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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仨-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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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赴英留学之心仍不死，所以拼命用功，想要日后被保送到英国去。与此同时，二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张爱玲刚刚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入日军之手，港大停办。张爱玲回到上海，转而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不久却又辍学了。其原因，张爱玲的解释是“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
相隔10年后，32岁的张爱玲再赴香港大学继续学业，可是入学两个月后，她就不想再念下去了，欲应炎樱之招赴日本，就退了学。在日本又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三个月后重回香港，想恢复学业，遭到校方的拒绝。大学之梦终于未竟。
胡兰成未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他是凭着他的聪明与悟性，完全通过自学，成为一个学问家的。
一般的学者之路是在高等教育中，确立研究专业，随着在该专业用功愈多而入行渐深，最后成为某一行业的专门家。这样的学者易犯的毛病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或曰一叶蔽目不见青山，即现代西方论者所谓“专业屏蔽”，专而不博。胡兰成未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其学问素养既未受其益，同时也就免受其害，倒是眼界高远，胸襟宏阔，思维活跃，“博”得可以。
博的人多不专，有名的博学之士王云五就一度为此烦恼不得解，乃向他已暴得大名的学生请教。胡适的指点仍不过是叫他选一个问题着手深入研究而已，并无有逾常规之良方。胡兰成却无此烦恼，他的学问看似随兴所至，随遇而迁，却因底子厚实，而能起点高，进展快，很快就相当“专”了。又因他站得高，不致迷失于精深，能涓涓细流入海。
但是，也因胡兰成的学问专深博杂，虽然留下宏富著述可供研究，旁人还是很难摸准他的脉搏、把握他的思想、跟上他的步调。所以人们对胡兰成喜爱也罢，憎恨也罢，多还停留在“张爱玲的胡兰成”的水平与范围。
张爱玲曾自言她只是写小说与散文，“不大注意到理论”，胡兰成也说她“不看理论书”，当然也就没有撰写学术论文的经验，也不愿意写。当傅雷写了来批评她作品的文章，她才写了《自己的文章》，好好地与傅雷“理论”了一回。虽然文中有不少思想的闪光点，有一些理论也相当精辟，但她终究没有把它写成学术论文，用的还是说理散文的笔法。这固然是她主观上别具只眼，超越世俗观念的束缚，客观上也应有她少受高校论文写作训练的缘故。
虽然胡兰成所受高等教育不完备，但还是不免自觉接受了“思想训练”，因此在结识张爱玲之前，仍是一个每每“囿于定型的东西”，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胆怯于“公定的学术界权威”的人。遇到张爱玲才使他将这一切都打破，还教他将体系严密的论文打散了开来，如同使纪律严明的军队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胡兰成还说及张爱玲：“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恶去看她总看她不透”。也许正是因为张爱玲未受尽现代高等教育，才使她不曾将思想不自觉地关入世俗标准的樊笼，使她长于在常规之外与情理之中回旋的秉性健康生长，而写出好小说。
与张爱玲对理论敬而远之不同，苏青是追求理论的。尽管她在《道德论》中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但她对自己写的理论并不浅显的《道德论》与《牺牲论》却十分看重。即便是她的其他相对通俗的写妇女、婚姻、家庭问题的散文，也多透露出较强烈的理论意识。
