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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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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斯人很快便尝到了恶果，特别是当他们将上述宗教意识形态输出到边界地区或新近征服的领土时。建造科德所引以为傲的琐罗亚斯德教神庙不仅会得罪当地人，而且也被看作是在用暴力推行教义和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已成为波斯帝国的象征，人们很快就会把这种宗教当成一种侵略占领的工具，而并非一套精神解脱的哲学。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人开始对基督教进行认真研究，并将它作为对波斯暴行的一种反抗。
高加索统治者开始接受基督教的时间和具体过程都尚不清楚。公元4世纪初，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特三世（Tiridates III）皈依了基督教，这段历史在后人的记载中能找到，但记录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讲述一个动听的故事，文中还充满了自己对基督教的偏好。根据传统说法，梯里达特先是变成了一头猪，赤裸地游荡在田野里，后因得到圣人格里高里（St Gregory，他曾因拒绝崇拜亚美尼亚女神而被扔进一个蛇坑）的治疗才皈依了基督教。格里高里去掉了梯里达特的猪鼻、长牙和皮毛，并为这君王在幼发拉底河施行了洗礼。
梯里达特并非当时皈依基督教的唯一重要政治人物。在4世纪初期的君士坦丁，罗马帝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同样皈依了基督教。神圣的时刻出现在公元312年意大利中部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战役中，决战双方是君士坦丁和他的皇位竞争者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据说开战前不久，君士坦丁曾仰望天空，看到“十字形状的光”出现在太阳之上，还显有“尊此象，汝必胜”的希腊文字。那天晚上，他梦见基督告诉他说，这十字之光将助他打败所有敌人，他一下全明白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人们对于当时情景的描述。
君士坦丁大帝开始以无限的热情大力推行基督教，并不惜以牺牲其他所有宗教为代价。如同一位当时人所描述的，君士坦丁堡新城没有“被祭坛、希腊庙宇或异教徒的殉道所污染”，而是遍布“辉煌的祷告堂，上帝将在此保佑帝王的英勇奋战”。另一位作者说，一些著名的教派中心都被皇帝下令关闭，神谕、占卜、罗马神学都被禁止；原先官方活动前举行的日常祭祀仪式也被取消，异教的塑像被推倒，并被列为非法。这些作者的故事都毫不含糊，坚定地表明君士坦丁是新宗教一往无前的推动者。
事实上，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真正原因远非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而且比他死后不久人们所说的情况也要复杂得多。首先，在军队中已经存在大量基督徒的情况下接受基督教，是一项精明的政治考量；其次，遍布帝国的纪念碑、碑刻和钱币上的文字都将君士坦丁描述为“无敌太阳”（Sol Invictus）教派的坚定支持者，这说明他那对基督教顿悟般的皈依或许远不如人们所称颂的那样虔诚。另外，尽管有人会反对这一说法，但我认为皇帝并非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信仰，因为作为帝国的核心，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在皇帝皈依并热情支持新宗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在坚持奉行其传统的信仰。
无论怎样，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接受显然给罗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大约十年前的戴克里先时期，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曾达到顶峰，如今却宣告终止。观看角斗士决斗一直是罗马公民的主要娱乐项目，但也因基督教厌恶其有损生命的圣洁而遭到废止。“血腥场景令人不快，”325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这样写道，“因此我们全面禁止角斗士的存在。”那些原来因犯罪或因拒绝放弃信仰而被送到角斗场接受惩罚的人，如今都被送到“矿山服役，接受犯罪惩处但不必流血送命”。
