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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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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上流阶级有钱蓄养情妇。多数男子则是不时与艺妓或妓女玩乐。这种玩乐完全是公开的。妻子为出去夜游的丈夫梳洗打扮，妓院可以给他的妻子送账单，妻子照单付款，视为当然。妻子可能对此感到不快，但也只能自己烦恼。到艺妓处玩乐比到妓院花钱要多，但与艺妓玩乐一夕的费用并不包括性行为的过夜。他所享受的乐趣是欣赏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的款待。如果要与某一艺妓进一步接近，男的就必须成为这位艺妓的保护人，签订契约，规定是他的情妇。或者男的魅力迷人，打动了艺妓而自愿献身。当然，与艺妓共度一夕之欢也绝不排除色情之事，艺妓的舞蹈、风趣、歌谣、仪态都是传统的，具有挑情性，而且故意表现上流夫人所不会表现的一切。这些都是“人情世界”中的事，对“孝的世界”是一种解脱。没有理由不去纵情享乐，但这两个领域则必须划分清楚。
妓女都住在烟花巷。有的人在与艺妓玩乐过后，如果余兴未尽，还可以再到妓院去。由于妓院费用低，钱少的人便满足于这种玩乐，而放弃艺妓。妓院外面都挂有妓女的照片，游客通常毫不避讳地在人前长时间地面对照片品评挑选。妓女的身份低微，地位不像艺妓那么高。她们大都是因家境穷困而被迫卖给妓院，不像艺妓那样受过训练，懂得艺术。过去，在日本人还没有注意到西方人的非议、旧习惯未除之时，妓女亲自坐在人前，以没有表情的面容面对顾客，听其挑选肉体商品。现在则代之以照片。
一个男人可以挑选一位妓女，与妓院签订契约，作为她唯一的保护人，而妓女则成为其情妇。这种妇女受契约的保护。对于女侍或女店员则可以不签订契约而使之成为情妇，这种“自愿情妇”最无保障。她们才最接近通过恋爱与男对象结合，却被排除于公认的“义务世界”之外。当日本人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婴儿绕膝”，悲伤失意的故事或诗歌时，他们会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与日本的“自愿情妇”视为等同。
同性恋也是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物公认的一种享乐。明治时期，日本为了赢得西洋人的赞许，宣布许多旧习为非法，同性恋也规定要惩处。但是，至今这种习惯却仍被认为是“人情之一”，不值得郑重对待，只是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不能妨碍家庭关系。因而不必担心会出现西方人所说的那种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变成”同性恋爱者的危险，虽然有的日本男人自愿当职业男妓。对于美国存在着成年男子扮演同性恋的被动角色，日本人感到特别吃惊。在日本，成年男子选择少年为对象。对于成人来说，扮演被动角色认为有损人格。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界线（什么事可以做而不伤害自尊），不过他们的界线与我们的不同。
日本人对于自淫性享乐也不认为是道德问题。再没有其他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淫工具。在这个领域内，他们也试图避免过于昭彰，以免外国人非议。但他们绝不认为这些工具是坏东西。西方人强烈反对手淫，欧洲大部分国家比美国还要强烈，这一点，在我们成年以前就已经印象很深。大人会悄声地告诉小男孩，手淫会得神经病、头发会秃掉等等。母亲从孩子小时候起就监视着，发现这种事，就会非常严厉对待，施以体罚，甚至把双手缚住。或者说，这样会受上帝惩罚。日本的幼儿和少年没有这种体验，他们长大后也不可能与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他们丝毫不觉得自淫是罪恶而认为是一种享乐，只须在严谨的生活中把它放在微不足道的地位，就能充分控制。
酗酒也是被允许的“人情”之一。对美国人发誓要绝对禁酒，日本人认为是西方的怪行奇想。对于我们地方上举行投票号召禁酒的运动，他们也这样看待。饮酒是一种乐趣，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反对，但它只是一种小消遣，因此正常的人也绝不会为它所困。按照他们的看法，正如不必担心会变成同性恋者一样，也不必担心会成为醉鬼，强制防止酒精中毒也确实没有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因此，家庭，以至社会都并不嫌恶醉酒的人。他不会胡来，也没有人认为他会打自己的孩子。一般常见的是，纵情歌舞，排除严格的礼仪束缚，无拘无束地畅饮。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则喜欢坐在对方的膝盖上。
古板的日本人严格区别饮酒和吃饭。在农村的宴会上，如果谁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再喝酒。他已涉足于另一个“世界”，对这两个“世界”区别得很清楚。在自己家里，他有时也在饭后饮酒，但绝不会一边饮酒一边吃饭，而是先享受一种，再享受另一种。
日本人的上述“人情”观具有一些重要后果。它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人关于肉体与精神两种力量在人的生活中互争雄长的哲学。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在整个历史上，日本人都似乎缺乏这种认识恶的问题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抓住这个问题。”（8）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做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9），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应当“温和”的时候，也有应当“粗暴”的时候。并非注定一个灵魂要进地狱，另一个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
