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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毒品500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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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赫�1763年以后，公司在巴特那的雇员认识到中国3亿人口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便开始着手拓展他们自己利益可观的鸦片生意。然而，为了遵守伦敦董事会不违法的禁令，他们把鸦片卖给私人出口商，不直接插手往中国走私鸦片。
由于孟加拉成为英国在印度占领的第一块土地，巴特那官员的特权日益受到侵犯。1772年，华伦？赫斯廷斯（1732—1818）就任孟加拉总督，受东印度公司之命，重组政府机构。第二年，他把鸦片贸易转给了一家新的专卖公司。自此，孟加拉政府向种植户付定金，种植户以固定的价格把收成全部卖给官方机构。粗鸦片按标准质量提炼，每块标上公司的印记，然后在加尔各答拍卖。赫斯廷斯从不支持自由买卖鸦片：因为鸦片生意很容易受到剧烈的价格波动的影响，是一项高度投机生意；自由贸易会扰乱孟加拉不稳定的社会平衡，因而威胁到他正着手打造的稳定。此外，赫斯廷斯需要为政府提高利润，似乎没有什么比鸦片贸易的利润更大。他直言不讳地说：鸦片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却是一个有害的奢侈品，除了用于对外贸易，应该禁止。政府要对此十分清醒，应该注意禁止鸦片在国内消费。”换句话说，赫斯廷斯不让他的印度臣民受鸦片的毒害，然而鸦片有利于出口创汇。伦敦董事局禁止他们的船只走私鸦片，挡不住其他船只挂英国国旗把印度鸦片送到中国。除了东印度公司的税收需求外，鸦片贸易还有其他动机。虽然西方消费者是中国茶叶和丝绸的忠实买主，却没有多少中国人对欧洲产品感兴趣。银元是欧洲人用于交换茶叶和丝绸的主要手段，但是印度鸦片提供了一个弥补贸易差的额外手段。尽管1782年伦敦董事会重申“公司不屑于做……秘密贸易”，而且为了公司的利益，禁止向中国出口鸦片，但同中国的鸦片贸易一直在进行。董事会认为他们的手是干净的，但是到了赫斯廷斯1785年离开次大陆的时候，鸦片每年给公司赢利50万英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3）
1784年，印度的管理权一分为二，一部分归董事会，另一部分归新建的东印度事务部门，称为管理局，负责监管董事会的决议。董事们和政府部长们都迫切需要赢利——鸦片专卖对维持印度财政体系至关重要。赫斯廷斯的总督继任者康沃利斯侯爵（1738—1805）发现孟加拉的罂粟种植户受剥削太重，他们只能是被迫维持种植。他提议终止国家垄断，以保护农民不受压迫，但这一提议遭到了英国首相威廉姆？皮特（1759—1806）的否决。他指出，东印度公司的昌盛依赖对中国的贸易。皮特担心用于支付中国茶叶的银条数量（造成贸易逆差），因而维持了现状。1793年英法战争爆发后，对英国白银储备减少的焦虑更加强烈。
中国人的鸦片消费在18世纪逐渐从马达克（madak）转向毒性更强的缠毒（chandu），吗啡含量更高。到了18世纪90年代，鸦片瘾从南部沿海省份向北、向西蔓延，成为富有年轻人的时尚，后来成了年轻官吏和政府官员的嗜好。应对这些趋势，1799年官方宣布，全中国境内禁止进口、使用鸦片，并禁止种植罂粟。“天朝帝国”宣布了一项针对外国人的法令：不禁止尔等在自己的国家制造、食用鸦片，并推广。但是，鸦片流到本国内地，流浪汉偷偷购买和食用鸦片，不停陷入最愚蠢的醉态……对人的行为和思维是一种伤害。”然而鸦片进口仍然保持上升势头，并迅速成为19世纪国际性问题。
