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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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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月，他在同电影《鲁迅传》有关创作人员的谈话中又说：“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当然是很好的，但这样还要你这个创作家作什么呢？”他认为作品的思想决定于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作品的思想是作家观察生活研究生活得出的结果，是不可能预先确定的。领导上只能向作家提出一个观察生活的范围，但最后得出的思想是作家自己的思想，不是领导的思想，也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思想。作家的思想只能靠自己去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观察、体验，然后通过作品写出来。（同上，第286－287页）同年4月，他在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说，在具体指导创作的时候，往往首先要求确定“主题思想”，似乎没有体验生活以前就事先定下了一种“主题思想”，然后依据这种“主题思想”，到生活中找些材料就行了。作家创作如果既不要生活也不要思想，还成什么作家？如果这样，叫他“记录”，叫他“文书”好了。（同上，第293页）同年7月，他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再一次批评说：“‘领导出思想’，好象作品的思想是别人可以给的。思想就是要想，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要经过调查、研究、思索才能获得的。作品的思想只能是作家经过深入生活反复观察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作家对生活的评价和判断。”他认为现在有些作品中的政治性思想性是外加的，不是有机的，所以作品成了死东西，作家自己没有思想，作品不是作家的血肉，可以随便增加和去掉。他主张，“现在应该提倡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对生活有自己的评价，并把这些具体地体现在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之中。”（《周扬文集》第4卷第55－56页）以上所举的周扬对“三结合”创作方法的批评，可以肯定地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62年3月陈毅在著名的《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愤怒地嘲笑了这个“三结合”的所谓创作方法。他说：“请问：作家就没有思想啦？领导就可以包思想啦？群众出生活，作家就没有生活？领导就没有生活？领导就死掉啦？作家出技巧，这个作家就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呀？不晓得哪里吹来这么一股歪风！”（《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41页）对于这个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批评，就是对艺术创作特点和规律的重视，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持。“左”的东西是一个顽症，绝不是哪一个人或几个人攻一下就可以克服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
中，“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大行其道，恶性发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鼓励个人独创性，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 周扬的上述思想，在《文艺十条》中都程度不同地有所体现。
文件经过修改后，于8月1日再次印发各地征求意见。
文件指出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是：“文艺创作和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还没有达到人民所希望、所要求的高度；创作上自由竞赛和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生动活泼的风气，还没有很好地形成。这主要是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执行不够，有些同志不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根本政策，而把它理解为只是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手段；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忽视艺术规律，采取不适当的简单方法，有时甚至胡乱指挥；文艺批评和学术批判中存在着简单粗暴的现象。”文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10条改进工作的意见，主要是： 一、正确地认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件尖锐指出，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简单地看成只是配合当时当地中心工作和宣传某些个别的具体政策，忽视和抹杀艺术的特点，把政治和艺术等同起来，这样就妨碍了文艺的多样性和独创性，妨碍了文艺作品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助长了千篇一律和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文件对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作了宽泛的解释，指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我们的文艺，应当培养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和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增长人民的知识和智慧，满足人民艺术欣赏的要求，丰富和提高人民的审美能力，帮助人民改变缺乏文化的状况，“凡是能够满足以上任何一个方面的要求的作品，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要充分发挥文艺的上述作用，就不但需要为人民创作更多更好的新作品，也需要让人民享受前人所创造的文学艺术的优秀成果；不但需要描写当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也需要描写近百年来、特别是近40年来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描写我国各族祖先艰苦创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帮助人民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但需要表现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也需要虽然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条最广阔的道路，不应当缩小为只是配合当前的某一###。“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它会限制文艺作品的多样化，引导创作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政策概念出发，降低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8）
文件还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轻视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是错误的。但是，把创作中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世界观甚至政治立场问题，把政治和艺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同起来，轻视艺术家的经验、才能和技巧对创作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应当认识，正确的思想立场、丰富的生活和熟练的技巧，是产生优秀作品不可缺一的条件。 二、鼓励题材和风格的更加多样化。文件指出，文艺创作的多样化的问题，是能不能反映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的问题，是能不能满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问题，是能不能发挥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才能的问题。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作家艺术家选择什么题材，应当由他们自己决定。题材的选择是重要的，但一个作品的成功或者失败、教育作用的大小，并不完全决定于题材。有些作品所反映的事件并不怎么重大，如果写得深刻，也能够发生重大的教育作用。不论题材是否重大，只要是人民所感到兴趣的，有益于人民的，都可以采用，如果写得好，都会受到群众的欢迎。文艺形式、体裁应该力求多样化。必须鼓励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的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
三、进一步提高创作质量，普及文学艺术。文件指出，提高创作质量，正确地开展文艺普及工作是当前头等重要任务。提高创作质量，就是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好地结合。提高文学艺术质量的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熟悉生活，同时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文化、历史知识，学习前人的艺术经验，加强技术锻炼。开展业余创作和业余文化活动，必须按照群众的需要、自愿和可能，不应规定写作指标，同时应该坚持业余原则，不要脱离生产或妨碍生产。
四、更好地继承民族文艺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文件指出，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待中外遗产存在一些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提出对于收集和整理我国各民族和民间的文学艺术遗产，要作出全面的规划和安排，要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古典的和当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和重要理论著作，也要注意反动流派，搜集反面资料。
