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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金所说的这次讲课，实际时间是1958年的7月15日，地点在二机部机关宋任穷和刘杰合用的办公室，参加的人是二机部的6位领导干部，即宋任穷、刘杰、袁成隆、钱三强，以及九局副局长吴际霖和郭英会。李觉因在外地出差，没有参加。刘杰主持了这次活动，并由当时二机部的总顾问扎吉江先对三位专家作了介绍，之后便开始了讲课。对于涅金上面所说的事，宋任穷和刘杰都认为，除了最后一句不准确之外，其余大体都是事实。
　　宋任穷说，这三个搞核武器的专家来了以后，先到青海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厂址，回北京后在7月15日作了一次报告，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实验、设计和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地同时展开，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我们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完全弄清楚。后来的研制工作，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艰苦探索出来的。三位专家那次报告之后，我还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了一顿饭，总顾问扎吉江也参加了。以后又请他们参观了一些机械厂和研究所，他们参观后说，没想到你们的工厂有这样的水平，我们对你们估计低了，你们的机械制造水平相当高，我们苏联有些厂子还不如你们。这些专家对我们还是友好的，他们有的过去当过红军，后来才改学技术的。
　　当时担任翻译的是二机部九局的陈中和朱少华。因为北京天比较热，三位专家常常汗流浃背，有些不大适应。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办公，整天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小短裤，背后开了电扇吹着。朱少华说，这三个专家除了马斯诺夫以外，性格都比较开朗，很热情，很愿意说话，对中国人也比较友好。第二天一上班，给他们安排好以后，涅金马上就要我找局领导，我就带他去找吴际霖吴副局长。把他们双方一介绍，涅金就说我是原子能研究院理论部的，学理论物理的，是理论部的负责人。加夫里诺夫是研究所实验物理学家，马斯诺夫是装配厂的总工程师。专家说，我们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介绍原子弹模型。尽管模型和资料随后才会运来，但先要给领导一个概念。第二就是要进行核武器研究，当务之急是要确定一个科技负责人，一个总工程师，这两个人缺一不可。希望能够尽快配备。此外他要参观一些研究机构，看看中国的技术水平，也要参观一些军工厂，看看制造水平。吴副局长听了以后，表示欢迎，说这事儿还要向部里请示。涅金非常着急，老是催问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三个要来介绍。当确定下来要作原子弹模型介绍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要科技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参加。他在下面也问过我，李觉局长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有什么职称，有什么著作？其他部领导他也挨个问。后来，模型的介绍会议安排在部里的一个会议室进行，涅金一开始就提出来，说不要记录，你们有个大致的概念就行了，因为将来苏联不仅要运来原子弹模型，还要提供有关资料，并派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实际上，这么一个复杂的工程，你叫他们三个人一天都给讲完，是不可能的。只能简单讲讲结构原理什么的。介绍当中，他在黑板上画了一点图，随后就擦了。我因为既要翻译又要画，要想全记下来根本来不及。中间他又提过一次不要记，要记就必须换成保密室发的那种有编码的本子。他这么要求也不是毫无道理，但当时就要找那种有漆加盖印的，一时上哪儿去弄啊。说实在的，最后大家也就不怎么记了，也记不下来。完了之后，专家又提出记录了的，会后一定要收回。宋部长就有些不高兴，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扎吉江当时在场，他倒是没说什么。会后，吴际霖找我，说尽快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出来，特别是画的那些图。我面对这些零散记录，真不知从何下手。因为对会议内容不熟悉，无法追记。硬着头皮整理了一份不像样的材料，交给了保密室。之后，邓稼先和李嘉尧又重新作了整理。其实，做这种翻译，我和陈中都不是行家里手，我是从作战部来的，跟王尚荣当过两任专家的翻译，搞战役训练的，我怎么会懂这些呢？我不懂，专家倒是也很耐心，知道翻译不明白，就给你解释是哪几个俄文字。资料收集起来的时候可有意思呢，除了吴际霖记得比较多外，钱三强没记几个大字，其他的也没记多少（这一点和刘杰下面的回忆有所出入）。
　　　。　想看书来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2）