甚至他们的神也显然如此兼具善恶两性。他们的最著名的神素盏鸣尊（10）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是“迅猛的男神”。这位男神对其姐姐极为粗暴，在西方神话中可能把他定为魔鬼。天照大神怀疑素盏鸣尊到自己住房来的动机不良，想把他赶到屋外。于是，他放肆地胡闹，在天照大神的大饭厅里乱拉大便，而大神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11）。他毁坏稻田的田埂，这是滔天大罪。最坏的，也是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他竟然在姐神的卧室的上端挖个窟窿，从中投入“倒剥皮”的斑驹（12）。由于素盏鸣尊干了这些坏事，受到诸神的审判，被处以重刑，赶出天国，放逐到“黑暗之国”。（13）可是，他仍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招人喜爱的神，受到应有的尊敬。这样的神在世界神话中也常见，但在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这种神则被排除在外，因为把超自然的东西划成两个不同集团，以分清黑白，更符合善与恶的宇宙斗争哲学。
日本人始终明确否认德行包含同恶进行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百年来所不断阐述的，认为这种道德律不适合于日本。他们大声宣布，这正证明日本人道德的优越。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的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发现其所不足。他们说，“这种道德律对中国人是好的，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十八世纪伟大神道家本居宣长（14）就是这样说的。（15）近代的佛教家及国家主义指导者们也就同样的题目发表著述或举行讲演。他们说，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资信赖，没有必要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斗争，只需要洗净心灵的窗口，使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如果它允许自身污秽，其污秽也容易清除，人的善性会再度生辉。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那么，何必自我怀疑心灵中的发现呢？恶不是人心生而具有的。基督教圣经《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16）日本人没有这种神学。他们没有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教。“人情”是天赐幸福，不应谴责。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谴责人的情欲。
美国人听到这些似乎认为，它必将导致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但是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就是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他们认为，把追求幸福当做人生重大目标的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他们认为：耽于行乐的幸福只是一种消遣而已。把这种幸福看做大事，以之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那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履行“忠”、“孝”及“义理”的义务，要常常经受苦难，这是他们早已想到的。这虽然使人生艰苦，但他们有充分准备。他们经常放弃自己毫不以为是坏事的享乐，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这种坚强意志正是日本人最称颂的美德。
与日本人这种见解相符合，日本小说和戏剧中，很少见到“大团圆”的结局。美国的观众一般都渴望看到结局。他们希望剧中人以后永远幸福。他们想知道剧中人的美德会受到回报。如果他们不得不为剧中人流泪，必定是因为主角的性格有缺点，或者是他成了不良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但是，观众更喜爱的是主角万事如意，一切圆满。日本的观众则含泪抽泣地看着命运如何使男主角走向悲剧的结局和美丽的女主角遭到杀害。只有这种情节才是一夕欣赏的高潮。人们去戏院就是为了欣赏这种情节。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角的苦难为主题。两个人互相爱慕却又不得不放弃所爱的人；或者他们幸福地结婚了，但其中一方却不得不自杀以履行义务；或者是，妻子献出一切以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勉励丈夫磨砺才艺以成为优秀演员，而在丈夫成名前夕，妻子却隐身市井，让丈夫自由享受新的生活；丈夫成名之日，妻子却贫病交迫，无怨而死去，如此等等。总之，无须欢乐结局，但求唤起对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的惋惜和同情。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由于上帝的裁判，而是表明：剧中人为履行义务忍受了一切，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正道。
