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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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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会议于7月2日－19日在北平召开。在6月30日大会预备会议上，通过了99人的大会主席团名单，郭沫若为总主席，茅盾、周扬为总副主席。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交换意见，确定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更好地运用文艺的武器，为新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党中央给大会发来贺电。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审定的这个贺电说：“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藉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藉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25页）大会开幕时，朱德代表党中央致贺词，周恩来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到会对代表们说：“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同上，第526－527页）
周恩来在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分析了三年来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强调文艺家在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生活时，不要忘记人民军队，忘记农民，同时也要重视工人阶级的主题，而关键则是要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报告的第二部分，具体阐述了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文艺界的全局观念问题、组织领导问题。核心是团结起来，贯彻执行新的文艺方针。周恩来指出，这次大会“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的会师”，反映了文艺队伍空前“宽广”的团结，团结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团结的文艺基础是“毛主席新文艺方向”。“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关于如何正确理解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他也作了科学的阐释： 。。
14文艺大军会师：第一次文代会（2）
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未解放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劳动人民。（《周恩来选集》上第353页） 在这里，周恩来把熟悉和了解工农兵与熟悉和了解各种人统一了起来，把“弄清楚”描写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哪里”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同“只能写工农兵”才能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区别了开来。特别是他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当时只强调加强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改造的情况下，肯定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郭沫若在会上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在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就我们的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
茅盾在《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则从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总结了“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
周扬在会上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由于革命的胜利，解放区的经验受到了大会的特别的重视。周扬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全面正确”，并且“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周扬回顾与总结道，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动始终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在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了不懈的尝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这个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结合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在解放区，由于有了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指导，有了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先驱者们的理想实现了”，“革命文艺已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虽然“还仅仅是开始，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关于“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从几个方面作了介绍。他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选入的178部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为例，说明“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与新的内容相适应，解放区的文艺在形式上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同民族的特别是民间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语言上也做到了相当的大众化。关于“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他说，广大工农兵不仅接受了新文艺，而且直接参加了新文艺创造的事业，“给解放区文艺灌注了新的血液，新的生命”。关于“旧戏的改革”，他说主要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创作新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剧本“标志了平剧向新的历史剧发展的方向”。
周扬根据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就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他说，创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因为他们是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主体，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主题将获得新的重大的意义；“必须揭示社会中一切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写出反映革命战争的伟大作品，不但要写出指战员的勇敢智慧，而且“要写出毛主席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这些重要意见，都成为建国后文艺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周扬同周恩来的意见一样，他尽管强调文艺描写的重点必须是工农兵，但也并没有机械地简单地认为只能写工农兵。他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我们必须着重地来反映这三个力量”，写出“他们的新的面貌”。他还说，“文艺可以描写一切阶级、一切人物的活动，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也只有在与其它阶级的一定关系上才能被全面地表现出来”。 “文艺为政策服务”的偏差 周扬同时强调指出，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政策。对学习政策的重视，既是周扬自己从文艺为政治服务自然引出的结论，同时也是受了当时苏联的影响。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关于两个文学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一部影片《灿烂的生活》连续作了三个决议，联共（布）中央负责人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说：“文学领导同志和作家同志都以苏维埃制度赖以生存的东西为指针，即以政策为指针；我们要求我们不要以放任主义和无思想性的精神来教育青年，而要以朝气勃勃和革命精神来教育青年。”（《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56页）在当时我国对外政策“一边倒”的情况下，日丹诺夫的上述意见肯定会使周扬感到自己对于学习政策的强调具有了极大的权威性。应当承认，他对于学习政策的意义和方法的阐释，确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他说：“政策是根据各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规定对于他们的不同待遇，适应人民的需要指导人行动的东西。