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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虫儿(全本)-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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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瞧让您白劳神一场,还生这么大的气,算我对不住您。得了,您消消气儿,这顿饭,算是我做东。”“泥鳅”脸上赔着笑说。
“干吗?你也小瞧我吗?画儿没帮你卖成,一顿饭我还掏不起这钱吗?甭打我的脸,我已经把一万块钱押在前台了。”冯爷回身叫过董德茂,对“泥鳅”道:“趁你还没沾酒呢,先验画儿!德茂,把画儿拿来,给他展展!”
董德茂答应着,把那幅齐白石的《葫芦》立轴展开。“泥鳅”细看了看,说道:“嗯,是那幅,没错儿,明儿您让德茂到我那儿把十万块钱押金取走。咱们一码说一码,我想这幅画儿不会压在我手里,回头我再想辙吧。”
冯爷猛地一拍桌子,叫道:“脆声!想不到你‘泥鳅’突然变成爽快人了!哈哈,棒槌有时也能变成‘针’,行!”他扭脸叫过服务员,来了一嗓子:“上酒,走菜!”
“泥鳅”没想到后来“赌石”会赔了个底儿掉,更没想到老七会来,逼得他没了辙,才自己找门路,把这幅画儿出了手。当然这幅画儿他最后卖给韩默,到手的钱并不比冯爷开的价儿低。
虽说冯爷没把那幅齐白石的《葫芦》卖掉,但钱小湄卖画儿的事儿,他心里却有了数儿,所以张建国找他的时候,他先塞给建国一万块钱压压惊,同时让小湄知道他不会对她的事儿袖手旁观。
说老实话,那些日子,冯爷被自己的事儿也绊住了腿。他一时腾不出手来对付钱大江。
第十八章
冯爷遇到什么事了呢?说起来话长。诸位也许还记得当年找冯爷买画儿的那位香港画商皮特陈吧?当时冯爷因为跟他打交道,画儿没卖成,反倒让人抓了个“现行”,蒙冤受辱,判了十五年大刑。皮特陈因为是港籍身份,虽然没跟着吃挂落儿,但也受了一场虚惊,差点儿把他当“特务”。“特务”,您想谁不怕这俩字呀?皮特陈不敢在京城多待,赶紧打道回府了。
一晃儿,过去了十多年,冯爷已然把他忘了。可是他还没忘了冯爷,当然没忘冯爷,是因为没忘当年冯爷要卖给他的几幅画儿。所以,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皮特陈通过他舅舅杜之舟的关系又来到北京,主动找上门来,跟冯爷重提当年卖画儿的事儿。
当时正是冯爷大批买画儿,手里缺钱的时候。他很痛快地拿出当年没成交的那三幅画儿:一幅王石谷的山水,两幅吴昌硕的花草。皮特陈还记得当年没成交的价儿是六万港币。十多年过去了,说这话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了,那会儿,虽然国内还没有出现古玩书画“收藏热”,但人们已经知道名人书画比人民币和港币值钱了。冯爷当然不会按原价出手。
皮特陈让冯爷重新开价儿,冯爷在六万后头添了个零,六十万!皮特陈有点儿含糊了。俩人吃了几次饭,在饭桌上讨价还价,双方都不肯轻易让步,最后还是冯爷大度,又拿出两幅清末小名头儿画家的山水画儿和两幅现代画家的人物画儿,还让了五万,皮特陈才拍了板,给了冯爷五十五万人民币。
五十五万人民币在当时可是个大数。那会儿,一个科长月收入不过百十来块钱,“万元户”已算是富翁。冯爷一下儿到手五十五万,在京城不能算首富,也得算大富了。
这笔钱,他一个子儿没往银行送,先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花高价给大嫂和石榴一人买了一台进口原装大彩电。当时彩电还是稀罕物,老百姓买黑白电视都要票儿,别说买带色儿的了。冯爷给大嫂买彩电是报答大嫂多年来对他的关照。给石榴买彩电是感激她对自己的那份爱意,也感激她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然后他又拿出十万块钱,在东城买了一套四合院,其余的都买了画儿。五十五万不过在冯爷那儿过了过手。
五十五万,没让冯爷带出富相儿来,他还照常穿着一身脏了巴唧的中式扣襟衣服,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在四九城满世界转悠,淘换书画儿和古玩。当然,“圈儿”里人的事儿,他门儿清,他的事儿,“圈儿”里人也门儿清。他倒腾书画发了财的事儿在“圈儿”里人人皆知。知道他的那双“阴阳眼”很“毒”,手里的藏画儿多,也知道他满腹经纶,性情怪诞不经,怀里不多揣着几个心眼儿和几个胆儿,轻易不敢跟他共事。
但是,很多人对他看走了眼,或者说一叶障目,被冯爷的假象所迷惑。其实冯爷并非没有古道热肠,很多时候也挺随和,当然这得分跟谁。只要是他看上的人,他恨不能把心掏出来。
“文革”当中,不少大名头儿的画家都挨了整,尤其是1974年搞的那场批“黑画儿”的闹剧以后,有点儿名气的画家人人自危。
您会问了,什么叫“黑画儿”呀?
