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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曾国藩-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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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湖南的治安状况都是如此，长沙自然也不例外。
再说，团练不是正规部队，只是帮着省里维持地方治安，守卫地方。所以，曾国藩刚到长沙的主要差使就变成了对付地方的小股暴动。至于组建新军的计划只能往后拖一拖了。在刚刚上任没多久，他就把严惩土匪作为他的“团练”方针。在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正月，他向湖南各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逃勇“格杀勿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二月十二日，他又给咸丰帝写了一张奏折，即《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在这份奏折中，他系统地表述了对太平军要严刑峻法的观点。
咸丰帝接到这份奏折后，看到曾国藩如此仇视造反者，和自己不谋而合，便痛快地批阅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有皇帝老儿的支持，曾国藩的腰杆就直了许多，办起事来也雷厉风行。
不几天时间，呈报到“审案局”的急件就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了。曾国藩虽然是二品大员，做过十几年京官，但只是天天和经书、诗文打交道的文员，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况且手中只有那千把由几名书生率领的还没有经过正式训练的军队，真是顾了东顾不了西，一时间弄得这位湖南团练大臣焦头烂额。
不过，这位文吏出身的团练大臣自有他的办法和手段。对于那些滋扰犯事的人，不论是盗贼、土匪，还是游勇、百姓一律处以重典，只要闹事，就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他经常对“审案局”的官员讲：*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治乱世要用重典，商鞅的办案手段就是我们的榜样，不要怕今后落个车裂的下场。
为了杀一儆百，曾国藩还命人制作一批类似于囚车的木笼，把抓获的土匪关在木笼里游街。这种木笼大约有一人高，犯人的头被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只能站在笼子里。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派兵丁看守。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子里了。
不久，湖南百姓都知道长沙出了个无比残忍的团练头子曾国藩。在这种重典下，难免有心底不坏的老实人因为一个馒头撞在枪口上，曾国藩也确实有杀错的人的时候。当时长沙的知府叫仓景恬，他写了一份*，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仅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66。治乱世，用重典3
不久，湖南百姓都知道长沙出了个无比残忍的团练头子曾国藩。在这种重典下，难免有心底不坏的老实人因为一个馒头撞在枪口上，曾国藩也确实有杀错的人的时候。当时长沙的知府叫仓景恬，他写了一份*，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仅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于是，许多人向省里告状，说“审案局”是阎王殿，杀人不眨眼。甚至连“审案局”里的一些官员也表示不愿意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但张亮基却全力支持曾国藩，于是，这些人的告状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大家知道，因为“杀土匪”，即使告到咸丰那里也无济于事，皇帝恨的就是“土匪”太多。所以就再也没有人告曾国藩的状了。
于是，曾国藩每天主要的工作便是命令杀人，凡捉到的都是“匪”，也用不着审问，只要“验明正身”，便一个“杀”字解决。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那非常时期，曾国藩的严刑酷罚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长沙的局面慢慢稳定了下来，闹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曾国藩看到团练如此有成效，心中十分得意。张亮基也上折奏报咸丰，说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
“治乱世，用重典”是安定地方，抑强扶弱，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铁律。
元末明初，社会不宁，犯罪现象严重，被明太祖视为乱世。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所以他遵循古训，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思想，形成影响明朝的“治乱世用重典”的治世思想。制定《大明律》，实行“重其所重”的原则 制定《明大诰》，从严惩罚犯罪。
其实，“治乱世用重典”是以重刑威慑阻遏犯罪的思想；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被法家一派的法律思想家们奉为预防犯罪、治理国家的经典。按照近代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人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只要刑罚有可能带给犯罪人足够的痛苦；他就不会选择犯罪。死刑能够带给犯罪人的痛苦是最大的；当然就对犯罪人有着最大的心理强制；对犯罪行为有着最有效的威慑力。
