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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秘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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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两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陈云、薄一波、宋任穷开会，刘杰、刘伟、钱三强、雷荣天和白文治也都在座，一起研究经过艰苦谈判之后由苏联起草的协定草案。因为当时正值盛夏，国家领导人有许多正在北戴河度假，周恩来便于7月28日将这个协定草案带到了那里，交由中共中央讨论。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4）
8月初，刘杰对白文治说，中央批准这个协议了，将由李富春在莫斯科代表周总理签字。李富春现在在莫斯科，你和吴际霖两个人再去一趟莫斯科，和冯麟一起向李富春同志汇报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请李富春同志来签字。签字之后，你们三个人的任务是，摸清楚签完协议之后我们国内该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比如人员的准备，厂址的准备，等等，这样的话好配合。
8月10日，白文治和吴际霖抵达莫斯科，和已经在莫斯科的冯麟立即赶到莫斯科北京饭店，向住在那里的李富春副总理汇报。临离开北京时，宋任穷曾特意叮咛白文治：你要详细地把这个协议内容向富春同志报告，然后你就说宋任穷问一个问题，这个协定的规模是否冒进？所以，他们汇报完协定内容之后，白文治就将宋任穷的问题和盘托出。
李富春问道：总共要多少钱？你每年要用多少钱，你要用多少人力物力？
白文治答不上来。
李富春说，看来，原子能工业究竟有多深多浅，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先签了字，冒进不冒进回北京再研究。
其实，在这之前的5月份，陈云就找他们问过同样的情况。当时刘杰和钱三强他们都已经去了莫斯科，刘伟也不在，家里只有部长助理张献金。这天晚上，张献金叫上高之杕一起去向陈云汇报，一进门，陈云就直截了当问道：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给我一个底。这个铀多少钱一公斤，现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是多少，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我要算这个账。张献金和高之杕一听，全都答不上来，这到哪儿了解这么多问题呀！那时候，连问的地方都找不着，因为苏联的帮助和许多事情还没有正式启动，究竟要花多少钱，自然是无从算起。而主管国家钱财的陈云对此无法做到心中有数，当然要不满意了。
原子能工业援助协议原则上达成后，刘杰已经在苏联呆了好几个月了，当他最后带着协定回来时，正好是年头年尾。刘杰说，回来没几天1957年就开始了，陈云同志问我搞原子弹究竟要多少钱，整个下来究竟要多少钱。那时苏联也没有给一个正式的盘子。我们在莫斯科谈判时只是要求先把项目抓起来，然后再说，可回来以后，马上就面临个算账问题。算来算去，发现投资特别大，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铀浓缩厂的主设备扩散机动辄数千台，价格十分昂贵，是8个工业建设项目中最费钱的，差不多和其他7个项目投资加起来的总和一样多。陈云同志讲，太大了，投资太大了。大家都很伤脑筋，反复考虑怎样形成方案。讨论的结果，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铀…235工厂，当时的意见很多，有的说我们不要搞铀…235了，干脆就搞矿山，搞钚…239就可以了，以后再搞铀…235。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讲，有的领导同志也讲，干脆别搞这个了，以后再说吧。但不搞大家也不甘心，究竟怎么办呢？
管钱的人要过问费用问题，并不难理解，要知道那时候刚刚建国，处处要花钱，到处都缺钱。后来原子弹爆炸成功，李富春和刘杰说起来的时候，还感叹说好是好，就是贵了点。白文治说，这是大实话。现在回过头来看，花费不仅起始阶段大，后来更费钱，直到现在还要往里填。但当时谁能知道这么深，也想不了这么远。结果一是当时摊子铺得太大，二是军转民措施不力，三是经营不够完善，造成日后某些苦处。
在此之前不久，苏联派了一位原子能总顾问叫扎吉江，于1956年11月应聘来到北京。他是一位有色金属专家，二战后曾被派到德国学习，特别敬业。扎吉江和斯拉夫斯基给中国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对于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援助，斯拉夫斯基的态度属于既不冷也不热，因为援助是两个国家的法定协议，他理应执行，他也希望中国能把原子能工业建设起来，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保留的。刘杰说，这倒不是说他对中国有什么不好，不过他在各方面都留有余地，比如我们在苏联时提出要看铀…235工厂，他拒绝了。关于原子反应堆，我们原先是搞5万千瓦的，20万千瓦的，后来想再大一点，搞60万千瓦的，他就不太同意，说你没有资源，你不能搞大。扎吉江就不同了，作为总顾问，特别尽职尽责，为中国提了好多有益的建议，为此他还受到他们上级的批评，要他不要多管闲事。斯拉夫斯基就开玩笑说他一半是中国人，太热心了。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5）