……
六、加强文艺评论。对于作品的评价，要看它的总的倾向，不要由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就否定整个作品。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之间，应建立同志式的亲密关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批评、互相合作。作家艺术家必须认真考虑各种批评意见，但批评必须允许反批评，包括作者本人的反批评。要正确细致地划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的界限。只有违反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才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至于一般的思想上的缺点或错误，以至对政策理解的偏差，都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不要随便引申为政治问题、敌我问题。不要把世界观的问题都当作政治问题去对待。
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中的争论问题，有一些是不同的世界观甚至不同的政治观点的反映，应当通过自由讨论逐步求得澄清。也有一些并不属于世界观范畴、更不属于政治观点的问题，就更应当允许自由争论，并允许个人保留自己的意见。
其余几条是：加强艺术实践，保证创作时间；重视培养人才；注意创作的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都是一些属于组织领导和制度措施方面的问题，虽然都是一些实际问题，但都与上述理论问题相关。贯穿这几条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尊重艺术规律，贯彻“双百”方针。如在保证创作时间问题上，针对当时文艺家参加社会活动、基层工作、体力劳动较多，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创作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措施。
在人才问题上，提出要选拔有突出才能的人，有天才的人予以深造，反对在培养使用人才方面的平均主义。在文艺领导工作中，提出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民主讨论，然后作出决定，反对个别领导人随意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对于艺术性质的问题，更应当采取自由讨论和互相商量的方式去解决，不要采取行政命令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去解决。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9）
可以看出，《文艺十条》体现了周扬的许多重要思想。当然，这也是周恩来、陈毅几次讲话中所阐明的精神，是党中央的调整政策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化。《十条》克服“左”的倾向，反对简单、粗暴，总结历史经验，调整文艺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理论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因此，它受到文艺界的热烈欢迎。
当时就有人说这是个“纲领性文件”，有的说是“座右铭”，有的说要“把它刻成碑”，树立在制片厂的大门口。
同年9月，《十条》经过历时3年的酝酿，终于初步定稿。周扬很高兴。当时，他同林默涵同住弓弦胡同，深夜搞完文件，两人步行回家，在路上，他对林默涵说：“这是文艺方面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有了这个文件，就可以管上十年八年了。”为此，他还特意请参加定稿的几位负责人到著名的四川饭店吃了顿饭。
陆定一主持中央文教小组开会对《十条》进行讨论。他在会上讲了一些意见，提出要加上肯定历次批判运动，肯定文艺工作的成就。他还说有人认为“写中心……”没有什么不好，还说他不喜欢“潜移默化”，“教育作用”就是“教育作用”。他主张改短点，不要那么多的议论。由###秘书长童大林等对《十条》进行修改，10条并为8条，周扬看过后提了些意见，经林默涵、张光年等人斟酌润色，1962年3月广州会议后，在周恩来督促下，周扬批发，以文化部、文联党组的名义而不是###的名义报送中央，同年4月中央批转全国遵照执行。周扬在批发时对工作人员说，再加上一句：“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这是在批判《武训传》以后他多次讲过的一个重要思想，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讲过，但是不知何故，《十条》中没有把这个提法写进去，《八条》经周扬提示后也没有加上。
纠正多年来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进行如此重大的政策调整，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自然不小。人们不能不存在种种顾忌，在修改过程中难免反反复复进进退退。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这样说：
这个条例从讨论初稿到定稿发出，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拿1962年4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的《八条》1961年8月1日下发征求意见的《十条》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当时顾忌不少，某些规定在修改过程中有所后退。
关于制定文艺工作条例的目的，《十条》指出是为了“创作更多的好作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优美的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热情，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这本来是基本正确的。可是在《八条》中，却改成是“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样一改，政治性明显地增强了，而调整文艺政策的目的却不那么鲜明了。
《十条》的第一条，本来是“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这是文艺界一直感到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中尖锐批评了混淆政治与文艺界限、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的‘左’的错误，并明确提出：我们“不但需要表现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可是在《八条》中，这些内容都被删掉了，换成了概括的正面论述，并把这一条与第二条“鼓励题材和风格的更多样化”合并为一条，题目改作“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改，好处是“双百”方针突出了，但对“左”的错误的批评及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内容被冲淡了。
《十条》的第六条为“加强文艺评论”，其中详细地规定了如何“正确地细致地划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的界限”。但在《八条》的第四条“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中，这部分内容被压缩后移到了别的条目中，而增加了“文艺批评应该鼓励香花、反对毒草”的内容，强调“凡是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作品和论文，就是毒草，必须给以严格的批评和驳斥”。这一改，强调的重点显然不同了。
《十条》的第九条原为“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八条》把这一条改为第七条“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把原来的内容压缩成了第一点，又增加了关于加强思想改造和深入群众体验生活这两点。这一改，重点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为继续加强改造了。
如果把《八条》中新增加的内容单独抽出来看，当然没有什么错，但当时是在调整政策，删掉或压缩了原文中的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正确内容，而增加的多是历来所强调的政治性很强的内容。这些修改，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顾虑和政策调整的局限。（该书第1004－1006页） 薄一波的这些看法和意见是中肯的。尽管如此，《十条》中的许多重要思想还是基本上保留下来了，它在文艺政策调整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的地位应当充分肯定。
《八条》下发不久，恰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这篇社论是与《八条》同时产生的又一思想成果，几经修改，最后经周扬口授大意写成。社论指出当前情况不同于二十年前，已经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令人瞩目地提出：“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对象”。从而提出文艺的任务既要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又要满足人民文化生活上的广泛需要。由于群众需要的多样性，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必然要求文学艺术的多样性。在组织上强调凡是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应团结起来。思想上和世界观上的矛盾和斗争，应该通过互相帮助、互相讨论、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逐步求得解决。
在创作方法上，文艺家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和条件去掌握和运用，不强求一律。文艺部门的党的领导要发扬民主，尊重艺术规律，贯彻“双百”方针，为文艺创造自由竞赛、自由讨论、生动活泼和繁荣昌盛的局面而创造条件。这篇社论同《八条》同样具有政策指导意义。这件事，后来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周扬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来篡改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周扬想让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崇高愿望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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