说起来真是荒唐可笑。“文革”当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林彪叛逃事件出来之后,紧接着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叛党叛国,批他还有的说,后来把孔夫子也给捎带上了。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当时人们叫他孔老二。孔老二的儒家主张代表了旧的封建思想,倒腾两千多年前的老底儿,批他也不是没的说。
但是偏偏有人从画家的画儿里看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比如老画家宗其香画了一幅《三虎图》,有人认为林彪的“彪”字是三虎,《三虎图》是为林彪翻案。再比如黄永玉画了一幅《猫头鹰》,有人认为,这叫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猫头鹰又叫夜猫子。俗话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是公开对抗“文革”。
这么一来,有些人纷纷采取“革命”行动,把那些有名儿的画家作品翻出来,照着前边说的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琢磨吧,许多画儿,越琢磨越有问题,画座山说影射这个,画棵树说影射那个,居然挑出几百幅有政治问题的画儿,统称是“黑画儿”。当时还在中央美术馆举办了批“黑画”展览,京城也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万人大会,点名道姓地批“黑画儿”。您想这么一来,哪个画家还敢动笔呀?
批“黑画儿”的时候,冯爷还在新疆劳改,等他回到北京,这场风波已然消停,又有新的运动了。但是他从钱颢老爷子那儿知道了这档子事儿后,心眼儿活动了。
那会儿北京人串门儿送礼时兴送点心匣子。他拎着点心匣子,把他知道的京城大名头的画家的家里走了个遍。瓜子不饱是人心。当时这些老画家正冷落着呢,见一个不相识的年轻人,冒着遭批判的危险,登门送点心匣子慰问,心里能不撞倒“五味瓶”吗?不能说感激涕零,也得为之动容。而冯爷这样做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感同身受,完全出于对书画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些老艺术家的敬仰。
当然,撂下点心匣子,他还要跟这些受着委屈,度日如年的老画家们谈艺说画儿,他对中国书画艺术的渊博知识和理解,又让这些老画家们在患难之中遇到了知音。
如此一来,冯爷跟这些老画家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到了二十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些老画家一个个平反昭雪,重新拿起画笔时,冯爷便直接到这些画家家里买画儿了。
这些老画家虽然平了反,但是面临着体弱多病,住房紧张,子女就业等诸多困难,他们得靠手里的画笔多挣些钱,来解决眼面前儿的这些难题。当然,一些老画家在“文革”中一直挨整,抬不起头来,“文革”结束了,他们得到“解放”,重获新生,也焕发出从没有过的艺术激情,所以创作灵感像泉水一样哗哗往外流。
这些老画家的画儿,一般都卖给国营画店,不过当时书画市场还没形成气候,国营画店收画儿给的价儿很低。虽然那会儿已经是按平尺论价儿了,但像李可染、黄胄这样的大画家,一平尺也不过几十块钱。这就让冯爷抓住了机遇,他到老画家的家里买画儿,先问国营画店开的是什么价儿,国营画店开价一平尺八十块钱,他就出一百。国营画店开价一平尺二百块钱,他就出三百块钱。总之,他出的价儿要比国营画店高出一截。而且他言而有信,当场拍钱,决不拖时间欠债。加上他又会来事儿,今儿帮着这个画家找间房,明儿帮着那个画家淘换个煤气罐,后儿帮着另外一个画家找个老中医,而且每次登门买画儿,从不空着手,不是拎几瓶酒,就是装个果篮儿送去,让这些老画家对他非常信得过。
每次他到哪个老画家的家里买画儿,人家先让他挑,他挑剩下的,再卖给书画店。那几年,他可是真是没少从这些老画家的手里买画儿。
原本他在“文革”当中,就从造纸厂“捡”了不少书画,后来他又从他二大爷手里继承了大量的画儿,再加上这几年收上来的画儿,您琢磨去吧,冯爷手里的藏画儿有多少吧?
