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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在别人看来的黑色星期天，他却总能蒙混过关。所有的兄妹中，乔治和比他大三岁的姐姐罗斯玛丽最要好，他们两个经常在全家人都去教堂做礼拜时，一起溜到邻居家玩儿。在家里准备午饭的母亲发现了这个恶作剧后，就会对他们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因为在母亲看来，说教是对孩子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乔治的哥哥斯蒂芬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去教堂做礼拜是一定逃不掉的，因此乔治和罗斯玛丽就经常说服他帮助两个人说谎话，老实的斯蒂芬也每每都是这样做的。
　　虽然霍格家教很严，但乔治还是有个非常开心快乐的童年。他曾对姐姐罗斯玛丽说：“如果天堂没有人间好，我就希望上帝还同意我回来。”他的侄子和侄女也曾回忆道，乔治是家里的“金童”，父母从小就认为他会有所成就。当然，这可能只是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据他中学的老师和大学瓦德汉学院的院长莫里斯·博瓦拉观察，年轻的霍格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乔治从6岁起就接受家庭教师的辅导，到10岁那年被送往位于瑞士日内瓦河岸的格兰德中学学习，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正式接触和平主义教育。罗斯玛丽上学的第二年回到家时，要求带她的弟弟乔治一起上学。那所学校的宗旨是消除一切年龄、性别、阶层和国籍的障碍，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和学生一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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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国之路（3）
瑞士的教育带给乔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让他从严格的家庭礼节中解放出来。每逢周末，他可以和同学一起去徒步旅行、骑车或滑雪，而他的姐姐罗斯玛丽却只能在家洗涤和修补衣服。曾经有一个周末，学校召开会议准许学生公开批评教工，甚至是校长，来表达他们心中藏有的不满。对乔治来说，这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意，而当日后乔治自己担任校长职务时，也经常召开类似的大会。
　　这段惬意的日子随着乔治结束学习回到伦敦而告终，随后，他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进入圣乔治学校继续学习。那里的校长，赛西尔·格兰特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他在学校里实行想象力教育，力求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乔治在为校刊投稿时逐渐显露出其写作天分。他的父母之前就认为他具有驾驭语言的天赋。当乔治10岁时，他的父亲为他朗读了坦尼森的《鹰》一书，并让他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老鹰。乔治思考片刻后马上回答道：“一个发出呼呼叫声的凶猛的战士。”
　　乔治在圣乔治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别看他年纪小，却很有能力。在学校里，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猪”——并不是因为他的姓2，而是因为他患有鼻窦炎。和他一起打橄榄球的队友则称他为“头牌”，含义不言自明：不论场上场下乔治都证明了自己是个天生的领袖。乔治六年级的班主任曾经在多年后这样描述他：
　　我能感到他体内的巨大能量和坚定的意志。他很谦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的谦卑。他还是个安静、不装腔作势的人，在人群中并不是主导者。看到他离开后的几年间，同伴都成长为各领域的精英，我很欣慰，因为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模仿了乔治的一些特质，所以说，他的影响一直存在着。这点在他作为一名橄榄球队长时也深有体现，当比赛呈现白热化时，他总能爆发出一股潜藏的力量，在危急中化险为夷。
　　好学生也有淘气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朋友罗杰·亨特还有大卫·普鲁克特大卫·普鲁克特偷了法语老师特里小姐的小轿车。从16岁起就学会驾驶父亲小轿车的乔治将偷来的车开到一处侦查队的露天营地，将那里的帐篷拆毁，然后逃跑。这件事情暴露后，乔治的班长职务被撤销了两星期，还被校长用藤条教训了一番。
