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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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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首次夺取耶路撒冷的两个世纪后，他们被迫放弃了最后的立足地。1291年，西顿（Sidon）、提尔、贝鲁特（Beirut）和阿卡纷纷落入马穆鲁克人手中。结果证明，良好意愿和作战热情并没有什么用，并不能挽救和坚守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地域。
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心存幻想。1299年冬季，蒙古人终于实现了他们一代人寻求的梦想：彻底打败马穆鲁克。他们取得的胜利辉煌而巨大，以至于欧洲的传言说，东方基督教徒和蒙古族同盟一同攻克了耶路撒冷。传言还说，伊利汗首领转信了基督教，成为了圣城的新的保卫者。某些报道甚至发布了更好的消息：蒙古人并不满足于将马穆鲁克逐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且还冲破防线拿下了埃及。这些消息太好，让人难以置信。蒙古人的确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那些激奋人心的故事不过是误解、传言和美好愿望。基督教圣城其实已永不复存。
中世纪西方的发展过程中，十字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教皇层次的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罗马教皇本人不仅是宗教权威人士，而且是一个具有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人物；精英阶层的职责转向了服役、奉献和虔诚；基督教作为欧洲大陆共同基础的思想已经生根。从理论上讲，夺取并占据耶路撒冷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但从事实上讲，很难、很贵、很危险。所以在欧洲人的意识中存留了两个世纪之后，圣地已开始逐渐消失。正如英格兰诗人威廉？布莱克在19世纪所写，重建耶路撒冷绝对可以选一个更容易和更方便的地方——比如在“英格兰青青快乐的土地之上”。
十字军最终还是失败了：想要在基督教王国最重要城市建立殖民的企图并未获得成功。不过，也不能说意大利城邦受到称赞的基督教骑士都是失败。虔诚的骑士杀向疆场，海洋城邦及时调整，深入到亚洲腹地。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目标。相反，在失去圣地之后，他们没有放弃努力，而是决定继续前行。
第十章
死亡之路
早在黎凡特的城市和港口陷落之前，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采取行动，寻找新的贸易通道和据点，努力确保生意不亏本。13世纪，圣地战事频仍，途经这一地区的贸易活动颇受影响。两大贸易巨头已经开始在克里米亚的黑海北岸、亚速海口、亚美尼亚的西里西亚（Cilicia）建立新的殖民地，其中西里西亚的阿亚斯（Ayas）成为从东方进口货物和奢侈品的新通道。
赚钱的机会非常多。黑海南岸和北岸的粮食差价所创造的利润就足以让各城邦竞争，因为他们的商船有能力运输大量的货物，包括活人。热那亚和威尼斯一直在从事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将买来的奴隶转卖给埃及的马穆鲁克人。这实际上违反了教皇禁止与穆斯林商人交易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法律规定。
昔日的敌手也不可忘记。热那亚人曾在1282年将比萨舰队全部摧毁，并拒绝交换俘虏，以此展现出击垮对手的决心。战败后的比萨从此一蹶不振。被俘的人当中有一个叫鲁斯蒂谦（Rustichello），他在监狱里住了十几年，后来与一位同样在海战中（这次热那亚是在亚得里亚海战胜了威尼斯人）被抓获的战俘关在了一起。鲁斯蒂谦和他成了朋友，并执笔为狱友写下有关他生活和旅行的回忆——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热那亚在争夺中世纪霸权时的疯狂和残忍，也看到了《马可？波罗游记》。
威尼斯和热那亚这对宿敌无时无刻不在商业竞争上展开惨烈对决：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发生过暴力冲突，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出现过紧张对峙，在亚得里亚海爆发过流血战役。到了1299年，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调和停战协议时，两方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他们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充分表明，他们是多么想和亚洲建立联系。