我们知道，在自然状态下，弱肉强食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谁的胳膊粗，拳头硬，人多势众，谁就是老大。而得不到政府与法律保护的百姓为求自保，或站起来自卫，或依附黑社会，结果都会削弱统治者的权威，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所以历朝历代都有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职责。
而在这样的乱世，只有采取铁腕政策，才可能使一方获得安定，即治乱世，用重典，曾国藩无疑是做对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67。变相的“奖励”——曾剃头
短短一段时间，在“审案局”初设的不满4个月内，曾国藩就下令杀了137人。由他批示各县“就地处决”者更多，他给亲友的信中所写杀人的数目远不止这个数。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知道冤屈太多，对自己前程不利，不几天就要悄悄痛哭一次。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关于“杀人”的告示开始触动着每一个长沙市民的神经。原来只担心“匪患’，现在还要担心被‘官方”莫名其妙地处斩，整个长沙都被白色恐怖笼罩着。
不过，严刑酷法对制止骚乱确实很见成效，长沙的治安明显好转了不少。曾国藩心想：看来严刑峻法，的确是治国治民的正确之道。
在白色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湖南也成为曾国藩集团*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虽然咸丰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但是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顷刻间“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全省。
“曾剃头”这个名字并不好听，被冠以这样的恶名，曾国藩早就有所预料，因为他早就对咸丰帝说过：即使自己因为执行皇命而被人称为残忍严酷的人，他也要一如既往地执行下去。说到底，为了皇上和大清，命都可以不要，一个恶名声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对于“曾剃头”这一绰号，在曾国藩看来是自己为大清卖命的最好铁证，是一种变相的奖励，他根本不会拒绝，这个绰号陪他走过了一生的道路。
其实，他能杀一些所谓的“匪徒”，却杀不尽天下人，更不能封住天下人的口了。所以，关于绰号，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一个原本斯文的书生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户，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让人大跌眼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1。曾国藩是一个热衷追逐功名的人，他把权力看得很重，一个被权力冲昏头脑的人难免会干出出格的事情。
2。大清危在旦夕，自己却得不到重用，曾国藩太过苦恼了，难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保住自己记得利益，也为了大清的江山永固，只有打打杀杀这一条出路。
3。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在长沙树立威信，让地方官重视他，只能出重拳。
4。为了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长治久安，只能严惩捣乱份子。
总之，曾国藩就这样做了，要想寻找理由，可以找千千万万个理由。
其实，书生很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对于此刻的曾国藩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披着书生外衣的屠户而已，名声在他眼中一文不值。
曾国藩的“铁血政策”让他在长沙站稳了脚跟，却因此失去了很多的支持者。
68。 枪打出头鸟1
人怕出名猪怕壮，随着“曾剃头”恶名的流传，曾国藩的铁血政策也轰动一时，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站在风口浪尖的人物。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锋芒太盛的人注定会招致四面八方人的攻击。
手握咸丰帝的谕旨，头顶有张亮基罩着，曾国藩的团练工作还比较顺利，但他这种顺心日子没多久就结束了。
曾国藩到达长沙不久，武汉三镇便失守了，咸丰帝大为震怒，又使出了看家本领：将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严办，命张亮基到武昌接替徐广缙的空缺。原湖南巡抚骆秉章又重任旧职，布政使是徐有壬，按察使是陶恩培。
湖南新的领导班子形成了，但这三员朝廷命官却不买曾国藩的账：不就是一个地方团练帮办，凭什么任由你在湖南指手画脚呢？
从表面看，曾国藩的团练办得如火如荼，其实，地方团练大臣们的地位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只是被皇上冠以“帮办大臣”的头衔，两手空空拉队伍，维护地方秩序。
张亮基做湖南巡抚时，处处让曾国藩放手去干，他还混得下去。如今自己的靠山不在了，至少应该收敛一些，以免给别人落下把柄，可曾国藩却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一向以钦差大臣自居的曾国藩注定要和新湖南巡抚磕磕绊绊。
不久，这种矛盾便集中爆发，几乎闹出了大事。
按照清朝的惯例，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省提督统带，负责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是管理团勇，无权过问地方绿营军营事务，可曾国藩觉得背后还有咸丰帝为他撑腰，偏偏通过塔齐布对湖南绿营军加以干涉。
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姓陶佳氏。起初由火器营护军提升为三等侍卫，后来因为长沙守城有功擢升为游击，赏戴蓝翎，接着又任抚标（即巡抚之卫队）中军参将。
曾国藩统率的湘勇，基本干部全部是书生，虽然有知识，有头脑，但没有一人有实际军事经验。他见塔齐布生性忠勇，剽悍骁健，没有旗人和绿营军官中的*习气，于是聘他为教师，训练团勇。因为有了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所以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