再回到英国，1742年查尔斯？阿尔斯通（1683—1760）《论鸦片》（A Dissertation on Opium）的出版推进了药理学研究。阿尔斯通是爱丁堡大学药用植物和药材学教授。他的研究预示着在未来半个世纪里，人们将从事三个方向的研究：确定鸦片的机理；研究鸦片对心脏活动和血液循环的作用；寻求有效的鸦片药方。阿尔斯通推翻了原有的鸦片稀释血液的传统理论，指出它不作用于大脑，或者血液，而是作用于神经。他的理论似乎被现代试验结果所证实。但是在19世纪，人们认为，鸦片通过血液循环吸收和传递。苏格兰医生约翰？布朗（1735—1788）甚至比阿尔斯通还更有影响力。他的《基础医学》（Elementa Medicinae，1780）中的纯正拉丁文体，确实使他在国外拥有热心的读者，尤其在意大利和德国。他的书被译成英文，在费城出版，哥本哈根、米兰和其他地方也有出版；法文本使拿破仑？波拿巴接受了所谓的布朗医药体系。他的高招是将大部分疾病与体虚联系起来，正确之处是指责许多流行的、低劣的医药技术是错误的。在《基础医学》里，布朗称赞鸦片是最强的、最好的兴奋剂。他在爱丁堡教他的学生，并发表文章说：鸦片酊使病人提高兴奋度，达到他认为生命需要的程度（他自己有痛风症，他把此症归咎于体虚——即生命活力减少的意思——他用鸦片进行治疗）。他的追随者提炼鸦片，试图提高体虚病人的活力。布朗和他的追随者轻率的鸦片处方造成了大量西顿海姆警告的“异常事故”：许多病人上了瘾，一些布朗分子自己用药毁了自己。
与阿尔斯通和布朗相反，乔治？杨医生（1697—1757）在1753年的《论鸦片》（Treatise on Opium）一文中指出：鸦片的有益作用在于它的安眠性。”杨体弱多病。他大量服用鸦片治病，习惯在睡觉时服用20滴鸦片酊作为止咳剂。他把身体状况的改善归功于晚上睡眠好，但是人们怀疑他咳嗽之患是他给自己开鸦片的一个借口。“我的咳嗽似乎常常一到早上就好，是我头天晚上吃鸦片治好的；但到了下午，鸦片的劲一过就又咳嗽了：然而只有鸦片能治。”杨遗憾的是，“鸦片已经到了每一个冒牌医生的手中，每天都有人开，不仅是慈悲善意的女医生开，甚至非正规、愚昧不堪的护士也开。”这很危险，因为，正如他警告的那样：“鸦片是一种毒药，每天毁掉大量的人，不是由突然致命的剂量造成的，这种情况很少出现，而是给的不合时宜。”
杨的论文原打算是作为家庭手册的，这使他对妇女的态度更加尖锐。在他的论述中，女人是愚蠢和不可靠的。作为母亲，她们是失败的。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4）
一些孩子每天都被他们温柔的母亲用各种果冻、甜点和蜜饯喂得饱饱的。对于这些孩子，当他们的消化力大大破坏的时候，我们常常添加许多消化丸、消化水，把所有这些加在他们的饭里，毫不吝惜。后果常常是腹泻。遇上这种情况，如果母亲不告诉医生给孩子吃了蜜饯和泻药，医生马上就会开处方——鸦片酊。这时用白垩和水，并且少吃一些，是更好的办法。因此，孩子渐渐变得愈加苍白、消瘦和腹泻……直至生出其他的病，或者医生发现母亲育儿方法不当，然后予以纠正。
两百年以后，一位著名医生，阿尔莫斯？莱特（1861—1947），1912年写道：
男人对于妇女的生理和心理都充满困惑。当他遇上妇女阵发性神经过敏、不讲道理、失去理智的时候，他极度迷惑不解；遇上性格突变的怀孕妇女，他极度困惑；当他目睹妇女精神变态，神经不正常，失恋的痛苦造成身体极度糟糕，他惊骇不已；当他看到严重的、持续不断的心理疾病，伴随着妇女即将来临的更年期，他心里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但是他却不能随意谈论这些事。这种女性医学观，在18世纪杨的叙述中已显而易见。这对毒品史至关重要。鸦片被用来调节妇女的情感，让她们按男医生理解的方式行事。杨对其女病人的看法，用莱特的另一段话来说，是“由于生理突发性的影响，始终受到危险的威胁”。一项典型的个案研究反映出他的态度：
某女士，体弱有病，非常羸弱，脉搏低沉，四肢冰凉，精神低落，单从鸦片得到的受益的确比我能够想象的要多。它不仅仅止住了她的经后出血，还消除了她所有恐惧和悲观思想。她所有的朋友都建议她戒掉鸦片，以免上瘾。但是，她私底下说，她宁愿丢掉她的朋友。
她继续服鸦片，直到怀孕几个月之后。“现在她把它留在身边，用于精神紧张的时候，例如，感到绝望的时候。”对于月经，杨建议使用鸦片酊。当神经衰弱，因莫名恐惧而心慌，预感和害怕出现一切不利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鸦片。杨把孕妇的反胃当作“一种神经性疾病”，他的处方是“五滴鸦片酊，常常用薄荷或桂皮水伴服，或者用香料煮的红葡萄酒伴服……但是，在怀孕后期，我认为不适合用鸦片。”至于治疗歇斯底里症，杨用“一剂4克鸦片，就治好了一位受丈夫虐待突然失去理智的女病人”。