刘杰说，涅金他们三个人刚来的时候，并没有准备详细地讲这些问题，他只是先看一看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保管原子弹样品的仓库怎么样，然后准备提供我们原子弹教学样品。这时我们提出请他介绍一下核武器，以便更好地履行新技术协议。他说我找个时间来做一个介绍，你们的负责人参加，人不要多。当时参加的人有我们几个部长，搞技术的钱三强同志和吴际霖、郭英会，才六个人。他讲的时候，我说你最好有个书面资料提供给我们，他说没有，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又说讲的时候，不要记录，弄得很紧张的样子。他在黑板上画结构图，讲一些基本的原理，数据是很少的。当时他虽然不让记，实际上我们都记了，特别是钱三强和吴际霖记得更多一些。三位专家在中国期间，关于原子弹研制的讲课仅此一次。听完课以后我们就凑，把专家讲的东西凑起来。当时钱三强同志讲，这些东西跟资本主义国家披露的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详细一些。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再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避而不答了。我问他，你既然帮助我们搞原子弹，那么氢弹你是不是也可以说一说呢？他说这个不着急，以后总会有的。我们就一心一意地盼他能够早给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后来我们迟迟接不到这个东西，我们说，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干。首先把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汇总起来，由朱光亚同志把它添添补补，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那个时候专家还在，我记得到所里开过两次会，宋任穷部长提出来，他不给我们，我们就自己干，一定要把压力变成动力。对于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参考，但是我们不受他的拘束。当时我在所里也作了报告，我提出来四个字：高，小，少，精。就是要求我们搞的原子弹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标准要高，体积要小，装料要少，再加一个精字，保证它响。苏联专家还在的时候，我们就分头开始了理论物理、试验物理、中子物理、爆炸物理以及弹体和弹道方面的钻研，组织人马，兵分六路，齐头并进。
　　负责设计存放原子弹样品仓库的李嘉尧说，三个苏联专家给部里领导讲课，朱少华当翻译，我们都不知道，那可是最高秘密啊。我是后来看了他们的笔记才知道的。这三个专家比较友好，听说其中一个回国后给撤职了。记录时，根据各人的水平，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1959年6月中苏关系正式破裂以后，宋部长来作报告，就在原本计划存放原子弹模型的仓库里进行，我们坐在地上，他站着作了报告。有一二百个干部听。在这之后我们才真正自力更生。也就在这以后，部领导才想起苏联专家还讲过这么个课。这时，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部里交给朱光亚一个任务，到部里去把那次讲课资料拿来，看看有多少参考价值。我们到部保密室借了资料，然后到朱光亚的办公室整理，根据各人不同的记录，理论计算方面的由邓稼先搞，工程技术方面的我来搞，把大家记的东西尽量系统化，搞完整。因为我们也不懂，他本子上写多少就是多少，他说多少个大气压，你也照抄。后来，理论部验证这些东西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朱光亚审查后，加了一个序言，作为一个完整的资料。对于这个资料，我的评价是起到了缩短我们研制时间的作用，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这次讲课之后，三位苏联专家就分头去各地参观。加夫里诺夫留在北京，他希望能看几个研究所，是霍广盛带他去的。涅金和马斯洛夫到了宝鸡，参观了几个炮厂，但宝鸡和太原没参观完，就把他招回来了。朱少华说，回来的时候，我问涅金参观的印象怎么样，他说很好啊，你们的制造技术真不错，这是我们来之前没想到的。对于他们国内让他回去，他也觉得无可奈何，为什么叫我回去啊，我们事儿还没完呢。走之前他还和吴际霖讲，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商量。还商量什么呀，有时候吴副局长都有点儿烦了。当时涅金和他说到需要一个科学负责人和一个总工程师，对朱光亚来涅金是比较满意的。朱光亚到过美国，尤其是博士、教授啊，外国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就觉得这个人可以。说到谁来当总工程师，吴际霖副局长回答说由他兼任。吴际霖原来是山东淄博铝厂厂长，1941年左右参加革命，在延安搞兵工厂，做土炸药。吴际霖的父亲当过县太爷之类的官，出身不是很好，那个单位的党委书记刁难他，他就抬着棺材干了，意思是如果我贪污我进棺材，如果你污蔑我你进棺材，到这种程度。最后证明吴际霖是清白的，后来调到冶金部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当副院长，不久他又调到国务院三办，一直没离开这个事业，从北京到草原，一直到死。这个涅金当然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只是对我说，吴自己说要当总工程师，这怎么行啊，我不同意。你给我约一下子，我还要找他。以后，涅金确实又找了，说对前一个科学负责人我是满意的，而对于总工程师的人选，他问过吴际霖的经历，当面不好直说，只是说你当着副局长，行政事务就够忙了，这么重的任务，必须有个专职的总工程师。专家还具体提出这个总工程师必须是学机械的，要懂制造。他接下来就说，你这个搞手榴弹的怎么能搞原子弹？他说下次再来还要谈这个问题，来之前要解决，不解决的话下一步工作不好办，并且提出各个研究室的人员也要尽快配备。这些事情将来由加夫里诺夫来办。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3）
以涅金为首的三人小组来到二机部九局，除了按照两国协议准备落实原子弹样品和资料来华后的相应事宜，他们还计划帮助九局把研制机构建立起来，并且拟定由三人小组中的加夫里诺夫留下来具体指导。在给中国二机部的几位领导讲了一次课之后，他们便分头去京内外的一些工厂和研究所参观考察。刚刚从原子能研究所过来的留美博士邓稼先和翻译霍广盛陪同加夫里诺夫走了几个地方。