曾国藩对团勇要求很严格，有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同时还要与绿营军一道会操，在盛夏酷热之时，也不许停止。于是，便引起湖南绿营兵将的反对。
曾国藩的做法令湖南的军政大员们心里也十分不痛快，甚至新任巡抚骆秉章，都认为他有喧宾夺主，越俎代庖的嫌疑。因为按照惯例，文官管不着军队，即使是巡抚也没有过问军队操练的先例。
领导不满意，但又不方便提出来，自有会揣摩领导心思的下属甘愿被当枪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9。 枪打出头鸟2
最先站出来挑战曾国藩的人是长沙副将清德。他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不仅带头抵制会操，而且到处散布谣言，说曾国藩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清德，这个人是古今官场中常见的那类玩忽职守的庸官，自己不做实事，却喜欢搬弄是非，在背后说闲话。他有一大嗜好是养花，外出办差，不办实事，却责令部下购买花盆，装载船头；对营务武备一窍不通。
湖南提督鲍起豹听信谣言，命令塔齐布不要再去参加会操。
倔强的曾国藩自然不会轻易认输，他决定写一个参劾清德和保奏塔齐布的奏章。
咸丰帝对清军军事上的一蹶不振，一直积恨于心。杀鸡给猴看的事情也不是头一回做，自然是将清德革职拿办，而塔齐布则被提拔为副将，这下，令湖南官场大跌眼镜。
这头一个回合，曾国藩大胜。他虽然丁忧在籍，却是堂堂二品官员，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虽然没有实权，但身份却不容小视。
曾国藩这种类似于打小报告的行为，只会使他在湖南官场的处境更加尴尬。因为惩办了清德，并不意味着他能得到湖南官场的认同。骆秉章城府极深，心中虽然不满却藏而不露，他对曾国藩更加敬而远之，因为万一哪天自己落一把柄，被他告了黑账，岂不冤枉。
谁能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提督鲍起豹对曾国藩的越权举动自然异常愤怒，难以吞下这口恶气，暗道：你别得意的太早，有你哭的时候。
绿营兵认为塔齐布是巴结曾国藩才升为副将，对他的这种龌龊行为感到丢人。在鲍起豹的纵容下，绿营军又向塔齐布挑衅，曾国藩忍无可忍，出面干涉。他本想处罚那些带头闹事的官兵，但考虑到兵变，一时犹豫，未能做出决定。不久，绿营兵越来越猖狂；枪伤了曾国藩的随员和护兵，差点伤到了曾国藩。
眼看形势就要控制不住了。曾国藩和塔齐布不得不仓皇逃走，才免于被杀伤。
事情闹到巡抚骆秉章那里，处理结果是让肇事者赔礼道歉，并不追究鲍起豹的任何责任，也不对曾国藩给以任何的安慰。
栽了大跟头、受了窝囊气的曾国藩别提多郁闷了，这事要传出去，他在众人面前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因此，曾国藩初办团练的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事后，长沙城里的各级官吏都说曾国藩干预绿营兵事务，是自取其辱。团练和绿营结下如此深的怨仇，今后的冲突磨擦会无穷无尽。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觉得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不应该掺和太多的私心杂念。只是他错在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被习俗碰得头破血流，成了孤家寡人，处境自然十分艰难。经过这番波折后，他对绿营军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觉得他们已经完全*不可用，这更加坚定了他编练新军的决心。
惹不起，但躲得起，曾国藩这次委曲求全，是看到自己在省城已经动了众怒。他的家族在湘乡，他还要完成朝廷的使命，翻了脸，他就很难再做下去。掂掂实力，曾国藩知道自己目前还扳不过骆秉章、鲍起豹和绿营。退一步海阔天空，更何况反省起来，他也并非全无错处。
曾国藩知道长沙再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腿长在自己身上，还能被尿憋死？走吧！到衡州去，离开这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辈，到衡州去大展鸿图！
咸丰三年八月（公元1853年9月），曾国藩便自动离开长沙，去了衡州，他最初的团练也随之草草地告一段落。
70。 江宁之战
太平军占领武昌以后，对今后的作战方向发生了分歧。后来，洪秀全决定还是顺流而下，直捣江苏江宁（今南京）。
咸丰三年年初（公元1853年2月9日），经过短期休整，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号称50万（然而实际只有10余万的兵力），放弃武汉，沿江东下，水陆并进，直趋江宁。
此刻，正是漫天大雪的时节，一万多艘战船在长江上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就像一条白色的巨龙。一路上，守备的清军看到起义军人多势众，大多不战而退，溃不成军。
2月15日，太平军在下巢湖（距鄂东咽喉要地武穴镇很近）大破清朝的江防军，俘获无数枪炮弹药，杀掉清军两千多人。接着，石达开率水军自下巢湖顺流而下，在2月18日攻占了可以控扼皖、赣、鄂三省门户的重镇……九江。等向荣的清军赶到九江，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了，当时太平军主力已经杀入安徽。
江宁的门户安庆，虽然有狼山总兵王鹏飞统领的一万多人的山东兵保卫，可这帮花拳绣腿的绿营兵还没看到太平军的影子就望风而逃。2月24日，藩库饷银五十余万两及城上二百门重炮都成为了太平军的囊中之物。2月26日至3月7日间，池州、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和州等地，都相继被太平军攻克。武昌距江宁有一千多里（589公里），太平军只用了四周时间，3月8日就出现在了江宁西南的善桥，可见太平军行军攻略是多么神速。
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3月12日，水陆大队赶到，分兵占领浦口，完成对江宁的包围。
这时，江宁城内，清军旗兵绿营共5000多人，另外，还有临时募集的壮勇1万人。陆建瀛在太平军到达前，将城外兵勇都撤入城内，企图固守。清廷得知江宁被围后，急令钦差大臣向荣、琦善率领南北两路清军日夜兼程、前去救援。
太平军不给清军留任何喘息的机会，决定一鼓作气，拿下江宁。于是，选定城北仪风门为突破口，凭着攻打武昌的经验，采用穴地攻城法，悄悄地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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