不过，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比如在1301年，人们认为国会大厅的空间太小，不足以容纳随着城市的富强而不断增多的国会成员，于是一致同意扩建威尼斯国会大厅。在热那亚，有一首写于13世纪末的诗歌对这座城市不吝赞美之辞：“到处都是宫殿”，楼台高塔鳞次栉比；城市的财富完全依靠来自东方的货物，包括貂皮、松鼠皮和其他与草原部落贸易所得的毛皮，还有胡椒、生姜、麝香、香料、锦缎、丝绒、金锦、珍珠和宝石。诗人还写道，热那亚如此富强，靠的是它用强大舰队构筑起的贸易网络。热那亚人遍布世界，他们在所到之处都会创建一个新的热那亚。这位无名诗人祝福道，愿上帝保佑这座城市的繁荣。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繁荣，要归功于他们的真知灼见，他们看到了顾客的需求，以及那些来自欧洲其他城市的贸易商的需求。埃及和圣地的贸易环境动荡不安、时有风险，于是黑海迅速升级为最为重要的贸易区。但若说到商业税收，意大利城邦崛起的背后还与复杂的财政体系和蒙古人的支持有关。大量资料显示，进出黑海港口的关税税率始终维持在货物总值的3％到5％，这和进出亚历山大港的货物税率（据说是10％、20％甚至30％）相比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所有的商人都明白，利润就是一切，所以黑海成了通往东方的重要贸易通道。
灵活的定价和刻意的低关税政策显示出蒙古帝国的商业智慧，但它很容易被残暴野蛮的印象所掩盖。事实上，蒙古人的成功不在于它的暴力和粗鲁，而在于它愿意让步和合作，以及它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体系。尽管后来的波斯历史学家坚称蒙古人当时已脱离了朝政，已将日常事务交给他人处理，但近来的研究表明，蒙古人从来都是事必躬亲，掌控着帝国所有的细节。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巨大成就不在于他们的烧杀抢夺，而在于精心打造了一个延续数个世纪都繁荣不衰的伟大帝国。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俄罗斯语中吸纳了许多来自蒙古的外来词，都和贸易交流相关，像利润（barysh）、金钱（dengi）和财政（kazna），都源于他们和东方新主人的交往。俄罗斯邮驿体系的建立也是一样，都是基于蒙古人的驿站网络，从而有效快捷地将信息从帝国的一处传递到另一处。
这就是蒙古人的智慧，一个长久稳定的帝国必须建立在无数正确的决策上。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不断扩张，他们开始把新的民族也纳入到整体当中。部落结构被刻意打散，他们将为各自新的军队集团出力，并效忠于蒙古统治者。各部落的差异，比如怎样装扮头饰，都得到了强制性的统一。那些投降或被征服的部落，都被分散到蒙古帝国控制的不同地区，以弱化他们在语言、血缘方面的认同感，加快与蒙古人的同化进程。旧的部族名字被新的称呼所取代，以此强调新身份的转换。这些做法之所以受到认可，全都靠着帝国统一的封赏体系，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到战利品和贡品。帝国施行严格的任人唯贤制度，凡有能力者皆可得到重赏，凡失败者都会被迅速抛弃。
虽然蒙古人极力弱化各部落的自我认同，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表现得非常宽松。自成吉思汗时代起，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是各随其好。成吉思汗本人虽“对伊斯兰教另眼相看，但他对基督教和佛教也很尊重”，一位波斯作者如是说。至于他的后代和继任者信仰哪种宗教，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有人选择了伊斯兰教，有人选择了基督教，还有人“追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不倾向于任何一种宗教”。
当时蜂拥前往东方的传教士们也对这种宽容政策深有体会。卢布鲁克在他去往蒙古朝廷的旅途中遇见过亚洲各地区的基督教教士，让他备感吃惊的是，每年春天当牲畜于哈喇和林附近聚集时，他们都一同向一匹白马祈祷，采用的还是异教习俗，而非基督教仪式。虽然一时之间基督教无法在蒙古取得成功，但时间久了，小溪也能逐渐汇成江河。随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联系日趋频繁，东方教区的数量也再次开始增多，包括在草原腹地，如波斯北部大不里士（Tabriz）等地区，都能找到修道院。大不里士已成为日益兴盛的方济各会教士的聚居地。之所以会有这样快速的发展，显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一定的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于蒙古人对宗教信仰自始至终的宽松态度。