扎吉江来中国后，见到宋任穷，传达说苏联将向中国交付铀浓缩厂的全部设备，交付时间在1957年至1959年这三年内。宋任穷此前已经得到过李富春的相关指示，在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之后，于当月底写信答复斯拉夫斯基，提出这两年投资太集中，中国的财政支付能力很难支持，所以希望1957年先不供应设备，具体时间另行商定。与此同时，吴际霖、张汉周和扎吉江一起，反复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不能定下来一个比较周全的方案。这样的研究，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从上到下都非常焦虑。
正当众人犯愁的时候，有人就想，铀浓缩厂投资太大，国家资金不足，可不可以缩小点规模？这样的话投资会不会就小一点？跟总顾问扎吉江一谈，扎吉江说这个方案要调整的话，我还得到苏联去。扎吉江本人是主张搞铀…235工厂的，他给中国同行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说就像你穿衣服一样，有衬衫有裤子，才能成套，你们既然要搞原子能工业，那也要成套，建成一个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大家感觉到他这个讲法很好，也就赞成缩减规模，先确定一个小产量的方案。这时候宋任穷又对扎吉江说，是不是可以再减少一点啊？结果是还可以降低。根据这个限量之后的总产量一算，要花多少钱，国家还可以咬牙承受，就可以通过了。这是很重要的一关，因为当时有一种包括部分高级领导人在内的意见就是算了，不搞这个了。刘杰说，终于上铀…235这个决定事后看起来太重要了。这对我们争取时间尽快进入原子能领域，以及后来原子能工业和核电事业的发展，都是极具关键意义的大事。美国第一次在原子弹里装的是钚…239，而我们第一次在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铀…235，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轰动，说中国了不起，一上马就用铀…235。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1）
两个部长在一排长桌前办公—— “我这个名字不好，穷”—— 宋任穷哭穷，张劲夫荐贤—— 一万多人云集二机部——正考虑下一步怎么办——莫斯科风云突变—— 米高扬到杭州—— 国防新技术援助要求得到支持—— 聂老总交代，准备得越细、要求提得越具体越好
建立原子能工业，牵涉到千头万绪，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所以，还在刘杰他们和苏联就原子能援助一事谈判之际，周恩来就开始考虑筹建这样的部门了。当周恩来问到刘杰的时候，刘杰说成立原子能委员会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实一些，还是建立一个职能部为好。根据苏联经验，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在苏联部长会议下设原子能利用总局，公开称中型机械制造工业部，也就是斯拉夫斯基领导的这个部门。后来，周恩来又征求了薄一波和科学院张劲夫等人的意见，最终决定成立一个实体的原子能工业部，随后又吸取了公安部苏联保卫专家的意见，即直接用原子能事业部名称太突出，不利于保密，因此就设了个名称叫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来又改称二机部。部长由宋任穷担任，刘杰为常务副部长，袁成隆、刘伟、雷荣天和钱三强都是副部长。
宋任穷和刘杰很早以前就熟悉，1948年刘杰任察哈尔省委书记，准备南下时，刘少奇就把他介绍给了宋任穷，因为他原先曾在苏皖一带活动过。现在他们又因为原子弹的事情走到了一起，宋任穷对刘杰说，干脆，我们就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吧，就这一溜长桌子，既做办公室，又做会议室。宋任穷坐在南边，刘杰坐在北边，两个人在这排长桌子前研究处理了核工业初建时期数不清的问题。
刘杰夫人李宝光说，我们家那时住在百万庄，有一次我给孩子们念古诗，正念“欲穷千里目”，楼道里上来一个人，接着话头念“更上一层楼”。进门后，见他穿着军装，对我说，刘杰和我是一个办公室呀，我们分不开。这才知道他是宋任穷。
在二机部，宋任穷常说，我这个名字不好，穷。解放初期当南京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南京市说我们来了个穷书记。后来调到云南去当省委书记，云南又说我们来了个穷书记。他走了以后谢富治去了，他说穷的走了富的来了。姚乃兴提起见到宋任穷的第一印象，说宋部长来之前，我想他是将官，上将啊，一看他穿着件绸子的香港衫，一顶巴拿马草帽，一把折扇，像电影里演的广东资本家一样。他平时不大讲话，自己从军队带两个翻译来，但他们从来不发言，只在旁边听着。他有时爱跟人开玩笑，说我们二机部是贫下中农。
二机部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和科学院联系，科学院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也是不久前才调去的。他当时搞经济工作，在地方工业部当书记，有一天安子文打电话，点名让他去科学院，说中央常委定了，你工作马上要调动。张劲夫说我不懂科学，不去那个地方不行吗？安子文说不行，党已经定了，你还能讲价钱？马上去吧。张劲夫说去那里找谁？安子文说你先找陈老总。张劲夫便找陈毅报到，陈毅说，我已给郭沫若打过电话了，郭老表示欢迎，今晚就在北京饭店召开欢迎会，你得去。他的调动手续是后来拖了很长时间才发的。