结缘（1）
苏青创办《天地》杂志，因向张爱玲约稿而成朋友——张爱玲由《天地》而知胡兰成——胡兰成在《天地》上读到张爱玲的作品，而向苏青要了张家住址，两人一见欢洽
1943年4月，上海太平书局创办了一份月刊，叫《风雨谈》。名字倒是与当时日伪统治下风雨如晦风雨萧条的十里洋场的景象相合，当然主编的意思也许只是要与读者风雨对床，谈“雨”风生，因为主编的名字就叫“柳雨生”。
柳雨生与苏青熟识，杂志新创，自然向她约稿。苏青便把她正在写着的、取材于自己婚姻经历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交给柳雨生连载。小说刊出后，出乎意外地大受读者欢迎。那时资深编辑陶亢德正在日本游方，他看了寄去的《风雨谈》后，夸赞《结婚十年》是“至性至情之作，非时下一般搔首弄姿者可比”，又跟柳雨生说此作品应放在杂志卷首位置。可是柳雨生却认为刊物的销路主要还要以名家为号召，言下有嫌苏青名气不够大的意思，未接纳陶亢德的意见。对此，苏青心中自然不悦，她那蛰伏已久的要自办杂志的想法被刺激得复苏了。
早在四年前，那时苏青尚未离开丈夫，夫妻俩就曾合办了个《小评论》。虽然因为经营无方，出版了两期就黯然收摊，毕竟也积累了些经验。更主要的是，现在的她已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她羽毛渐丰，眼界大开，再不是五六年前那个在《宇宙风》杂志社连小职员也做不好的冯和仪了；再不是那个饥不择食战战兢兢凄凄惶惶四处托人到处找工作的可怜人儿了。此时的她官场也经历了，大人物也交往了，世面也见过了，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自信。一时间，她踌躇满志，她要做番事业，她要出人头地！
苏青喜欢干净利落，于是说干就干。她请汪伪上海市长陈公博支持，陈公博即以可购50令白报纸的5万元钱慷慨相赠。
10月里，苏青的“天地出版社”挂牌开张，同时《天地》月刊创刊。苏青集作者、编辑、发行于一身，在她那设在爱多亚路（后改为大上海路，如今为延安东路）160号601室的编辑部里，捋着袖子，手脚伶俐，眸子发亮，嘴角挂着笑意，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光彩，仿佛浑身是劲，真的喜气洋洋，是除夕之夜或大年初一早上主妇在厨房里忙碌的景象。
杂志要生存发展，需读者买账；要能吸引读者，则要靠作者卖力。所以杂志在创办之初，苏青便首先忙着物色作者，在朋友指点下，初步定下了目标，便准备发征稿信。开始她想统一格式用油印，后因一时借不到油印机，结果就用手写了。也幸好如此，否则张爱玲就不会收到那么一封有意思的约稿信了。
张爱玲登上文坛的时间，大体也就在《风雨谈》创刊前后。她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去拜见了鸳鸯蝴蝶派作家、《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在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二炉香；又在夏日炎炎的一天，去拜见了《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在《万象》上发表了《心经》；还在上海的期刊重镇《杂志》上发表了《茉莉香片》和《倾城之恋》。除了这些小说外，她同时还在《杂志》、《紫罗兰》及英文月刊《二十世纪》上接连发表散文和影评，一时间，她成了天黯星稀的上海夜空上的一颗耀眼的新星。这么一位风头正健、正令文坛惊诧的作家，不知有几家报刊社抢着要她的稿子呢，而苏青要以她新创刊的杂志分一杯羹，当然是不大容易的，何况她跟张爱玲并不熟。而当时跟她俩都熟的朋友似乎都在办杂志，恐怕他们自己还在动脑筋如何拉到张爱玲的稿子呢，如何有暇顾及苏青。苏青当然只有自己想办法，而她是聪明的。
结缘（2）
苏青无意将《天地》办成纯文艺期刊，她在《发刊词》里从杂志的本义出发，说杂志乃是“取一切杂见杂闻杂事杂物而志之”，宣称《天地》的作者“不限于文人”，“所登文章也不限于纯文艺作品”，作者“不论是农工商学官也好，是农工商学官的太太也好”，她都欢迎。曾任伪政府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既是官，又是文人，更与苏青是大同乡，本也熟识，自然不会游离苏青的视线。
