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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自珍的风雨人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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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这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好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是这样的坦率，迎请毛泽东主持前委的工作，是这样的恳切。毛泽东显然被感动了。他诚恳地说：
“我是做政治工作的，要纠正军队中的错误，也只有靠政治工作，靠各级党组织。”他详细谈了自己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一些设想。
两个战友，细细密密地促膝倾谈，从白天谈到深夜。那天晚上，陈毅在苏家坡住下了。
第二天，他们又继续那没有说完的话。贺自珍在屋里进进出出，听他们说的，已经不再是昨天的话题，而是一起研究陈毅带回的中央来信，开始讨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了。
陈毅在苏家坡住了两天。他请毛泽东同他一起回上杭，筹备召开党代会，毛泽东欣然同意了。战友之间分歧的消除，使毛泽东预感到革命形势会发展，他的精神振作起来，病似乎全好了，第二天一早，他与陈毅一起出发，到上杭去了。
贺自珍晚几天才去，等她来到上杭时，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已离开上杭，到了连城的新泉。在那里红四军进行了紧张的新泉整训。
在随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很忙。他既要为大会准备文件，又要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倾听战士们的意见。12月的闽西，雪花纷飞，他迎着风雪，奔走于红四军的驻地之间，从一个红军纵队到另一个红军纵队，召开战士座谈会。他还分批会见红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不仅这样，毛泽东还走访了一些村庄，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
由于事前做了大量思想工作，12月下旬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红军上下，团结一致。古田会议的决议，为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然而，贺自珍认为，这还不是最大的收获。她觉得，更值得珍视的，是战友之间思想的更趋一致，达到了一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忠贞不渝的境界。这种坚不可摧的友谊和信任，在随后的战斗年月中，经受住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先是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接着是“富田事变”，王明的“左”倾路线，还有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等等。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始终肩并着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由于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使我们的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绕过一个又一个暗礁，沿着胜利的航向，不断前进。
弹雨枪林生死情（1）
保管员·情报员·宣传员
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年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和红色区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红军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政委。这时，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已粗具规模。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转战在赣南、闽西和广东，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奔忙。他对贺自珍说：
“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了一点条件，你去学习一下吧。”
贺自珍高兴极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她进了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
她在这里读了一年左右，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紧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蒋介石集中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十万，二十万，三十万，战斗一次比一次残酷。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诱敌深入，反围剿的战场在根据地。因此，根据地的军民都动员起来。贺自珍的读书生活中断了，她回到总前委，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红军粉碎一、二、三次围剿，采取的都是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用战斗部队大幅度的快速调动，出奇制胜，打击敌人。这样，部队差不多天天要行军，有时甚至是连续的强行军，中途休息的时间很短。贺自珍经常只能挨着山边的岩石靠一靠，打一盹，同志们一碰胳膊肘，说声“走了”，便又上路了。
她仍然负责文件的保管工作。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体不好，也同贺自珍一起管文件。每次队伍出发，文件箱由雇来的挑夫挑着，她们就跟在后面走。
她们保管的，除了党的文件、中央发来的电报外，还有白区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她们不仅负责管理死材料，还主动搜集活情报。
经常的急行军，使贺自珍疲惫不堪。她对曾碧漪说：
“现在要是让我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我能睡它三天三夜呢！”
“是呀，我也想睡觉，要是能睡一会儿，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就知足了。”曾碧漪这样回答。