　　在圣乔治学校，霍格从一名大男孩儿，成长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子。他喜欢唱歌，也喜欢在每月举办一次的周六舞会上大秀自己的舞技。乔治17岁时，就是学校里的“老大”了，非常自然地与当时的“校花玛芙”，威妮弗蕾德·纳尔逊成为了一对儿。
　　纳尔逊一家在哈彭登为霍格家的孩子们提供了第二个家。尽管他们也履行基督教教义，但对于信仰规定的遵守却没那么严格。他们充满温情和欢乐的家庭生活——与霍格家里各种严格的礼仪形成鲜明对比——给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好朋友，亨特一家也为乔治和他的哥哥姐姐们提供了能体会到家庭温暖的经历。
　　玛芙纳尔逊因为从小很喜欢一首名为“小小玛芙小姐”的儿歌而得名。她是个拥有一头红发的漂亮女孩儿，而且很幽默。玛芙比乔治大一岁，从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玩耍起，她就喜欢上了乔治。她喜欢和他一起运动，也喜欢看他跳舞，听他唱歌。当玛芙步入老年，回忆儿时的点滴时，她这样写道：“我喜欢这个男孩儿（乔治），那时候就总希望我们能一起长大，然后嫁给他。”在乔治去世后，她还在学校出版的杂志里更加认真地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我只能用赞美和充满爱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乔治的感情，无论在他是一名学生，还是毕业后。我们总是记得校长在他标志性的咳嗽声之后，用平静的语气夸奖乔治‘干得好，孩子。’”
　　虽然他和玛芙在学校里是公认的一对儿，但这并没有妨碍乔治对于自己一些朋友的女友的兴趣。作为圣乔治学校的好学生、大家心目中的“头牌”、橄榄球队的队长、舞场上众人瞩目的焦点，还拥有一副动人的歌喉，乔治非常自信他很招女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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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国之路（4）
在他离开英国来到中国之前，乔治，玛芙和他的其他朋友为他在当地一家“银杯”俱乐部举办了一个告别酒会。那时候，他承诺会在一年之内回国。一年后，乔治没有回来且玛芙得知他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新的精彩生活的时候，她几乎崩溃了，从此打消了和他继续保持关系的念头。在乔治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联系几乎中断了，但是从乔治写给家里的信上看，他对两年之后玛芙和自己的好朋友亨特成为恋人一事还是非常关注。
　　玛芙不仅承受着和乔治分离的痛苦，那段时间刚好她的哥哥罗伯特，一名海军突击队队员，也在1940年的一次意大利空袭中丧生。那年夏天，战争急剧升级，大不列颠的战争还未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玛芙会渴望婚姻而带来的安全感，尽管那只是她深爱的那个人的最好的朋友。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场灾难。不久玛芙就从二人婚后居住的海岸指挥中心的住所搬回了在哈彭登的父母家。
　　可以理解的是，乔治性格中理性的一面给当时认识他的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死后，认识他的人纷纷在学校出版的纪念杂志上留言。他最要好的朋友，大卫·普鲁克特说：“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个思想家，一直追求完美。他不善言谈，但是他的话经常很有道理。”教过乔治的老师，莫里斯·博拉在给乔治母亲凯瑟琳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是个拥有无限能量的人，似乎他的内心总有某种信念在指引着他前进。”考虑到博拉要给他在战争中丧生的学生的父母写很多悼念信，这句话可以说是很高的赞美了。
　　1934年夏天，19岁的乔治来到瓦德汉学院修读“当代的伟大课程”，当时的人们都这样称呼（它指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那时候的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充满自信的年轻人了，6英尺高。长有一头充满孩子气惹人喜爱的金黄卷发。他不出意料地进入了学院橄榄球队的先发阵容，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又成为了队长。如果乔治长得更壮一点，他肯定可以代表校队参赛。他经常代表牛津二队——“灰狗”队去打比赛。
　　作为牛津大学规模最小的学院，瓦德汉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有点古怪的地方，考生是否被这里录取，要看考官当时的心情，而不是通过成绩。迈克尔·曼恩，乔治当时的同学，说他能够到瓦德汉上学完全是出于一家名为“国王的武器”酒吧的年老侍应生推荐。因为那时候，瓦德汉学院里的人经常会去那里喝酒，当时曼恩正在申请各个学院的西班牙语奖学金。那位侍应生告诉曼恩，瓦德汉学院的课程是最棒的。于是曼恩就和另外两个人一同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在没有任何监考官的监督下进行，其中一名学生霸占了所有用来答题的纸张，曼恩就找到学校相关负责人告状，然后他就被带到市区的文具店，买了纸，又获得了额外的15分钟回答问题，完成了考试。就这样，曼恩得到了奖学金，毫不奇怪，因为另外两名候选人，一名是糊涂地认为他申请的是希伯来奖学金，而另外一人在考试开始后很快就放弃了。