每个人的命运，都被他所属的阶级的地位，以及对待这一阶级的基本政策所左右的，同时也是被各个具体政策本身或执行的好坏所影响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中，人民的行动被政策所指导，人民通过根据他们的利益所制定的各种政策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新的人民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旧时代的根本规律。因此，离开了政策观点，便不可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规律”。他仍然没有忘记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又说，“自然，文艺作品对政策的宣传，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政策条文出发”。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必须学习马列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并且“连贯起来思索和理解”，“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具体考察与亲身体验政策执行的情形，否则，不但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作，而且也不可能对政策有真正的理解”。
14文艺大军会师：第一次文代会（3）
（《周扬文集》第1卷第531页）周扬的这些见解，的确不乏真理的闪光。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他关于学习政策的阐释又是有重大缺陷的。周扬关于学习政策、宣传政策的主张，是建立在党的基本政策正确的基础之上的，在当时革命节节胜利、凯歌高奏、普天同庆的情况下，他以及许多同志还不曾想到党的基本政策会出现失误，更不曾考虑到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如果只是机械地简单地强调文艺家学习政策、宣传政策，那就不仅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甚至还会适得其反。还有，即使在政策正确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学习政策、宣传政策，使文艺成为政治的有力的武器，为战争和生产服务，也是有弊病的。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缩小为就是“为政策服务”，也必然会导致人们在错误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使文艺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在创作上难以避免公式化、概念化。
文代会以后，受“文艺为政策服务”的主张的影响，最早提出文艺创作与完成政治任务、配合政策的关系问题的是著名作家、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1950年初，茅盾在人民文学社举办的“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既完成政治任务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当然最好。但常常两者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上差一些”。作为文学大家的他深知这样讲“是不大科学的”，因“赶任务”而不得不写自己认为尚未成熟的东西对“一位忠于文艺的作者也确是有几分痛苦的”，但他仍然要求作者以“赶任务”为荣，“因为既然有任务要交给我们去赶，就表示了我们文艺工作者对革命事业有用，对服务人民有长”，所以“如果为了追求传世不朽而放弃了现在的任务，那恐怕不对”。（茅盾：《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文艺报》第1卷第9期）茅盾的上述意见引起了一场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强调“赶任务”必将导致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则认为文艺服从政治，而“政治的具体表现就是政策”，因此“作家不能在创作上善于掌握政策观点，也就不能很好地去为政治服务”。（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治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第１期）“赶任务”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周扬在文代会上关于学习与宣传政策的进一步发挥，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对文艺工作的方针，要求用“赶任务”的方法实现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的目的，毕竟是违背文艺发展的规律的，是不利于文艺的发展的。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一派团结胜利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产生了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专业协会。
会议是成功的。新华社社论《我们的希望》这样评价说：“有了文艺界的广泛的团结，又有了文艺工作的正确的方向，再加上坚强有力的领导，新中国的人民文学艺术运动一定将走上一个新的光辉的阶段。”周扬作为一个备受注目的重要角色，不仅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上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作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开拓者，将在更加广阔的天地谱写下新的乐章。
15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铺基开路（1）
电影市场的巨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扬即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51年2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当初，周恩来总理曾征询周扬的意见，问他愿意做哪方面的工作。周扬表示，他愿意做教育方面的工作。结果，他还是被安排到了文化部。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党中央认为这样安排使用他更合适。
文化部主管的业务，是全国的文化艺术工作，包括电影、戏曲、艺术团体和群众艺术活动、文艺书籍的出版、艺术院校、文物图书馆博物馆等，任务十分繁重。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既要发展新的文化艺术事业，又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改革旧有文化艺术事业；既要领导发展国家经营的文化艺术事业，又要积极引导私人经营的文化艺术事业，并有重点地扶助其发展，与国营文化艺术事业一起共同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周扬一心想的是如何协助沈雁冰部长把文化艺术工作做好，如何把国民党时代遗留下的旧文化摊子改造好，如何把新的人民的文化艺术事业建设好，如何改造传统文艺，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周扬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真可谓日夜操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据当时主管文化部总务工作的夏义奎回忆，周扬经常在办公室改文件、写文章，深夜不睡，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好几次一早上班去找周扬请示工作，见周扬伏在桌子上睡得很香，有一次看见周扬竟滑到桌子底下睡着了！夏义奎好不感动，周扬实在是太累了。
文化艺术工作头绪繁多，周扬首先选择那些对于开展普及工作最为需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最有影响的部门作为重点来展开工作。
在周扬看来，影响最大的艺术形式莫过于电影，所以电影便成为文化部工作的第一个重点。建国以前，中国产生了一批进步的革命的影片，解放区电影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充斥电影市场的是美国影片，约占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三。建国前后，先后建立了东北、北京、上海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此外上海还有十几家私营电影公司。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基地的建立，确立了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中国营厂的主导地位，对私营电影企业，人民政府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方针，在创作上鼓励他们逐步转到工农兵方向上来，在经营上则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予以有力的帮助，包括为他们提供剧本。
周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出影片，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他狠抓电影创作，花了很多时间看本子，与电影界的同志讨论电影创作，有时有的青年作家拿电影本子来找他，而且要马上读给他听，只要没有其他急事，他也欣然从命。有些片子，如《内蒙人民的胜利》、《荣誉属于谁》等，上面有意见，他就找电影工作者商量修改办法。既要保护作家，争取新片上演，又要按照各方意见修改，不被“枪毙”，颇费思量。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50年国营厂就有29部新片问世，私营厂也生产了约50余部。建国头几年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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