张劲夫说，宋任穷一当部长就打电话要来看我，我说哎呀老大哥你怎么来看我，我去看你呀。他说我一定要去看你。他非来看我不行，那我也没办法。那时候我住在北太平庄，一来之后他就说，劲夫啊，你可知道我部的任务？我说我知道，搞原子弹嘛。他说多重要啊，是中央的任务，国家的任务，你要帮忙啊。我说这个事大家都应该尽力嘛，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办，你讲好了。我说中央已经定了，科学院原子能所全交给你，一个人不留。我们国家这方面的力量最主要的集中在原子能所，所长是钱三强，我全都交给你们。有一些工程师你们管工业部门要吧。他说那个我已经跟他们商量了，想办法，最难的是科学研究，要把没有的东西研究出来。我说数理化学部有个学术秘书叫邓稼先，他在西南联大时和杨振宁他们同学，到美国得了博士，大家喊他娃娃博士。人非常好，品质很好，很少说话，每天上班背个布包放书，步行上班。我可以给你，那可是科学院顶尖的年轻人啊。还有一些人，钱三强比我了解得多，让他提出来，可以都调给你。还有些任务要他们承担，比如讲，当时二机部搞的一些研究工作要用电子显微镜，这钱三强知道，他几次访问苏联，和苏联来来往往都是他出面，科学院有什么人才他知道，让他提。比如他要电子显微镜，全国当时能操作电子显微镜的人很少，李四光副院长的女儿李林能操作，她和她丈夫都是从英国剑桥回来的，她丈夫邹承鲁开始不愿意让她离开物理所，我说我还要做家庭工作。后来钱三强提出来，搞原子能研究需要快速照相，我们有个长春光学研究所还不够，又派一个副所长带一部分人到西安成立分所，专门为你的原子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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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2）
就在宋任穷和张劲夫谈论核工业亟待解决人才问题的时候，钱三强还在苏联进行访问考察。在这期间，科学院受命拟定了一个有关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有56个项目，对中国多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提出了一定目标和措施。不久，钱三强从苏联考察回来后接触了这方面的有关文件，当他看到加速科学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中竟没有包含原子能项目，心里便有些着急。因为十二年科技规划是由张劲夫领头制定的，他便找到张劲夫，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不满。张劲夫说，钱三强他有书生气啊，我很欣赏他，因为他很直爽，有学者风度，有话就说，很带感情。订规划时钱三强在苏联，回来一见面他就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有什么意见？原子能的战略意义如此重大，你怎么搞四项紧急措施没有关于原子能的紧急措施啊？我对你这个有意见。我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国家最大的事啊。在这么多人里面，怎么讨论有关原子弹的事情呢。我说这个事要另外秘密地搞，找一部分人另外搞，而我这四项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搞原子武器要保密，你不能向那么多人公开，向全世界说我们搞原子武器。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懂了，很好很好，我也没意见了。
从这一时期起，钱三强就一直忙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整体管理工作，几乎再没有精力深入到哪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中去做科学研究了。张振德说，钱三强跟我说过，他和何泽慧先生之间有时候有点看法，主要是因为他是党员，又参加了好多行政性工作以后，科研工作根本顾不上做。顾不上做也行，但后来有时还要批判他。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是有问题，他受了批评、委屈，回来也没有地方说。何泽慧偶尔埋怨他，你当什么部长啊，你像我一样搞科研，几等奖都能得。三强同志就跟我说，其实何先生说的是气话，我能理解。像我们这样的科技人员到了这个程度，不能光想自己出论文，更要为国家做贡献，为事业牺牲自己。你看国际上一些科学家都是这样做的。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急需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些只能从各个地方和部门以及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抽调。但是，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需要人才，谁都想首先把自己的队伍建立起来，二机部要从人家那里抽调本来就稀缺宝贵的人员，难度自然很大。刘杰看到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弄不好会误事，便赶紧向薄一波和周恩来反映情况，最后还是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坚决执行命令，责成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现这一抽调任务。这样一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使得原子弹制造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当时，各方对二机部大都是一路绿灯，非常支持，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不过，既然是这样一件大事情，就难免不发生一些问题，比如二机部在调集人员时，有个别人在外边吹嘘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宋任穷听到后便告诫大家说，我们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要把困难先跟人家说足，要靠事业吸引人才。
刁仁文那时管人事，中央组织部那两年调干的命令，光他那里记录在案的就有18次。每次少的有二十几个人，上千的有几大批。刁仁文说，人事调动保密非常严厉，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亲戚朋友就更不用提了。宋部长说，你调人员要给人家讲清楚，二机部许多地方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有艰苦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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