再有一样儿,当冯爷大量收画儿的时候,大多数人在书画市场上可还在打着盹儿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京城真正玩书画儿的人,掰着手指头数,也不过百十来号。京城后起的那些玩家,当时正在集邮市场上倒腾邮票,为日后玩古玩字画积累资金呢。而这个时候,冯爷早已捷足先登,把那些好画儿收入囊中。
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帮后起的玩家靠倒邮票和做服装、电器、餐饮买卖发了财,腾出手来再玩书画的时候,书画市场已经开始升温了。而此时,冯爷除了把眼瞄着近现代画家的精品和关注几位画坛的后起之秀之外,其余的已经不入法眼了。他手里的藏画儿,足够他在书画市场上呼风唤雨了。
皮特陈也非等闲之辈,对中国书画市场的走向独具慧眼。虽说他人在香港,不比冯爷近水楼台先得月,当然他的慧眼再慧,也比不上冯爷的“阴阳眼”。但是他也属于眼尖手快,热手抓凉馒头的人。您想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在大陆收画儿了,那眼力绝对不近视,也不远视,更不是散光。但让他非常遗憾的是,跟冯爷没做成那笔交易,受了一场虚惊之后,他回到香港便检查出胃上长了瘤子,后来发现是癌,他到美国做了手术,又进行化疗,接着在夏威夷休养了五六年,总算安全度过了癌症病人手术后的危险期,把老命保住了。等他恢复了元气,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大陆的书画市场已然急剧升温,当年那些大名头画家的画儿才几百块钱一幅,这会儿已然几万十几万了。
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老百姓的腰包儿鼓起来以后,自然该想到玩了。古人玩字画儿,只是文人墨客附庸风雅,为了赏心悦目,陶情养性。现在人玩字画儿已经不仅仅是欣赏艺术,娱情娱乐了,书画和其他古玩一样,既是玩意儿,也是保值升值的投资。皮特陈在香港经历过经济由落后到繁荣的过程,他知道古玩字画一旦成为人们的投资项目,就如同股票和房地产一样,得往里“砸钱”,得承担很大的风险。
姜是老的辣,醋是陈的酸。皮特陈,闷了七八年,重返江湖之后,感到大陆书画市场的味道变了。二郎庙坐着个孙大圣,是那个门儿,不是那个神了。他再跟过去似的私下里找熟人买画儿,小鼓捣油儿,已然是老鼠尾巴熬汤,油水不大了。所以他做书画生意直接跟艺术品拍卖公司接触,不再找冯爷了。
当然,这会儿的冯爷,也不是二十年前的冯爷了。尽管他的爷劲没变,但眼界大开了,玩的路数也变了。他时不时拿出几幅藏画儿,在拍卖市场上亮相,标出个吓人的高价儿,然后找几个哥儿们到拍卖会现场举牌,再把它拍回来。不为别的,一是给拍卖公司撑面儿;二是为了玩一把,过过瘾;三是为了炒作,有意抬高某位画家的画儿市场行情。
头些年,他只在大陆的书画市场上玩玩,后来,玩到了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甚至连苏富比、嘉士德这样的大型拍卖会,他也敢拿着自己的画儿去玩玩,标的价儿极高,拍出去了,算他抄上了。拍不出去,算是过把瘾。要不钱大江怎么说他是“画虫儿”呢。他这条“虫儿”的确扑腾得不善。
冯爷越玩越大,并不把皮特陈放在眼里了。
但是京城的书画“圈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这是怎么一句话呢?