　　霍广盛说，三位专家除了介绍情况外，还到各个研究所走了走。他们可能是想要了解了解中国的实力，加夫里诺夫开始准备做九局的顾问，他关心的问题就更多一些。邓稼先是7月初来的，在科学院办公厅当学术秘书，我们俩就一起陪着加夫里诺夫跑各个研究所。到力学所的时候，郭永怀是力学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郭老刚从美国回来，很有爱国热情。当时不是1958年大跃进嘛，他给加夫里诺夫介绍情况时，可能把我们的计划说的超前了些，加夫里诺夫不以为然地笑了一笑，意思是你们还不会走就想跑了？我没有照这个意思翻，只把大体意思说了一下，郭永怀也不爱听。后来加夫里诺夫可能也觉得不大合适，就在汽车里跟我说，我这人比较直，你帮我解释一下。到房山的原子能所，开始接待我们的是彭桓武，后来钱三强出面，专家向钱三强副部长提出，要给九局以科研支援，调进一些有才干的科学工作者。钱三强想了一下说，有一个青年叫胡仁宇，正在苏联攻读研究生，他原是物理所一个很有希望的人员，目前正在北京休假，如果你们要他就别让他去苏联了。再一个是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叫陈小达，是一位首长的儿子，小时候就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按他的意见，是想搞理论，是否从事九局的事业，我们得征求他本人的意见。陈小达是陈伯达的儿子，小伙子人很实在，我们俩后来经常在一块儿，因为他中国话讲不利索，老是需要我来翻。参加劳动的时候，小达身体比较弱，挑东西经常把肩膀压的红肿红肿的。他性格比较内向，对大跃进有些看法，生活上工作上也不顺心，1962年卧轨自杀了。专家随后又提出想见一见朱光亚的要求，钱三强说今天是礼拜天，朱光亚回城里去了。加夫里洛夫是个办事认真，急性子的犹太血缘的俄罗斯人。他第二天上班，就急匆匆地向吴际霖讲401之行，并提出九局应当调朱光亚来工作的意见。朱光亚当时在原子能所二室做副主任，何泽慧是主任。吴头感到有些意外，问，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朱光亚，为什么对调他到九局这么感兴趣？加夫里洛夫解释说，朱光亚同志到过莫斯科，有一次达姆院士接见过他。在我临来北京时，达姆曾向我推荐过他，说你到中国去得找个助手，朱光亚是位年轻有才华的中国科学家。
　　加夫里洛夫在9月初回国前，曾和邓稼先谈过一次话，说这次是回国休假，一个月后就回来。可惜，这位热情的俄罗斯籍犹太人一去不复返了。在他回去之前，涅金和马斯洛夫在宝鸡参观的时候，就奉大使馆之命，匆匆回了国。什么原因，苏方没作回答。据说是他们三位在华期间说的太多了。郭英会11月到苏联参观期间，曾要求见见加夫里洛夫，苏方回复说，加夫里洛夫正在休假，不准备让他再去中国了，打算换一个人去。
　　1959年初，来了一位九局的顾问专家，叫列捷涅夫，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作哑巴和尚的专家。
　　三人小组全部被召回国，再也没有回来。为什么要丢下手头特别要紧的工作而如此火速地离开北京，他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不过，他们隐隐约约能感觉出来，两个兄弟般的国家高层关系出了问题。因为就在他们来华的这段日子里，赫鲁晓夫就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一事，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秘密访问，时间是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这次来华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尤金大使在转达苏联意图时毛泽东发了火，赫鲁晓夫嫌尤金没有把事情说明白，便亲自跑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但这次会谈最终还是不欢而散，两国首脑的心里都憋了气。赫鲁晓夫曾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但是他们说不行。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4）
舒世俊说，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半天，是赫鲁晓夫和毛主席在一起说说笑笑的镜头，他们指着底下正接受检阅的部队，表情很轻松。我拍了几个镜头之后，觉得够了，就转到另外一边继续拍摄。但过了没多会儿，周总理叫我，让我快去，我赶紧拿起机器赶过去，见毛主席正和赫鲁晓夫板着脸，两个人非常严肃，我一边拍摄，一边听毛主席大声说，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
　　丰泽园是中南海西北面一组中国古式建筑，大院里面套着几个小院。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会见外宾。陈寰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政治外事记者，我经常出入中南海采访毛泽东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活动。国庆十周年的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一直进行到晚上。我记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他们都参加了会谈，苏联方面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本来2号晚上安排了两个晚会，招待各国贵宾，一个是文化部在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梅兰芳演《穆桂英挂帅》，另一个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舞蹈晚会，请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著名演员乌兰诺娃演出《天鹅湖》。我估计毛主席可能陪同赫鲁晓夫在怀仁堂看京剧，所以很早就在怀仁堂等。可是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戏也不敢开锣，台上台下都焦急不安。这时，中央警卫局李树槐悄悄告诉我，说主席正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说话间台上也开了戏。我心里着急，赶到颐年堂，进了院子一看，里面静悄悄的，休息室里只有一两位服务人员在侍候烟茶。我走过去，轻轻拉开帷幕的缝一瞅，看见客厅里坐满了人。里面谈话的声音时大时小，听不太清，有时一个人说话，有时又有人插话。只听到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