整个帝国为基督教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而耶路撒冷是唯一一个被指定建造大型建筑的地方，于是这里便成了大量捐助资金的聚集地。如果说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是帝国的行政中心，那么耶路撒冷就是帝国的精神心脏。城中的许多地段都被夷平，从“异教”神殿废墟下挖出的泥土因为已经“受到恶性崇拜的熏染”而被扔得尽可能的远。人们在挖掘工作中发现了一处又一处的圣地，包括耶稣休息过的洞穴——经过一番整修之后，教徒们感到由衷的欣喜：“如同我们的救世主从此再生。”
君士坦丁亲自负责这些建筑工程，告诉人们圣墓教堂应该用哪些材料来建造。皇帝授权指定的官员选择墙面的布料和装饰品，但在大理石纹路和圆柱的选择问题上必须有他本人参与。“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他写信给耶路撒冷主教马卡里乌斯（Macarius）说，“天顶是否应该铺成或装饰成别的样式？如果是面板式的，也许能用金子装饰。”所有诸如此类的细节都需要他亲自批准。
君士坦丁的皈依翻开了罗马帝国的历史新篇章。尽管基督教尚未成为国教，但随着限制的日渐宽松和惩罚的逐步取消，新宗教开始蒸蒸日上。这对西方教徒和教会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却造成了东方基督教的灾难。尽管发行带有其他宗教神像的钱币以及在新城市竖立以自己形象为模板的太阳神雕像等行为，使他最初的皈依多少显得有些老奸巨猾，但没过多久他就对自己的信仰变得狂热起来。他把自己描述成基督徒的保护者，无论他们所处何地，即便是在罗马帝国之外。
在公元4世纪30年代，谣传说君士坦丁正准备攻打波斯，借口则是支援波斯国王一位失意的兄弟，他曾向罗马帝国寻求政治避难。在收到君士坦丁信件的时候，波斯帝国的神经一定在激烈震颤。君士坦丁说，很高兴得知“波斯最主要的行省中遍布着可以由我代表他们说话的臣民，我指的是那些基督徒”。他还专门对波斯国王沙卜尔二世说：“我推荐这些基督徒给您，来当你的保护神……请用您的仁慈、好意和礼节善待他们。在这种信仰的保佑下，贵我两国都将获益无穷。”这可能是比较温和的建议，但听上去仍然充满威胁。此前不久，罗马人已将东部边界推进到了波斯境内，并且马上就要着手修筑防御工事和道路，以确保既占的领土。
然而，当另外一个占据着贸易和战略要地的高加索地区王国——格鲁吉亚王国的国王通过顿悟（传奇性略逊于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他的期盼却变成了恐惧。趁君士坦丁不在多瑙河边疆，沙卜尔二世对高加索地区发动了偷袭，废黜了这位当地的统治者并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君士坦丁大帝立即采取强硬对策：他组织起一支大军，令主教们陪同征战，并仿制出一个可以运放约柜的移动壁龛，然后宣称要惩罚波斯并用约旦河的河水进行洗礼。
君士坦丁大帝的野心无限，他事先铸造了钱币，并给他的表侄子封了一个新的皇家头衔：波斯国王。激动人心的消息在东方基督徒中迅速传播，如摩苏尔（Mosul）修道院院主亚弗拉哈特（Aphrahat）在他的信中所说：“善意已降临到上帝子民的头上。”这正是他所期待的时刻：在尘世建立一个永久的基督之国。他还说：“要相信，野兽注定会灭亡。”
面对强敌，紧张备战中的波斯人撞上了大运：远征尚未开始，君士坦丁大帝患病身亡。沙卜尔二世开始对波斯当地的基督徒施压，以此作为对君士坦丁侵略行为的报复。在琐罗亚斯德政权的怂恿下，波斯国王“渴得想喝基督圣人之血”。数十个人成为了殉道者：5世纪初埃德萨的一份手稿称，当时遭到处罚的人至少包括16名主教、50名教士。此时的基督徒被视作潜入波斯的奸细，以便配合罗马军队征服波斯。领头的主教被指控唆使波斯国王的“追随者们反抗自己的国王，并成为异教皇帝的奴才”。
这一流血事件可以说是罗马热情接受基督教的直接结果。波斯国王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完全是因为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推崇。皇帝的话也许让亚弗拉哈特这样的人深感振奋，但同时也激怒了波斯的统治阶层。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前，罗马的身份一清二楚；而如今的皇帝——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却都不得不考虑如何既保护罗马及其公民，又要保护所有的基督徒。这真是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至少在国内，舆论都将向着那些主教和教徒；而对于那些生活在帝国之外的教徒来说，等待他们的恐怕只能是灾难——如同沙卜尔统治下的受害者所经历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皇帝荣耀无限，他奠定了欧洲基督教的基础，但却从未有人注意到接纳一个新宗教必须付出的代价：它严重影响了基督教在东方的生存前景。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扎根于亚洲的基督教能否在注定要面临的挑战中幸存下来。