事情的发展还不止于此。到了13世纪末，罗马教皇派遣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访问大汗，带着一封亲笔信“邀他接受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尽管孟高维诺此行并未取得预期成果，但他也劝说了很多人信教，支付赎金帮助被俘的儿童获得自由，并在学校教他们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他们亲自手书圣诗集。有时连大汗本人都曾亲自前往聆听教堂的吟唱，并被美妙的圣歌和神秘的圣餐所感动。为了表彰孟高维诺的成就，14世纪30年代初，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派他前往亚洲任职——不是一般的主教，而是一个更高的职位，任务是在整个蒙古帝国建立基督教教区：北京大主教。十字军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在亚洲的失败。
蒙古人宽松的宗教政策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智慧。伊利汗好像一直比较擅长对宗教人士说一些他们希望听到的声音。比如说，大汗旭烈兀就告诉亚美尼亚教士，他在儿童时代就曾受洗。西方教会听说之后深信不疑，他的故事在欧洲广为传颂，人们把旭烈兀描述成基督教的圣人。不过也有人听说过其他的故事，譬如说佛教徒就相信旭烈兀正在努力修成正果。蒙古有很多高层精英曾先信仰基督教，然后又改信伊斯兰教，或由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都是任意变换。这个民族对宗教信仰并不敏感。
赢得人心和宗教支持是帝国顺利扩张的关键。这在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人时就是如此，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曾对此大加赞赏，他最反对目光短浅的掠夺和盲目的破坏。蒙古人似乎天生就知道他们该怎样打造一个伟大的帝国：军事强权之后必须是宽容和善政。
对于重要的、有潜力的盟友，蒙古人还会精明地给予他们一些慷慨的回报。比如在俄罗斯，蒙古人宣布免除教堂的税收和军队服役义务，这让他们在当地大受欢迎，可以作为野蛮征服后再施恩泽的一个好例子。另外，将责任下放同样也是消除敌意和缓解冲突的有效手段。还是以俄罗斯为例，一位当地统治者被挑选负责收税征贡，以至于他能从中抽取丰厚的油水。这位统治者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Ivan I），人称“伊凡？卡利塔”，也就是“钱袋子”的意思。他的头衔可不是白来的，他通过在当地征收税贡来为蒙古人敛财，并从中为自己捞上一票。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像伊凡这样受信任的人的手上，其结果便是孕育出一个强大的王朝，并靠着征服邻邦对手逐渐兴盛。这一结果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长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正是蒙古人的行政体系导致了俄罗斯转型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独裁政权。
军事统治、精明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在我们以前对蒙古人的看法中是不曾有过的。虽然其统治手段可圈可点，但是他们的成功也离不开天时的因素。在中国，他们目睹了一个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人口激增、经济飙升、科技进步的世界；在中亚，他们发现无数弱小却互相敌对分裂的城邦，正等着被人吞并、整合；在中东和欧洲，他们接触到的社会均实现了货币化和阶层化，这些地方能用现金的方式纳贡，当地百姓拥有强大的奢饰品购买能力。横跨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及继承者不仅是踏入了一个遍地财富的世界，而且是踏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正如穆斯林在7世纪征服世界，导致关税、贡物和资金从各个角落流向伊斯兰中心并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一样，蒙古人在13世纪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重建了欧亚大陆的整个经济体系。在印度，他们引进了来自大草原的新礼仪习俗和休闲方式，比如设立仪仗队捧举统治者华丽的马鞍以示尊荣。同时在中国，饮食也开始发生改变，在口味、食材和烹饪方式上都迎合草原新统治者的喜好。《饮膳正要》是一本帝王饮食指南，其中收录了许多受草原部落饮食和口味影响的菜肴，而且特别注重煲煮这一游牧人最爱的烹饪方式。他们还会食用动物的各个部位，这曾是他们为了确保生存的一种必要做法。成吉思汗是一个尊崇祖先饮食习惯的人，据说他的宫宴上一定要有酸奶、马肉、驼峰和羊汤再加谷物主食——不过这些听起来至少比14世纪食谱中的羊肺或用羊尾羊头做成的肉酱更为可口。
