何为？真理如经天日月，亘万古而长明。容有晦冥，亦一时之暂耳。鄙人无所畏焉。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2）
在《刘海粟启事》的旁边，还刊登了一段简短的曾今可的《启事》。看来，这位一心想以“词的解放”出名的文人并不想扯进画坛的争端中，刊登启事明显有全身撤退的意思。
《曾今可启事》内容如下：
昨阅《申报》徐悲鸿先生启事，以《新时代》月刊三卷三期拙稿《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一文为“意在侮辱”，查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处。
此启。
或许是《申报》的编辑认为只放刘海粟和曾今可的启事不够热闹，便又把前天（11月3日）徐悲鸿刊登的启事拉到《刘海粟启事》的旁边，又刊登了一次。
这下，画坛激起千层浪。彼时，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是国内著名画家，一个是欧洲游学八载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国社、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后被聘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个是敢于冲破封建传统，向军阀开战的艺术斗士，刚刚戴上了西方学者颁发的“艺术大师”的帽子，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一场恶战。
果不其然，4天后，徐悲鸿继续在申报刊登文章，说话更不客气：“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仍不及（除非撒谎）。”又不屑地向刘海粟说：“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徐悲鸿看似文弱书生，但是骂起嘴仗来，却毫不含糊，11月9日《申报》刊登的《徐悲鸿启事》全文如下：
海粟启事谓不佞“法国院体……”，此又用其所长厚诬他人之故智也。人体研究务极精确，西洋古今老牌大师未有不然者也。不佞主张写实主义，不自今日，不止一年。试征吾向所标榜之中外人物与已所发表之数百幅稿与画，有自背其旨者否？惟知耻者，虽不剽窃他人一笔，不敢贸然自夸创造。今乃指为院体，其彰明之诬如此。范人模型之始见于中国，在北京在上海抑在广东，考证者当知其详。特此物之用，用在取作师资，其名之所由立也。今立范而无取是投机也。文艺之兴，须见真美，丑恶之增适形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仍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刘海粟看到后更为生气，待要拿起笔来反击，又停下了。刘海粟在报纸上打嘴仗的功夫大家在此之前已经领略过，在*模特儿风波事件中，在《申报》上将上海一帮卫道士以及军阀孙传芳骂得落花流水，这一次竟然能够忍住不再回骂，实在是难得。
据刘海粟回忆说，在看到徐悲鸿的第二个启事后，想要提笔再战，写到一半的时候，收到了蔡元培和梁宗岱的信。蔡元培在信中劝刘海粟，说刘海粟的名气比徐悲鸿的大，如果再要笔战岂不是帮他人提高知名度？不要把精力白白浪费在争闲气上。但这封信自始至终都未见到，也让后人对蔡元培是否写过这封信有所质疑。梁宗岱在洋洋长信中系统评论了他的作品，认为刘海粟的艺术已经到了成熟时期，说他的画“已由摸索的前进而为坚定的，由依凭的如其不是模仿的进而为创造的”。据说刘海粟看了这两封信，把写了一半的反击檄文揉碎了，扔进废纸篓中。 txt小说上传分享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3）
挑起这场论战的曾今可，认为一个启事不足以撇清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为表白他对刘海粟与徐悲鸿一视同仁，又撰《从艺术说到刘海粟与徐悲鸿》一文，刊登在1933年1月1日《新时代》月刊上。他在文章里说：
两个月以前，刘海粟先生要我替他的欧游作品展览会写一篇序文，我就随便写了一点寄去。那时因为我有事急于要到扬州去，那篇文字的确是很随便地写成的。等我从扬州回到上海，刘先生的展览会已经开幕了。我的那篇随便写成的序文也随着许多达官名流的题序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特刊》上发现了。承刘先生将我那篇拙文抄了一份寄回来，要我在《新时代》月刊上发表，故该文又见之于《新时代》月刊第三卷第三期。万不料一篇这样随便写成的文章，后来竟惹起了徐悲鸿和刘海粟先生的一阵笔战。