说大,眼下,玩书画的人不少。玩,也分怎么个玩儿法。玩有大玩小玩儿之分,有静心玩和随意玩儿之别,有真玩和假玩儿之异。
通常家里挂两张画儿,或认识某位名画家,人家出于人情或客情送您一幅画儿,您把它收起来,一旦有个应急需要钱的时候,您再出手,这不能算真玩。
本来是玩瓷器或玉器的,在潘家园这类旧货市场碰上一幅名画儿,花钱不多,把它买下来,也算捡了个漏儿,在玩瓷器同时,捎带手玩玩字画,这只能说是小玩儿或随意玩儿。
这种玩书画的人可就多了,当然他们也很关注书画市场的动向,所以说书画圈儿很大。
真正像冯爷这样一天到晚脑子里不想别的,只琢磨书画儿的玩家并不多。他们是属于真玩儿或大玩儿。
当然这里也分着层次,比如有人玩字画儿真敢下手抓,舍得投资。拍卖会上,一幅齐白石的画儿起拍价儿一千万,他敢把它拍下来。一幅李可染的山水,起拍价八百万,他也会不带眨么眼的把它收入囊中。
这种人甭问,三种可能,一是投资,二是洗钱,三是庄家。这属于烧钱,玩的就是一个心跳。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亿万富翁多起来,财富的标志已不仅限于别墅、汽车、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的收藏也成为“不动产”的财富。衡量一个人富不富,穷不穷,有时要看他手里有没有,或者说有多少名人字画,这叫为富而玩。
还有一种所谓的玩家,手里藏画儿很多,但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倒腾发财,说他是画商,他又没有营业执照和店铺,说他是收藏家,他又不够那份儿,这种人在书画市场比较活跃,认识不少画家,各个拍卖会也常去,跟拍卖公司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这类人才应该算真正的“画虫儿”。
另外一类玩家,属于真正的收藏家,人家只收不卖,收画儿不是为了投资,也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艺术欣赏。他们的境界比较高,冯爷的二大爷冯子才和钱颢就属于这类玩家。
到冯爷这儿,您会问了:他算哪一类呀?
毫无疑问,他是真玩,但把他归到收藏家里,他确实学识渊博,眼力不俗,鉴定书画绝对不逊于目前国内顶尖的鉴定家,但他那放荡不羁的爷劲,又不像是鉴定家。加上他一没学历,二没职称,三没公职,四没头衔,又没有那么高的境界,而且他也卖画儿。把他归到书画商里,他又山核桃差着一格呢,他不完全是靠卖画儿生存,当然他也没有营业执照和店铺。
说他是玩家,他跟您瞪那“阴阳眼”,说他是“画虫儿”,他也跟您急赤白脸。咱也别让他那“阴阳眼”刺激人了,干脆说吧,他呀,没“类”!
没“类”是没“类”,他有的时候是真“累”。
怎么把这位爷给累着了?您想现在玩画儿的多是大款,不是挖煤发了财,就是倒石油手上流了油,要不就是投资房地产致了富,财大气粗,富得有钱不知怎么花了,转过身来投资书画市场。他们钱有的是,却不懂眼。玩书画儿得找冯爷作揖,借用他的那双“阴阳眼”。人家一口一个爷地叫着,冯爷不能不给面子。得,帮着替人掌眼吧。今儿这个请,明儿那个邀。今儿坐汽车奔天津了,明儿乘飞机奔武汉了。您想他能不累吗?
冯爷给人掌眼量活儿有一样儿,绝对不要一分钱,也绝对不署名。他还有一样儿,不像钱大江这样的“鉴定家”鼻烟不抽,装着玩,来玄虚的,说出话来模棱两可。是真是假,他直截了当说出来,不管您爱听不爱听。
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侥幸心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花几十万或上百万买一幅名画儿,说它是假的,您听了肯定心里别扭,“万一”它是真的呢?
于是又找第二个人掌眼,第二个人说是真的,到这会儿,您心里就会对“一万”含糊了。一个说真一个说假,我听谁的?很有可能您会选择“万一”,以谁的名头大听谁的,或者再找第三位专家掌眼。那第三位专家说真说假,您可能就认为是真或是假了。
事实上,不少假画儿就是不听“一万”,偏信“万一”,流传于世的。甚至许多假画儿也是这么在艺术品拍卖会上招摇过市的。
这是最让冯爷头疼的事儿,假画儿一旦跟真画儿掺和一块儿,真画儿也就不好玩了。《红楼梦》里有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一幅画儿明明是假的,但有三个人说是真的,众口铄金,它居然成了真的。
有一次,冯爷的一幅李可染的山水,上了拍卖会,居然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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