可是，好容易盼到队伍停下来，她们又忘了那个美好的愿望，顾不上睡觉了。队伍一停下，她们便急急忙忙走进村庄，去找当地老乡了解敌情。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经常同敌军兜着圈子走。敌人到处追踪红军主力，企图进行决战。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昨天敌军在这个村庄驻扎，今天红军开到这里来了。红军有专职的侦察员了解敌人的动向，可是她们两个人觉得光这一条渠道了解敌情还不够，她们是总前委的后勤，负责为总前委领导提供情况，有责任搜集更多新的、活的情报。因此，没有任何人交给她们这个任务，她们却主动承担起来了。
苏区群众对红军比较了解，有深厚的感情。她们来到乡亲中，群众总是详细地告诉她们敌人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什么番号，有多少人，向哪里走了。她们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总前委报告。她们的报告，同侦察员的情报，往往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使总前委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后来，总前委的领导很重视她们反映的情况，有时还主动向她们打听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
她们是文件的保管员，又是宣传员。毛泽东向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倡导下，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要做群众工作，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传统了。贺自珍回忆说：
“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做鱼，用这个比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等，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毛泽东还常常教贺自珍做群众工作。他说过，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生活在一块，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
这几点，贺自珍都做到了。她常常是在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调查了解敌人情况的。贺自珍在了解敌情的同时，还常常调查了解这一带的分田地、建党和群众发动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反映，帮助解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弹雨枪林生死情（2）
贺自珍做群众工作是很有办法的。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群众开始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有抵触的。群众觉得，战斗在家门口进行，坛坛罐罐肯定要砸烂；敌人凶恶残忍，烧、杀、抢掠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把敌人放进来打，群众想不通。红军每到一处，宣传员都要把附近的老百姓找了来，宣传红军采取这种战略方针的意义。贺自珍自觉担负起做妇女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老年妇女的工作。要说群众有抵触情绪，妇女的抵触情绪最大。宣传员召集大家讲解党的政策，她们往往躲在家里，不肯出来，贺自珍就一家一家地去拜访，一个一个地做工作。有一次，贺自珍来到一位老婆婆家。她对老婆婆说：
“假如村里有了疯狗，到处咬人，怎样才能除这个害呢？是拿着大棒，满村四野地追着打呢，还是在屋里扔块骨头，把狗引进屋来，然后关门打狗好呢？”
“还是关门打狗好。你腿快，它是四条腿，比你跑得更快，怎么追得上它？”老婆婆这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打白鬼子也一样呀。”贺自珍进一步启发她，“他们仗着武器好，人数多，要把根据地消灭掉。红军人数虽然少，但在根据地里，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再加上老百姓的支持，就可以关门打狗，消灭白匪军了。”
贺自珍讲得又通俗，又在理，把这位老婆婆说服了。老婆婆思想一通，全家也都积极行动起来。贺自珍帮助他们一起把牛牵到山上，把粮食挑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进得村来，不光找不到人，吃的也没有，甚至连一条狗、一块破板、一口可以做饭的铁锅也没有。
在第三次围剿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敌军开进东固，找不到粮食，就自己去割稻子。稻谷弄到了，又找不到木砻，没法把谷子脱成米，只好连皮带米一起吃。敌军官沮丧地说：“牛作田，马吃谷。今天我们也成了马，要吃谷了。”
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占去了贺自珍很多的时间。所以，部队一宿营，她就有忙不完的事，顾不上休息。于是，在重新踏上征途以后，她又想起了那个美好的愿望，又盼望着有一天能甜甜地睡上一觉了。
毛泽东打算给她们开追悼会
在行军途中保管文件，是个很细致很琐碎的事情。总前委的领导每到一处，总要召开一些会议，查阅一些文件，或起草一些报告，文件箱不时要打开使用。文件箱放在老百姓屋里，她们除了注意保密以外，还要注意走时不在屋里留下任何痕迹，一张报纸，一片小字条，都不能留下，以免落到敌人的手里，给群众带来麻烦。有一次，贺自珍在村里办别的事，队伍突然集合出发了。她想起放文件箱的那间房子还没检查，不知有没有丢下东西，又急忙跑回去，认真察看一遍，这才放心地去追赶队伍。
党对她们的要求是：人在文件在。平时行军，她们守护着文件箱，走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有尖兵、前委，后面有部队。军队作战时，她们就转移到后方，所谓后方，就是同作战的部队拉开一点距离。如果两军在这个山头作战，她们就隐蔽到稍远一点的山沟里，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斗，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因为同红军大队拉开了距离，就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情况，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遇到这种情况，贺自珍和曾碧漪两个人就得分工：一个重点掌握前方战斗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该跟上队伍前进；另一个人就要察看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无偷袭的敌人摸过来。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都投入了主力。红军同敌军之间，一座山头、一座山头地争夺。谁要占领一道峡谷，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的伤亡都比较大。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这个战役，他们把红军总部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红军每发起一次冲锋，他们都亲自上去喊话：“同志们，冲啊，打垮敌人！”然后，命令总部的司号兵吹冲锋号助阵。