日本现代战争电影也表现这种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会说这些电影是他们所看到的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这些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与苦难，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事变（17），都是一个格调：泥泞中的行军，凄惨沉闷的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熬煎等等。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甚至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而是深陷泥泞、夜宿中国小镇，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而幸存者的代表，他们成了残废、瘸子、盲人。或者描写士兵死后，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英美式的骑兵队列那种动人场景在日本电影中是看不到的。伤残军人的恢复健康也很少被写成剧本。甚至也不涉及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这样，这些电影在日本成为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电影的制作者们知道，这些电影是不会在日本观众中激起和平反战情绪的。
注释
1 见Percival Lowell； Occult Japan（《神秘的日本》），1895年，第106—121页。
2 Watson W。 Petrie； The Future of Japan（《日本的未来》），1907年。
3 How the Jap Army Fights（《日军如何作战》连载于《步兵杂志》（Infanfry Journal），后以小册子出版）企鹅丛书，1942年，第54—55页。
4 G。 Eckstein； In Peace Japan； Breeds War，（G。 埃克斯坦：《和平时的日本，培育战争》）1943年，第153页。
5 Nohara； K。； The True Face of Japan，（K。 野原：《日本的真面目》）伦敦，1936年，第140页。
6 《道元禅师清规》赴粥饭法中有这样一段话：“俟闻钟磬，合掌揖食，次作五思：一计功之多少，思彼来处不易；二思己德匮乏，不足以受供奉；三思防心远过，以遁世为宗；四思食如良药，为治疗枯骸；五思今受此食，以为成道。”——日译者
7 《源氏物语》：日本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作者紫式部（978一约1018）。姓藤原，名不详（或云香子）。女歌人、文学家，后供职皇宫。紫式部是宫中女官名。《源氏物语》写于十一世纪初，以降为臣籍的皇子光源氏为中心，写宫廷贵族生活和一夫多妻制下的女性。54卷。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代表作。我国有丰子恺中译本。——译者
8 桑塞姆：前引书，1931年版，第51页。
9 即“和魂”与“荒魂”。——日译者
10 素盏鸣尊：即《古事记》中“三贵子”之一的速须佐之男命（参阅本书第81页天照大神注）。——译者
11 即尝新祭：新谷登场，先祭神祖而后食用。——译者
12 《古事记》这一段的文字是：“（速须佐之男命）爬到天照大神机室上面，弄坏机室屋顶，把‘天斑马’倒剥了皮，从屋上扔了下来，天衣织女见了吃惊，梭子戳了阴部，就死去了。”（见周作人中译本第18页）——译者
13 即“根之国”。——日译者
14 本居宣长（1730—1801）：“町人”（商人）之子，原名小津富之助，后改名宣长，后又改姓本居。江户中期国学大师。所著《古事记传》被誉为“国学的体系化总论”。“国学”：研究日本古典文献（《古事记》、《源氏物语》等）以探究、发扬日本民族精神之学。——译者
15 准确的出处找不到，但类似的说法很多，现略举二、三例：“制斯道而正者，乃原道不正之故也”，云云（《古事记传·直毗灵》）。“法之所以无上之严，乃犯法者多之故也”（同上）。“如彼中国人者，其心本恶，事乱本多，故事无巨细，皆详悉纲定，以防之也。”（《古事记传》）。——日译者
16 见《旧约·诗篇》第51篇第5节。——译者
17 中国事变：七七事变后，日本官方把全面侵华战争称作“中国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称“大东亚战争”。——译者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日本人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似乎认为，“人的义务的整体”像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义理”等等。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1）和金箴（2）。一个得到赞许的行动总是与该行动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人“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义理”或者“仁的世界”行动时——在西欧人看来——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甚至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其内中情况的变化而可能要求采取很不相同的适当行动。对于主君的“义理”，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国民对敌人作战直至最后一兵一卒。天皇一广播宣布投降，对“忠”的要求就发生了变化，日本人一变而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
西方人对此很难理解。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是“按照其本性”而行动的。我们按照老实或不老实，合作或固执来区分绵羊与山羊（3）。我们把人加以分类后就指望他们的行动始终如一。他们不是慷慨大方，就是吝啬小气；不是主动合作，就是疑心深重；不是保守主义者就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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