我认识徐悲鸿先生约有两年。在我没有认识他以前，我曾从《良友》杂志上读过他的一篇自叙体——《悲鸿自述》。那时我便对他有了一种敬仰，大概只要是读过徐先生的自传或知道他是如何从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挣扎，奋斗，且如何刻苦，用功以造成他的艺术的，都会敬仰他的吧？徐先生的画我看到的很少，但我看到他为邵询美诗人所画的像，那时我便除了敬仰他的为人并且敬仰他的作品了。自然，我也在别处看过徐先生的画，不过我是不懂画的，我一向是对别人这样说。即在刘海粟先生展览会序文中我也这样说到。徐先生的作品已出版者甚多，有《描集》四册，《普吕动画集》一册，《初论杰作》一册，新出《悲鸿画集》二册。又《新城习作集》、《美的西湖》、《齐白石画集》等都有徐先生的序文，可以看出他的艺术思想。徐先生的画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我说不出。瞎说是不应的。他的基本功夫做的很深，这是一位大艺术家告诉我的，我相信。
曾今可在本文中也很巧妙地告诉徐悲鸿以及广大读者，他为刘海粟写序言是随便的和被动的。
被当时新闻界称之为“新闻奇才”的记者、政论家卜少夫也关注到了徐刘二人的笔战，赶紧修书一封向当事人之一的徐悲鸿询问事情的原委，11月15日，徐悲鸿回信一封。在给卜少夫的回信中，徐悲鸿这样写道：
少夫先生大鉴：
承询与刘某纷争事，已见弟两次启事，内容不难明晰，彼既无辩，即算终了。惟欲为足下声明者，乃各报多喜言“文人相轻……”等字，弟生平待人以敬，不敢轻人。当代作家弟向不加评骘。只有揄扬人之长，不道人之短，足下当能忆之。足下素知，特人欲侮辱我时，始奋力抵抗，加以迎头痛击。轻人乃他人之常态，而非弟之故态。必不护己，自知罪过，而不能求谅于人人，因他人不知我也。北京文人荟萃，弟友固多，刘友也多，也有双方均有深交者，议论必极纷纭。要知，破口骂人纵是胜人，究属缺德！惜乎此时，无抵抗主义为世所诟病。弟此举未能免俗，否则任人诬蔑，固也无妨也。前附记周湘君书，聊明真象，明日黄花，已弗足道，不必再为文宣扬，因当事人均在，倘骂刘不实，则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古训。骂弟不实，则地远也莫从更正也。
敬颂
撰安
悲鸿顿首
十一月十五日
在信的结尾处，徐悲鸿认为有必要再澄清一下，于是又给北京新闻界的朋友一封信，信的全文内容如下：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4）
在平诸友统祈致候：
弟之否认事似可笑，但弟之身份，当时不易定也。彼诚未请弟为该院之师，但鄙画为该校范本。该院当日当局谓某人在此，马马呼呼；而刘某求曾某吹（曾书尚在弟箧），彼时便欲列弟为其徒，岂非无耻？彼时未敢，（因民四、五弟在审美书馆便有多种出版物。彼时刘某尚在乞灵于北京路旧书中画片。十五六年来彼之进步果何在？）近因上海市政府为彼利用，乃夜郎自大，固有此纠纷。阅其本师周湘书，可以明了一切。（周近与弟书备极推重）
徐悲鸿给卜少夫和北平友人的信一起发表在天津的《庸报》上。这是徐悲鸿在徐刘论战中最后公开发表的文字。
刘海粟则一直保持沉默。
表面上看，徐刘二人的争端偃旗息鼓，两个人继续在各自不同的艺术之路上探索。但论战潜伏的暗流，则伴随着他们此后的生活，两人之间恩怨日久绵长，甚至波及到徐刘二人之后的门派与后人，可谓回音渺远，影响颇广。
徐悲鸿在首次《申报》启事说：“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试持一与美术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是指刘海粟回国后，常常拿着他在游学欧洲时与巴黎美术学院院长阿尔贝？贝纳尔的合影照片，到处炫耀这件事情，在徐悲鸿看来，刘海粟喜好炫耀，好吹牛皮，并无真才实学。在第二次刊登在《申报》启事中，徐悲鸿更是直下战书：“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刘海粟在反击徐悲鸿时指出：“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鄙人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这是指三年前徐悲鸿与徐志摩关于第一次美展之时关于“惑”的争论，在致徐志摩的公开信中，徐悲鸿曾经称塞尚、马蒂斯的作品“无耻”一事。刘海粟认为，徐悲鸿对他的成见，始于两人的艺术见解不同。刘海粟在《申报》启事中，也批评了徐悲鸿的写实主义，认为徐悲鸿陷入了“官学派”的窠臼，刘海粟毫不客气地写道：“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沦为‘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