这时，贺自珍同曾碧漪带着文件箱，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山头，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袭。她们用眼睛都可以望到毛泽东和朱德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情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弹雨枪林生死情（3）
战斗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又到了第二天的黄昏。双方子弹都打光了。有的红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用石头砸敌人。敌人死伤过半，仍在负隅顽抗，把军官也集合起来，向红军反扑。这时垂死挣扎的敌人竟然出动飞机，不顾双方的军队胶着的局面，狂轰滥炸起来，几架敌机来回在战场上空盘旋，乱扔炸弹。
贺自珍担心在西面山头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安全，正引颈眺望，忽然发现一架敌机正向自己所在的山头俯冲下来。贺自珍一看不好，赶忙招呼曾碧漪说：“飞机来了，快隐蔽！”
可是，在这光秃秃的山上，往哪儿隐蔽呢？她们只得卧倒在一棵树下。树的旁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土丘。她们趴在那里，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炸弹就在她们的附近爆炸了，爆炸声震耳欲聋，炸弹的气浪把土丘都掀起来了，泥土铺天盖地落在她们的身上、头上，把她们给埋住了，两个人失去了知觉。
等到她们清醒过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战场上一片沉寂。她们几乎是同时从泥土堆里伸出头来，互相看了看，发现谁都没有死，也没有受伤，高兴地从土堆里爬了出来拥抱到一块儿。她们没顾得拍打满脸满身的尘土，马上去找文件箱。文件箱也埋在土地里了。她们用手把土扒开，发现文件箱完整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而挑夫却不在了，显然他是被这场激烈的战斗吓跑了。
她们四处张望，既看不见敌人，也没有红军的影子。两人估计，部队一定在战斗结束后，迅速转移了。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两个文件箱，摸黑下山了。战场还没有来得及多打扫，一路上不时碰到敌人的尸体。她们翻山越岭，寻找红军的踪迹。在群众的指点下，她们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
“通信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贺自珍说：
“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
他们这对患难夫妻，每天在腥风血雨的战斗中生活，负伤、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关心对方：在一场激战之后，打听一下爱人是生还是死，是否平安归来。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不幸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他们之间，生呀，死呀，就成了表达对对方关切的常用语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自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邀功请赏呀。”
巧解百姓家事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发展。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贺自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那时候的所谓平静生活，绝没有安逸、舒适的意思，只是暂时没有枪林弹雨的威胁罢了。他们在叶坪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
他们刚到达的那天晚上，来到部队为他们定好的房子，进屋一看，屋子里除了几个盛谷子的空箩筐以外，一无所有。还是警卫员向群众借了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床铺，他们才住下了。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的任务非常繁重。16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动员的对象。贺自珍除了管理机要文件以外，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做扩红的工作。她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群众中间。她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有一次，杨荣连生了病，医生开了个假条让他休息十几天。部队离家不远，他回家养病来了。贺自珍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常去看他，问候他的病情。当他病好归队时，贺自珍又去送他，从乡里一直送到区里。杨荣连很受感动，说：“贺大姐，你放心吧，我回部队后，一定努力打反动派，保卫中央根据地。”
弹雨枪林生死情（4）
村里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参军去后，许多家庭剩下的是老弱妇女。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工干部，每周抽出一天或两天时间，帮助烈军属劳动，同志们把这一天叫做“礼拜六”或“做礼拜”。
毛泽东工作很忙，仍然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礼拜六”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干过。
这个“礼拜六”，贺自珍是必过的。她有时上山替烈军属砍柴，有时同毛泽东一起下田干活。
叶坪村有户姓杨的人家，有两兄弟，哥哥参军去了，弟弟是个聋子，上面还有个老母亲。贺自珍看到他们有困难，对他们照顾非常周到。她不仅在“礼拜六”到他们家帮忙，平时有空也去。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样样活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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