也就在苏青的四处邀稿下，无意中，一座鹊桥架起来了，给那无聊而寂寥的上海文坛平添了一段“佳话”，惹出一出乱世男女情的悲剧来。
胡兰成与张爱玲两人都对苏青的“这一次”记忆深刻，分别在文章中提及。张爱玲是在事隔一年半之后所撰文中这样说起苏青：“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我看了总要笑。”这一笑，便失了矜持，消除了陌生——此时她俩还不相识，只是神交。
苏青也果然是聪明的，能一语中的。她的消除距离的本事，张爱玲也已有话赞曰：“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
胡兰成却是在十多年后写的书里面这样说：“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俐落，倒是难为她。”听他口气，仿佛与苏青素昧平生似的。其实他二人不仅相识，而且还不是关系泛泛的朋友。
胡兰成是因为他自作聪明，对时局的观点与汪精卫相悖逆，惹得汪精卫心下不快，结果撤销了伪行政院法制局。胡兰成原是局长，座椅没了，只好站着了。不久，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胡兰成被特派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这个职务无甚实权，十天半个月才开一次务虚会，胡兰成几乎等于赋闲了，所以他说他在南京“无事”。
《天地》开市大吉。创刊号说是当月10日出版，其实8号那天即已上市，待10号早晨各报将《天地》出版的广告刊出，更多的报贩直如过江之鲫，涌向杂志经售处。结果捷足者满心欢喜而去，迟到的人只能惆怅而归了。苏青见状，赶紧加印，可是不到两天又告售罄，仿佛全上海的人都来捧场了。洛阳纸贵，这等好事竟应在了她身上。
那段时间可谓苏青的节日。忙，加上欢喜。在欢喜中她忙着编辑第二期的稿子。这边张爱玲也赐了稿了，那边胡兰成也慨赠大文了。这两人都是苏青急欲邀约撰稿的人，于是两人的稿子同上。张爱玲的是短篇小说《封锁》；胡兰成的是议论文《“言语不通”之故》。
苏青做的事有如“撮合”，或曰“黏合”——将张胡二人的文章黏合在一本杂志里。于是胡兰成随便一翻，就“翻到一篇《封锁》”了。并且他“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犹嫌不足，于是将小说拿给朋友看，更写信去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
与此同时，张爱玲也一定看到胡兰成的文章了。胡兰成是写政论的老手，其文较之张爱玲的小说虽略输文采，却不让笔锋。
《“言语不通”之故》只有《封锁》的六分之一，话头源于苏青在《天地》创刊号上写的一篇幽默散文《论言语不通》。苏青故意“妄言”彼此方言不通的好处，而胡兰成则指出言语不通除了方言缘故之外的缘故，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封锁”——隔膜。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结缘（3）
《“言语不通”之故》用的是时评的笔法，却三番两次以中外小说及古代笔记为例。一个做高官的人居然有读小说的闲情雅致，这不会不使写小说的人生出好感；文章里还有对日常生活中穷亲戚上门的描写，既能宏观整车柴禾，又能明察秋毫之末，这也不能不使醉心人情世故的张爱玲产生共鸣。
《天地》第三期上，只有张爱玲的一篇散文，而胡兰成却不见了踪影。不是他文思枯涩，而是心不在《天地》。不仅单从《“言语不通”之故》中可见应付之作的痕迹，而且他在本该为《天地》第三期撰稿的时间里，洋洋洒洒写了一万一千字的政论，并且因此文而激怒了汪精卫，被汪氏特工秘密拘押了。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到，他与张爱玲开始交往后，张爱玲告诉他，“她听闻我在南京下狱，竟也动了怜才之念，和苏青去过一次周佛海家，想有甚么法子可以救我。我听了只觉得她幼稚可笑，一种诧异却还比感激更好。我连没有去比拟张佩纶当年，因为现前一刻值千金，草草的连感动与比拟都没有工夫。”