第三章
基督之路
然而没过多久，罗马和波斯的紧张关系便逐渐缓和，对待宗教的压迫也日趋宽松。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罗马人在公元4世纪时有了新的威胁，他们必须为保全自身而战，因此被迫从波斯撤退。在沙卜尔二世去世（公元379年）前的一系列战役中，波斯成功夺取了通往地中海的贸易要道及交通关塞：尼西比（Nisibis）和西纳格拉（Sinagra）被重新收复，大半个亚美尼亚被纳入版图。虽然地区间的重新平衡有助于化解仇恨，但一直要等到罗马和波斯共同面临新的挑战，双方才真正化敌为友：灾难正沿着草原飞驰而来。
此时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气候环境变化。欧洲的海平面上涨明显，北海沿岸疟疾盛行；在亚洲，咸海的盐分从4世纪初便出现骤减，干草原上植被的变化（这一点通过高精度的花粉分析可以证明）以及天山山脉上新冰川的形成，一切都表明，这是一场影响广泛的全球性环境变化。
这种变化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比如前不久在中国敦煌附近发现的4世纪古粟特商人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食物短缺，饥荒遍地，死了很多人，灾难已经降临，难以描述；皇帝已逃出都城，逃走前放火烧了皇宫；粟特商人被饥饿和死亡折磨殆尽。写信人提醒他的同伴：别再去中国做生意，那里根本无利可图。他还描述了一座又一座被洗劫一空的城池。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上天造成的。
混乱局面给原本各自为营的草原部落创造了绝佳的统一机会。这些民族的活动范围从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中欧平原，最好的牧场以及可靠的水源确保了政权的稳固。其中一个部落在击败其他竞争者之后成为草原上的霸主。那位粟特商人在信中把这些人叫作xwn，即匈奴人，西方的称法是匈人（Hun）。
公元350年到360年间，草原部落开始放弃自己的地盘向西部移动，于是引发了一股较大的移民浪潮。这很可能和气候变化有关，因为这让草原生活变得格外艰难并导致了激烈的资源竞争。移民浪潮的影响波及了从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到多瑙河畔的罗马边界之间广阔的区域。在多瑙河地区，难民的数量大幅增加，匈奴入侵黑海北部使他们丧失了家园，他们乞求能在罗马帝国落脚。局势瞬间变得异常危急。派往前线稳定局面的罗马大军于公元378年在色雷斯（Thrace）平原被打败，皇帝瓦伦斯（Valens）战死。防线已被突破，一支支草原部族如潮水般涌入帝国的西部行省，直接威胁着帝国心脏。过去，从黑海北部延伸至亚洲内陆的草原带一直被看作是难以生存的蛮荒之地，那里只有野蛮的武士，没有文明和资源。罗马人做梦也没想到，那里也能像连接东西方、穿越波斯和埃及的路线一样，成为世界的主干道。然而现在，草原部落正是通过这一地区，将死亡和灾难带入了欧洲的中心。
波斯人面对草原部落的威胁同样感到震惊。他们的东部边境行省遭受着疯狂的袭击，灌溉系统严重失修，人去城空，几近崩溃。匈奴对高加索地区的攻击规模同样浩大，战俘和残骸遍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各个城市。随后，在公元395年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中，匈奴人摧毁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主要城市，在被击退前一直打到了都城泰西封。
为了驱除野蛮部落，维护共同的利益，波斯和罗马出人意料地达成了联盟。他们一起修筑了一道防护墙以阻止游牧部落顺高加索山脉南下。防护墙从里海绵延至黑海，总长近125英里，在南方文明世界和北方野蛮世界之间构成一道天然屏障，保护波斯内陆免遭外部攻击。这是建筑工程史上的一项奇迹，防护墙全部用从大量砖窑烧制出的砖块砌成，墙脚下挖有一条15英尺深的护卫运河，沿线还均匀地建有40座要塞——要塞由大约3万名士兵把守，驻扎在远离城墙的营地。这道屏障只是萨珊王朝保卫波斯北疆免受草原部落侵袭的众多革新举措之一，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梅尔夫等贸易中心的安全——进攻者若来自卡拉库姆荒原（Karakum，位于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将首当其冲。