　　霍格在瓦德汉的学习生活受到20世纪牛津一位有名人士的影响——莫里斯·博拉。虽然博拉一直主持着学院的工作，但是直到1938年，也就是霍格从牛津毕业一年后，才正式成为该学院的院长。即使在博拉成为院长之前，他的很多决定也影响着学院工作的开展，在很多方面改变着学生的生活。他为学生和各方贵宾举办各种社交聚会，在轻松地玩笑中让大家结识。博拉还经常为客人们杜撰各自的事业和取得的成绩，然后再向大家互相介绍，而他自己，就非常享受接下来到场客人间的混乱场面。
　　20世纪30年代，博拉使得瓦德汉成为个性化十足的学院。他个人也成为了当时的名人。宴会桌上大家的开心果——博拉用不正经、非精英、反严肃、反贝列尔学院等标签标榜自己。因为他相信，创办一所大学的目的就是破除阶级、惯例以及民族情感，从而达到“个体心灵放纵的狂欢”。他的这种观点吸引了很多学生，乔治·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当博拉将大学生活的目的描述为“将来到牛津的压抑的、不能自我表达的年轻人塑造成有自己见解的独立个体”时，他所指的可能就是霍格。博拉出生在中国，他的父亲在海关工作，这让他对霍格此后的工作和在中国的漫游经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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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国之路（5）
乔治的姐姐罗斯玛丽，家里人都叫她“罗克”或者是“波西”，比乔治大三岁，而在所有家庭成员中，他们两人最要好。他们相互喜欢，在乔治在牛津读大学的日子里，乔治每每想到写信回家都是因为惦记这个姐姐。罗斯玛丽记得他经常滔滔不绝地讲述大学生活，讲述博拉作为老师和聚会举办者的故事。她说：“不能说牛津造就了乔治，因为从小他还受到其他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他很热爱在牛津的生活，爱那里的一切，特别是爱学校给予他的自由。”牛津大学使他逃离了家庭和哈彭登以前的封闭生活。他从未对威弗林的压抑生活进行过公开的反抗，但是如同其他处于18岁年龄段的青年一样，他渴望自由。他再也不用被母亲逼着去阅读那些无聊的书籍，再也不会受到黑色星期天的折磨。
　　虽然乔治·霍格在牛津受到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他的同学们都是政治的狂热分子，每每对时事热点大加评论：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关于“永远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声名狼藉的讨论发生在1933年2月，霍格入学的前一年。结果有275人赞同，153人反对，这马上成为了伦敦新闻界的热点，并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和政界的指责。温斯顿·丘吉尔，当时的一名普通议员，指责这是“卑鄙、肮脏和无耻的”。
　　时事热点问题主导了学生会的讨论，并引发了校报一系列利己主义的长篇社论的发表：国际联盟在面对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践踏一战后签订的国际条约时的软弱无力，西班牙内战，以及面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是否要重整军备问题。
　　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观点是可预见到的。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共和党这边，而高声指责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国际联盟被骂得一无是处。一些支持“国王与国家”决议的人后来在《时代》杂志上声称他们其实只是在要求公共安全以及一个更强硬的国际联盟。这件事虽然引起了争论，却没有人相信了。牛津的两本杂志，《伊西斯》和《切威尔》都发表长篇社论，质疑学生们是否真的是严肃地对待问题，还是仅仅摆出某种姿态而已。
　　在瓦德汉，大部分学生辩论都在酒吧或者是学院的大厅展开，既没有伦敦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大使馆外示威游行的喧闹，也没有寄给各大报社信件中的激烈言辞。人们也许会认为乔治·霍格所在的牛津大学会是个斗争激烈的政治场所，但是据乔治自己回忆，在牛津的日子就是烧毁厕所里的抽水马桶的恶作剧，篝火前烤松饼的乐趣，还有就是争当橄榄球队勋章选手的艰苦训练。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学校的公报上，偶尔也会出现在学生编辑的报刊上，而报道的都是他在橄榄球队的战绩和威信。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乔治在牛津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享受青年时光，而不是每天为阿比西尼亚的百姓担心，也不是为西班牙百姓抗击法西斯侵略而忧虑。