胡兰成话说得巧妙，他只说当时他没有工夫“比拟”，并没说过后有工夫了也未“比拟”。其实他怎么可能不“比拟”呢，诧异与感激可都是张佩纶当年也有的感觉。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又写到张爱玲“一次说起周佛海家，她道，那么多值钱的东西都其气不扬，没有喜意，我看过之后，只觉宁可不要富贵了”。看来张爱玲的确是去过周家的，可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见人”的张爱玲，怎么会愿意跟着一个友情不深的人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里去为另一个也不认识的人说情？二是张爱玲与苏青是什么时间到周宅去的？
胡兰成于1943年12月7日成为阶下囚，次年1月24日被日本人救出，也就是说，张爱玲与苏青是在这一个半月期间赴周宅的。中间隔了一个元旦，不知她们是否借了拜新年的机会。
苏青与胡兰成是大同乡，初由《人间》杂志主编吴易生介绍相识。单从胡兰成《今生今世》里写他出狱后去见苏青，并从她那里打听得张爱玲住址一节，就可略窥两人的关系了。苏青与周佛海夫妇关系也不一般，她曾拜杨淑慧为过房娘，《天地》刚开张时，杨淑慧即送了两万元作为贺礼。所以苏青到周家去为胡某求情，原属正常。不正常的是张爱玲愿意陪同。
张爱玲虽然与胡、周都不相识，但他二人的事迹，快人快语的苏青会告诉她一些。胡兰成在入狱前已出版有《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战难和亦不易》、《争取解放》等书，还先后在《中华周报》副刊、《人间》杂志、《天地》杂志上发表了《周作人与路易士》、《人间味云云》、《关于花》、《谈谈周作人》、《论书法三则》、《“言语不通”之故》等文章，张爱玲可能会有所耳闻或读过一些，对这位才子型政治家的胸怀与文才可能会从文中有所了解。大家同是舞文弄墨之人，她与他虽不曾谋面，但不妨碍她起恻隐之心，生惜才之意。她与苏青虽然相识不久，交往不深，但以苏青热情爽朗的性格，是容易使人与她“快熟”的。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到他在《天地》上读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竟读了一遍又一遍，还写信给苏青，问“这张爱玲果是何人？”还收到苏青的回信，这都是11月中下旬发生的事。所以张爱玲或许先已从苏青那儿得知胡兰成入狱前曾来信询问过她，而对胡兰成有了一份感激，也可能预感到这是一位知己者，结果苏青一邀同往周佛海家为其求情，她便慨然应允了。
胡兰成由死罪而重获自由，重睹《天地》，该有恍若隔世之感。《天地》已出至四期，第三期上有张爱玲的一篇《公寓生活记趣》，因是散文的缘故，一支笔舞得更加好看，妙趣横生而更见作者才情；第四期上是散文《道路以目》，写路边见闻，虽然有点思想，但总的来说写得拉杂、无趣，有凑字数的嫌疑。当然胡兰成不会因此而降低对张爱玲的好感与兴趣。张爱玲在文中竟也以“穷亲戚”为喻，这与他的是巧合呢，还是迎合？这又令人悬测。作品之外，杂志上还登了一帧张爱玲的小照，胡兰成终于抑制不住向往之心而离宁赴沪，去见张爱玲。
《天地》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持续了整整一年。其后的中断也不是真正的中断，而是苏青又创办了《天地》的姊妹刊物《小天地》，张爱玲将作品移过去两期，接着又回来，直到1945年5月为止。
张爱玲给《天地》的散文，多是一些不过于严肃、重大、理性的话题，内容常是切身、轻松、隽巧的。与她发在《杂志》上的作品相比，可以看出她对《杂志》如对师长，对《天地》则似姐妹。对前者用的是敬重，对后者求的是亲切，“叨在同性”的亲切。这是《天地》的风格使然，也是张爱玲对它的定位。
张爱玲不但为《天地》撰稿，还为它配插图，设计封面。苏青写的一篇《救救孩子》，题头即有张爱玲的画： 一个两岁左右的小胖囡，一边一只羊角辫支楞着，一脸担惊受怕的表情，一只手扒在栏杆上，上嘴唇就也搁在栏杆上，可怜极了。《天地》第11期到14期的封面就是张爱玲设计的，画面有天有地，与杂志名相称，天上有几片云，地上仰卧着的大概是一尊佛的头颈，简洁而浪漫生动。
除了《“言语不通”之故》之外，胡兰成在《天地》上的作品还有四五篇文章；他还为苏青的天地出版社办的另一小型文学刊物《小天地》写过几篇文章，包括《谈谈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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