罗马不仅愿意为这道波斯城墙的维护提供常规的资金资助，而且还派出了军队协助保护。公元402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霍诺留（Honorius）指定只有波斯国王一人可以做他儿子即罗马皇储的监护人，表明他正设法与过去的敌人重归于好。
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至少对罗马来说是如此。黑海北部草原部落的迁移已经在帝国莱茵河边界掀起狂风暴雨，令罗马人难以应对。4世纪后期的一系列进攻致使罗马的西部行省门户大开，部落首领不仅获得了军事上的荣耀，更有物质上的收获，这无疑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从而为后续进攻奠定了基础。帝国军队在边疆保卫战中苦苦挣扎，一轮又一轮的防卫被击溃，最终导致高卢沦陷。当颇具野心和手段的阿拉里克（Alaric）带领他的西哥特部族进军意大利并屯兵罗马城外的时候，局势开始急转直下。元老院很愿意接受阿拉里克提出的条件，但阿拉里克失去了耐心，并于公元410年一举攻下罗马。
令人震惊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地中海。耶路撒冷根本不相信这一噩耗。“信使的声音被淹没了，哭泣之声打断了他的讲话，”圣杰罗姆（St Jerome）写道，“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城市却遭遇了征服……谁会相信？谁能相信几百年来靠征服世界建成的罗马已经崩溃，众国之母如今已成为坟墓？”至少罗马城未被大火焚烧——历史学家约尔丹尼斯（Jordanes）在一个世纪以后写道。然而，无论是否被大火焚烧，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如今已成为事实。
没过多久，西班牙地区也因遭受阿兰人（Alan）等部落的攻击而失陷。阿兰人的家乡远在里海和黑海之间，他们的貂皮贸易活动曾被两千年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详细记载。另有一支名叫汪达尔（Vandal）的蛮族，他们曾被匈奴击败，但之后于公元4世纪20年代攻入罗马的北非领地，占领了主城迦太基，以及周围为帝国西部供应大部分谷物的美丽富饶的行省。
这些似乎还不够。公元5世纪中叶，在纠集了一大群蛮族——特里温哥特（Terevingian Goth）、阿兰、汪达尔、苏维汇（Suevi）、戈比德（Gepid）、纽里（Neurian）、巴斯塔尼（Bastarnian）——之后，匈奴王阿提拉（Attila）亲自率兵出征欧洲。匈奴人的到来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他们“就是罪恶之源”，一位罗马学者写道，而且“极端野蛮”。他们从小就在极为寒冷、极为饥渴的条件下生活，身上穿的是用野外老鼠皮缝在一起的衣服，吃的是草根和生肉——也许在吃之前会在两腿之间温热一下。他们对农耕毫无兴趣，另一位学者说，他们只想从邻邦掠夺粮食，并在这个过程中奴役邻邦——他们就像是一群狼。匈奴人用刀在自己刚出生的孩子的脸上刻下划痕，以防他们长大后脸上长毛；他们在马背上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整个身体都已经卷曲变形；他们用弯腿站立的时候就像是野兽。
尽管我们想摒除这些偏见，但对古代头盖骨的研究证明，匈奴人可能的确存在人为挤压小孩前额和脑后头骨的情况，目的是使其头部能够长得更为尖细。虽不能就此认为匈奴人极端残暴，但至少在当时人看来是如此。
匈奴的到来给东罗马帝国也造成严重威胁，而在此前，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各种动乱均未曾殃及过这里。虽然小亚细亚的各行省、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尚未受到冲击，都城君士坦丁堡也安然无恙，但他们不敢心存侥幸。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严阵以待，包括建筑了一系列巨大的防御城墙。
这些城墙连同分割欧洲和亚洲的河道水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匈奴王阿提拉在夺取多瑙河北部之后，曾侵掠巴尔干半岛达十五年之久。君士坦丁堡政府不得不向匈奴人纳贡以换取和平，后者由此获得了大批的珠宝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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