　　在莫里斯·博拉的帮助下，霍格学到了牛津的精髓所在。在他的心中，这的确是个神奇的、令人为之着迷的世界，并给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很多充满感情的回忆。但他在牛津的经历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为他或者其他的毕业生面对世界各地的残酷现实做好准备。在那个年代，法西斯主义正在萧条的欧洲横行，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计划入侵中国，整个太平洋地区正饱受战争的不断蹂躏，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几个世纪的封建主义正在被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所代替，而这一过程则充满了鲜血。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霍格内心深藏的和平主义和基督教思想处于休眠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仍然完整地植根于他的心中。作为老师，莫里斯·博拉鼓励乔治挑战母亲给他灌输的思想。牛津大学赐给霍格最大的礼物莫过于将他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自由地享受生活。
　　对乔治来说，参加橄榄球队的活动和其他在牛津的所有活动一样占有重要位置。杰拉德·帕克是乔治在橄榄球队的队友，2007年，在帕克90岁高龄回忆起当时的队长乔治时，他说：“我在这个球队中待了两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和其他学院的比赛中，每次都发挥得很好。霍格是个了不起的队长，在赛场上的表现也很出色。每次比赛前，霍格不会给我们讲很多，他就说：‘来吧，跟着我打’。比赛结束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啤酒，不谈论政治，橄榄球就是我们的全部。”
　　

通往中国之路（6）
霍格将他的漫长假期用来旅行。1936年，他带着口袋里的4英磅和一名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结伴踏上了去往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旅程。那时，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处在宗派主义的政治纷争中，东欧也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温床，再加上当时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让乔治目睹了牛津这座象牙塔外的真实世界。
　　1937年初夏，霍格在取得牛津大学二等文凭（他的两个哥哥斯蒂芬和丹尼尔获得是三等文凭，最大的哥哥加里也取得了二等文凭）后回到家乡规划未来。那时候的他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他的朋友在计划成为政府人员或者从事城市中的其他事业时，周围的环境却没有给他任何灵感。5月份，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加冕仪式。一个月后，爱德华八世，也就是后来的温莎公爵为了深爱的女人沃利斯·辛普森放弃了王位。皇室的这些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然而在霍格的家里，由于受到穆里尔阿姨对大英帝国观点的影响，这些事情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兴致。
　　霍格家订阅的报纸《先驱导报》，在那个夏天对于世界的形势发表了悲观的论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在弗朗哥遭受瓜达拉哈拉的挫败后，他们会介入西班牙的事务。在俄罗斯斯大林肃清军队的举动导致了一大批高级军官被执行死刑。柏林的一条简短新闻说，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的警察部门首脑，已经宣布在布痕瓦尔德新建一个集中营，关押国家的敌人；而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的两座集中营已经建成可以投入使用。8月底，许多英国报纸刊登了一张照片，画面中，一名被炸伤的中国儿童在遭轰炸的上海南部铁路站台的残骸边哭泣。战争开始了，日本计划以此为其后续大举进军中国开道。两千名英国妇女儿童被迫撤离，一只英国军队也抵达中国，确保剩下的英国人的安全。
　　穆里尔阿姨在那年的8月来到威弗林居住。那时候，她经常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台上，新闻媒体都称她为“世界和平之母”。没有受到远东发生的骚乱的困扰，甚至可能正是因为那里的骚乱，她决定要穿过美国去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