时尚的巴斯医生乔治？切恩（1671—1743）对忧郁症的描述是“歇斯底里症和对自己的健康过于担心症”。忧郁症大多与妇女有关。根据切恩的经典研究《英国病》（The English Malady，1733），这种疾病的最麻烦症状是烦躁不安、情绪低沉和失眠。一些忧郁症患者可以服鸦片而无一害。“有些人，就让她们打个盹或死睡一下。然而，当她们的气力耗尽的时候，她们处于一种低沉、无精打采和焦虑的状态，甚至抵消鸦片带来的平静感。”因此，使用鸦片酊或鸦片，应该局限于那些“极端病例”，决不要连续使用，超出绝对需要的范围”。鸦片应该总是和有芳香的药混在一起用，“可能可以消除它们的副作用”。然而，用鸦片治疗身体疾病的病人却发现，鸦片减轻了精神上的痛苦。1787年，德文郡公爵夫人（1757－1806）吃了牡蛎后，发生胃痉挛，“适当的照料和两小剂鸦片酊就治愈了”。这是无害的，但是她也把鸦片当作止痛药。当公爵夫人一度为她的婚外恋“痛苦和焦虑”的时候，她母亲恳求她“看在上帝的分上，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担心你那无休止的情绪骚动，吃那些个药，换取一时的安宁，会毁了你。”
鸦片是一种公认的减轻垂死病人痛苦的手段。“我有时很绝望”，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在临死前吐露说，但小剂量的鸦片“有助于”改善他的心情。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说：“一个垂死的人，做什么事都不容易。”在他的晚年，鸦片减轻了痛风、结石和呼吸困难给他带来的极大痛苦。鸦片在绝症病人中所起的作用令杨感兴趣。他怀疑鸦片使他的癌症病人“死得更快”。这也许是一种宽慰，但是鸦片对晚期肺结核病人的作用，使他不以为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5）
达官显贵们要求有病就要开方，而且认为，对每一种症状我们都有治疗的法子。如果医生没有止住他们的咳嗽，或者让他们晚上睡好觉，他们就变得不耐烦。鸦片，也只有鸦片，才能做到这一切。他们服的鸦片各种各样，发现鸦片可以令他们咳嗽少一些，觉睡得多一些。因此，他们不停地服，变成鸦片的奴隶，必须逐渐加大剂量。整个夜晚受鸦片影响，他们呻吟着，挣扎着。到了白天，他们头昏脑胀。在他们的最后日子里，他们呼吸不畅，记忆力衰退，半昏半醒，伴随着不停的腹泻。穷人，没有鸦片，身心宁静地进入坟墓，而富人通常神志不清地死去。
在向医生索要特别的药品，并且设法让医生给他们想要的剂量，在这方面，杨的病人很典型。不仅自行用药很普遍，那些轻信的、过劳的人继续用药物技术寻求人类的完美性。帕拉塞尔苏斯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吹嘘说，有一种万能药，可以无限地延长寿命。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声称，他将没药和人血混合，发现了长生不老的秘密。伴随着新颖的自我感，欧洲人从17世纪末开始试图调整他们的性格，或者试图延年益寿，仿佛他们是可以通过调整和加油而改善的机器。这是人类状况病态化循环性倾向的一部分。亚伯拉罕？考利（1618—1667）1656年宣称“生命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18世纪，有无数庸医兜售据说可以改变人性的灵丹妙药。虽然他们有时显示出现代毒枭贩卖的无情，但他们是理性时代相当于20世纪末的新一代宗师和草药医师。例如，所谓的谢瓦利埃？德昂就是贩卖其鼓吹的长生不老药而发了财。药中含有一些对上当者身体有害的药物。所谓的卡里奥斯特罗伯爵声称他有200岁，就是因为喝了他的补药“长生膏”。这些卑鄙的欺诈促使医生们喜欢用他们的个人经验，而不是采用新的药物学思想。炼丹术士的研究同样刺激了庸医。例如，由于尿的金黄色和可以生成对称的磷酸氢铵钠晶体，令炼丹术士长期着迷。1669年，一个汉堡炼丹术士几个月加热发酵的尿，首次提炼出磷。半个世纪后，1719年，在大脑组织中发现磷给欧洲的庸医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磷与生殖器和大脑的联系，使药剂师和江湖郎中把它作为一种春药和补剂，有时用量大到有毒。