两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此时，刘海粟欧游回国，“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隆重开幕，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等均写序祝贺，市长吴铁城称刘海粟为“当代画宗、吾国新艺术之领袖”，如此高的评价不禁让刘海粟飘飘然。而徐悲鸿也正声名日隆，当时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完成了著名的油画创作《我后》、《田横五百士》，国画《九方皋》等诸多寓意深远、气势宏大的创作，在当时国内画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时的徐悲鸿与刘海粟在名声与影响力方面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在论战中，徐悲鸿可以说略占上风。他在给北京新闻界朋友的信中说：“弟之否认事似可笑，但弟之身份，当时不易定也。彼诚未请弟为该院之师，但鄙画为该校范本。该院当时当局谓某人在此，马马呼呼；而刘某求曾某吹（曾书尚在弟箧），彼时便欲列弟为其徒，岂非无耻？”意思很明白，若是说自己曾经在上海美专待过，马马虎虎似乎也能说过去，但是若是刘海粟吹嘘他是自己的老师，那就太无耻了。这也是在论战之时让徐悲鸿最为恼火的地方。
虽然看似刘海粟在与徐悲鸿的论战中略输一筹，但这并不影响刘海粟的心情。欧游画展在上海结束后，刘海粟一路北行，相继在无锡、南京展出，一路获得赞誉无数。继第一次欧游画展结束后，刘海粟即开始筹备第二次赴欧洲的柏林画展。几乎是在同时，徐悲鸿也在准备赴欧举办画展一事。
《申报》论战甫一结束，徐悲鸿与刘海粟似乎就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中展开了较量。
暗战于中国近代美展（1）
柏林中国现代美术展早在论战爆发前的几个月就开始筹备了。1932年6月，柏林中国绘画展览会开始筹备，筹委会决定选举蔡元培、叶恭绰为正副主席，徐悲鸿、刘海粟、陈树人、高奇峰等12人被聘为柏林中国绘画展览会筹备委员。蔡元培是教育界泰斗，不用赘言介绍，叶恭绰先生是近代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美术活动家和组织者，在民国时期，颇具声望。
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起始于刘海粟在柏林考察之际，他与德国方面签署的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的协议。
1932年8月，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成立了筹备处。徐悲鸿、陈树人、刘海粟等6人为常务委员。
柏林中国美术展览筹委会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徐悲鸿并未出席此次大会。赴柏林画展的筹备会是在徐刘《申报》 笔战之前召开的，但是徐悲鸿并未热心参与。或许从这点可以看出，徐悲鸿与刘海粟这两位同在上海扬名的著名画家，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往来，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了。
继徐悲鸿与刘海粟论战之后，刘海粟在筹备赴德美术展时，再一次遭遇了很多人的质疑。1932年11月，筹委会决定，任命刘海粟与岭南派代表画家高奇峰同赴德国，筹备画展事宜，这一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之后，很多画家都觉得不公平，认为这次赴德展览一事纯属少数人在操办，作品未经评选，也并未提前展出，不符合出国展出的程序。画家王祺、李毅士等人联名上书向行政院请愿，反对这次画展。他们又去找当时的*部长王世杰，要求刘海粟与高奇峰延期启程，原因是作品只是代表少数人的作品，不能代表全国水平。他们建议展览改由*主办，应当广泛征求作品，现代画作部分应当请当代画家和收藏家共同选定。上海、南京的报纸纷纷报道了此事，认为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刘海粟，纷纷将谴责的矛头指向刘海粟。
原本计划与刘海粟一道去柏林的岭南派画家高奇峰在接到筹委会通知后从广州奔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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