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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同上，第263－264页）
　　毛主席改写的按语，即5月13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
　　舒芜的材料的题目原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毛主席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按语说：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甚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甚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甚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甚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甚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甚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甚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
　　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同上，263－265页）　　　　从这个按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舒芜材料所反映的胡风那样敌视、憎恶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是多么愤慨。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大笔一挥，将题目中“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在文中称之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　　　当群众发动起来，对胡风及与其交往较多的一些人，甚至只是受胡风思想影响的一些人横加批判时，从交待出来和搜查出来的材料中发现，原来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中，除了思想有问题之外，有的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事，有的甚至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一时真相不明，于是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此时毛泽东确信胡风就是“反革命”，这个“小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钻进革命队伍中来的暗藏的“反革命集团”。陆定一回忆说，毛主席要定胡风案件为“反革命”性质时，曾找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史出版社，第399页）５月16日，公安部拘捕了胡风。5月24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是经毛泽东修改过的，有的是他亲自加写的。到６月10日公布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题目已由“胡风反党集团”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编者按语除其中涉及毛泽东本人的一条为周扬、林默涵所拟外，其余全部是毛泽东所写。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10）
同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也主要是毛泽东的手笔。中央决定将胡风的材料印成小册子全国发行，其序言也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且又补充了几条按语。这一切，足见毛泽东对此事的重视。
　　为了领导全国的这个运动，中央成立了五人小组，很快又扩大为十人小组，由陆定一任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任副组长。各省市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由一位党的负责人挂帅。于是在全国开展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紧接着便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胡风一案遂即移交公安部办理。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对于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正确展开，曾作出过一系列的规定，其中包括：“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批评中，“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于后者，应当“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这些规定是在研究和总结在这以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为了纠正和防止当时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的偏差，使之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而制定的，但是，在把学术问题当做政治运动来搞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揭露和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这些规定得不到重视和贯彻，也就毫不奇怪了。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问题，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评估。应当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意义是重大的，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必要的，它对帮助人们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有益的。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绝对需要提倡宽容精神，提倡充分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讨论，把学术文化问题当做政治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不利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展开争论，容易造成简单和片面的盛行，从而影响学术文化的正常发展。
　　特别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后果尤为严重。对这位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的文艺思想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展开批评和争论，在讨论中逐步求得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也不要紧，应当允许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把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当做###加以尖锐化，特别是违法公布私人信件，没有经核实的根据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做“反革命集团”来斗争，这就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线，造成了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
　　几十年之后，胡风的冤案得以平反，当年“胡风集团”的成员贾植芳说：“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象晁错一样，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写三十万言，实际上和过去传统上万言书差不多。应该从中国的文化来看这段历史。再说，我们的朋友中有的文艺思想也很左的，不能容人。”徐放也说：“我们其实那时的思想结构就是陈旧的。即使在狱中，对抽象的党，总是无限信任的，而且总是认为宗派在整人。
　　真正的反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左的东西？
　　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的基础。”（李辉：《文坛悲歌》第490页）这些深刻的反思，道出了“胡风集团”事件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原因。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的深广，现代民主精神的缺乏，胡风冤案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1954年10月以后，周扬不再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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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科学和艺术的“春天来了”（1）
对文学就看两条原则：为人民服务、从生活出发　1956年初至1957年春，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令人欢欣鼓舞的年代。那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整个社会出现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报告指出，为了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以发挥他们对于国家的有益的专长；（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工作；（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报告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国务院已委托国家同有关部门拟制1956－1967我国科学发展远景计划，争取12年后，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上，第184页）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次会议是在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的十人小组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后召开的。会议还起草了《关于科学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的规划》。在这些文件的准备、起草过程中，###各有关处室都分别提供了有关情况和材料。会后，全国出现一派“向科学进军”的热烈景象。
　　２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开幕，周扬作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这个报告的中心主题，也是会议的中心主题。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接见了与会理事。以毛泽东为首接见一次作协理事会的代表，这是惟一的一次。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3月５日，刘少奇特意接见了周扬、刘白羽，谈了他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他说，现在对文艺的批评太多了，特别是口头批评品头品足太多了。他对政治上干涉过多简单粗暴提出了批评，并且说：“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无论是代表党委或政府，都应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87页）他还强调作家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应该懂得自然科学，懂得历史知识和世界文学知识，至少懂得一种外文，为成为一个大作家打好基础。他还强调要重视编辑工作，提出建立文学基金。刘少奇很少就文艺问题讲话，周扬、刘白羽听了非常兴奋，立即向代表们作了传达。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同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了。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对个人崇拜提出了批评，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社会主义各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４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错误的问题，以及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随后《人民日报》编辑部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周扬对斯大林错误的被揭露态度鲜明，他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讲话中说：“不管这个批评的本身怎样，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思想解放，迷信破除。斯大林是最被人尊敬的，并且在今天还是一样被尊敬的，但就是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错误的，对他也不可以迷信。我们不否认对于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现在看起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获。”（《周扬文集》第2卷第405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科学和艺术的“春天来了”（2）
与作协理事会同时召开了省市文艺处长会议，接着于３月15日至30日，作协与团中央又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
　　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陆文夫等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个人崇拜是旧社会的遗产，封建社会崇拜皇帝，资本主义社会崇拜个人主义英雄，我们的青年应当有他自己的个性，写出的作品也应当有它的个性，使个性全面发展。他再次宣传了毛泽东在个性问题上的主张，他说：“个性有两种，一是创造性的个性，一是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个性与社会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相联系；破坏性个性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相联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把个人放在群众之上，集体主义个性是和群众在一起，它的力量是从群众中来的。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就是创造新的个性，社会主义的个性，这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任务。”（《周扬文集》第２卷第375－376页）至于什么是周扬心目中的“创造性的个性”，他并未详谈过。
　　他在《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一文中说：“在惠特曼的诗歌中，民主、自由、平等是他的基本概念，用他自己的诗来说，是他的‘歌唱的节目单’。”“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象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朗，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同上，第362页）这种“新型的人”是否就是周扬所说的那种富有“创造性的个性”的人呢？
　　看来，二者至少是有某些相通之处或共同之处的。周扬在这次讲话中还对青年作家们讲了如何具体理解世界观问题。他说：“世界观是在文学方面一是政治原则——为人民服务的；一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怎样从生活出发，怎样忠实于生活。……我们对文学就是看这两条原则。文学任何时候都是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都是要忠实于现实。”（同上，第377页）被人们弄得高深莫测的世界观问题，经周扬这么一说，倒简单明了多了，作家只要把握住为人民服务、忠实于生活这“两条原则”就可以了，不必再为政治问题焦思苦索、左右为难了。
　　周扬在这次讲话中还说，现在的文学作品写矛盾冲突不够，主要是对生活了解不够，把错综复杂的矛盾看简单了。矛盾有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个人内心的矛盾。一个矛盾解决了，一个矛盾又产生了。作家要善于区别各种不同的矛盾，善于掌握不同的矛盾。正面人物的缺点可不可以写？有人不敢写，我同意写。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在谈到创造正面英雄人物的时候，曾经强调要把英雄人物性格上的某些缺点以及日常工作中的过失或偏差和一个人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的缺陷加以根本的区别，认为如果正面英雄人物具有品质方面的缺陷，那就不成其为正面英雄人物了。至于英雄人物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忽略或应当忽略的。（《周扬文集》第２卷第252页）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