由于此时几乎所有的药只是缓解症状和止痛，所以有理由期望增加剂量而不受处罚。阿尔斯通期望通过“常规使用”，欧洲人可以对鸦片产生较高的耐受性。杨同样乐观：“如果长期习惯性服用鸦片可以消除它的麻醉作用，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药。”然而18世纪末，没有任何评价体系评价，药物对人性格的影响。对于鸦片是一种兴奋剂、抑制剂还是致幻剂，确实还没有一致的看法。直到1843年，一个著名的英国毒物学家建议“谨慎和正确指导的麻醉剂”，通过提供健康的睡眠恢复身体，可以正确地视为一种兴奋剂”。但是，18世纪专家们的争论比外行人的实践经验对鸦片名声的影响要小。鸦片使用得更加广泛，有教养的人普遍对它更不相信。18 世纪80 年代； 流行诗人安娜？斯沃德（1742—1809） 创作了她的《鸦片诗》（Sonnet To The Poppy），当时鸦片制剂被视为脆弱人的陷阱：
草丛中站立着一位痴爱女郎，
笑着，一脸惊骇；
她那艳丽的丝带，
沾满污渍，随风飘荡；
错乱的幻觉，
欺骗着她那受煎熬的思想；
带来虚假的安宁，
抚慰痛苦与忧伤；
哦，那纤细、艳丽、忧郁的野草，
你那液汁带来忘却的、美妙的梦想。
尽管有琼斯和布朗分子的热情，然而用鸦片的人出名并非因他们博学多才。罗伯特？戈歇尔爵士（1692—1742），伦敦市长大人，在议会下院发表请愿演讲，霍勒斯？沃波尔（1717—1797） 评论说，他的演讲“很乏味； 你会认为他吃了鸦片”。然而，其他演说者使用鸦片获得了成功。伟大的刑事辩护律师托马斯？厄斯金（1750—1823） 通常在为出庭做特别准备时，服“鸦片丸”。鸦片镇定他的神经，使他能够达到作为辩护人的最佳状态，而不会因为紧张说话结巴。他也许认为鸦片丸是一种兴奋剂，但是服用鸦片丸既没有给他的职业也没有给他个人带来伤害，因为1806年他被任命为最高法律办###官，并受封爵位。然而，鸦片丸或许导致了厄斯金臭名昭著的自我陶醉。拜伦给他下的结论仍然有效：可想象到的最有才华的人；行动敏捷、充满活力、生气勃勃。他讲得如此之好，以致我从不感到厌烦，即使他尽情地谈论自己；而所有他亲爱的朋友们对他谈自己表现出极大的疲乏。”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6）
鸦片使用者生与死的故事各种各样。鸦片可以毁掉年轻人的前途和魅力。一位极其富有的女继承人（才与一个有权势的侯爵的儿子结婚），1772年在她22岁的时候死去。在她死前的几个月，霍勒斯？沃波尔写道：我为可怜的博尚夫人的状况感到难过。”“鸦片是一个极其虚假的东西”，塞缪尔？约翰逊视鸦片为有用的佣人，同样也是危险的主人：他曾经用“大量的超过我意愿”的鸦片抑制“非常麻烦的咳嗽”。鸦片制剂用于缓解旅行病。简？奥斯丁的母亲，一位牧师的妻子，她受舟车劳顿之困，一个药师为她缓解了症状，他建议她睡觉的时候服12滴鸦片酊。在密闭的马车里旅行，令人乏味，小孩子们烦躁不安，于是便给他们吃鸦片酊。贝斯堡伯爵（1758—1844 ）在为到那不勒斯的旅行准备时，在药箱里放入了鸦片酊，以安定随行的6岁儿子。鸦片对这孩子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他长期在议会任职，后被封为莫雷男爵。
威廉？威尔伯福斯（1759—1833）是一位仁慈的政治家，反对奴隶贸易。他1788年患上了痛苦的肠痛病和消化功能衰竭症。他的朋友担心他是否能活下来。一个医生费了很大的劲，劝说他服用小剂量的鸦片之后，他竟然恢复了。但是，在以后的45年里，鸦片成了他不可缺少的东西。他担心如果他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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