欧洲同样感受到蒙古征服者的文化冲击。来自新帝国的风俗大量涌入，并在最初的恐惧风潮过后迅速流行。在英格兰，250条由深蓝色鞑靼麻布制作的缎带，被用于制作英国最古老、最伟大的骑士团——嘉德骑士团（Knights of Garter）——的勋章。在1331年齐普赛街骑士比武赛（Cheapside Tournament）的开幕式上，男人们都穿着精致的鞑靼制服，戴着类似蒙古武士的面罩。连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风靡整个欧洲的汉宁帽（hennin）都深受东方风格的影响：这种14世纪的肖像画上颇受女性们崇拜的尖顶帽子，显然是在模仿当时的蒙古尖顶毡帽。
蒙古人的征服行动还影响到了整个欧洲的经济格局。追随派往大汗朝廷的欧洲特使的脚步，传教士和商人也开始踏上东方的土地。突然间，进入到欧洲人视野中的不仅是蒙古，而且是整个亚洲。
旅行者带回了大量引人关注的异域他国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受到了人们格外的喜爱。据马可？波罗说，中国有一个小岛，岛上统治者的宫殿有着纯金屋顶以及数英寸厚的纯金墙壁。在印度有一个满是钻石的峭壁深渊，马可？波罗说，但下面也有很多蛇，人们为了将钻石取出，就把动物的尸体扔下去，这样便能吸引秃鹰俯冲捕食，然后把附着在肉块上的钻石带出来。此时期的另一位旅行者还说，那里的胡椒出自满是鳄鱼的沼泽，一定要用大火把鳄鱼吓走才能取得。在当时人笔下，东方的富裕程度颇具传奇色彩，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这些描述并不新奇。随着欧洲大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通过阅读古典文献来重新关注自身文化。人们发现马可？波罗等人的记载能够在希罗多德、塔西佗、普林尼的作品甚至《雅歌》（the Song of Solomon）中找到母本：那里的蝙蝠用飞爪保护长有桂树的湿地，阿拉伯半岛的香树则由会飞的毒蛇守护，凤凰用桂皮和乳香筑巢，并用其他香料将巢填满。
当然，有关东方的神秘传闻，以及那些关于寻找稀有珍贵物品的危险故事，很有可能是商人为了提高他们从东方带回到欧洲的货物的价格而编造的。毫无疑问，那些难以得到或运送的物品和香料，价格自然昂贵。为了获取更多可靠的信息，1300年前后出现了许多关于如何在亚洲旅行贸易的指南，重中之重自然是如何确保价格公平。“首先，你要蓄胡子”，并且一定要带一个向导——尽量找个好的，这笔额外的钱你迟早能赚回来，弗朗西斯科？佩戈洛蒂（Francesco Pegolotti，当时最著名的指南作者）这样忠告道。不过，他提供的最重要的消息是在不同地方应缴纳多少关税，每个地区重量、尺寸的度量和货币制度有什么不同，还有各种香料在外观上有什么区别，大致都值多少钱，等等。如同在当今一样，中世纪的所有这些指南都是教人们谨防上当，别让黑心商人欺骗。
佩戈洛蒂本人并非出生于威尼斯或热那亚这两个13世纪和14世纪的欧洲经济重镇，而是生于一座正逐渐崭露头角的城市——佛罗伦萨。那里有不少新贵都渴望也能在东方分到一杯羹，卢卡（Lucca）和锡耶纳（Siena）的商人在大不里士、阿亚斯和其他东方贸易点随处可见，他们一般都是去购买中国、印度、波斯等地的香料、丝绸和布匹。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拓反映在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内悬挂的地图上：地图是可以用手旋转的，它以托斯卡纳为世界中心，标识出贸易交通线路，以及一直延伸到亚洲腹地的锡耶纳商人在海外的代理人、中间商的分布点。就连意大利中部一些并不知名的小镇都开始注目东方，都想着和丝绸之路发展联系，从中汲取思想和利润。
欧洲之所以能够扩张，靠的是蒙古人在整个亚洲打造的稳定平台。尽管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仍旧紧张、充满敌意，但若涉及到商业利益，人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严格法规。比如，中国的道路系统能确保旅行商人的安全，其管理制度让到访者颇感欣慰和震惊。“中国是能让旅行者感到最安全、最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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