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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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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很好！我这就给王志远打个电话，要是明天开会时最后没有人提装备的事情，就由他负责补充。”
次日一大早，41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到得很整齐，会议按时召开。王铭章通报了董副军长的指示，介绍了报上的消息之后，还特别通报了日军一个大队长被击毙的最新消息。整个会场非常兴奋。
124师副师长税梯青第一个抢着发言。他朗声说：
“卢沟桥开战的消息，我们师昨天已从不同渠道得知了，有的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有的是从报上看到的，有的是在成都、重庆和其他地方读书的子女或亲友打电话转告的。来电话的亲友和各界人士，几乎都希望我们赶快出兵。他们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日本侵华越演越烈，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川、全国兴起，成渝各界民众多次向川军首脑和将领请愿，要求出兵抗战，有的还在各军军部门前绝食。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没有出兵。这次，他们都劝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川抗战。我师驻地比较集中，昨晚已经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事变消息一宣布，军官们个个义愤填膺，当场写下请战书，每个人都签了名，按了箕斗。现在，我当众转给代军长。”
税梯青说完，取出请战书交给王铭章。
“好！税师长带了个好头，124师抗战积极性很高，是我们全军的榜样！”王铭章当场表示肯定，带头鼓掌。
王铭章所部122师364旅旅长王志远接着说：“联系‘九·一八’以来的种种情况，我认为卢沟桥事变决不偶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中国的有计划行动。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随即占领整个东三省；第二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攻击上海，掩护成立伪满洲国。民国二十四年的《何梅协定》，又攫取河北、察哈尔两省大半主权。这次卢沟桥开战，显然是企图一举吞并中国的平津地区。我们绝不能坐等灭亡。我愿率364旅立即开赴前线，迎战日寇，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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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七七事变（4）
全场鼓掌支持。
124师370旅739团团长王麟接着发言。此人性情耿直，嗓门很大，打起仗来十分勇敢，多有胜仗，官兵们说他是个福将，都叫他“王灵官”。只听王麟朗声说：“我王麟自从穿上这身二尺五军装，就从来没有贪过生、怕过死。听到北平开战的消息后，我的心早已飞到前线。如果我们师出川抗战，我愿意带部队打头阵！”
“好！”会场立即响起喝彩声，随即掌声大起。
王麟接着说：“但是，在开拔之前，我请王师长代我们向军委会提个意见。我们这个军，当家武器是老掉牙的川造单打一步枪和麻花手榴弹，每个团只有几挺老式轻重机枪，各个团除了几门小迫击炮，山炮、野炮一门都没有，飞机坦克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装备，实在太简陋、太寒酸，如果就这个样子开上阵去对付机械化装备的倭寇，不晓得要付出多惨的代价。昨天听到北平开战的消息后，我想了一夜，觉得必须赶紧请两位军长立即向委座打报告，尽快换发装备。希望能够尽早把装备换了，让大家尽快练习新装备和新战法，早点出川，不要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
“就是！”
“就是！一定要尽快更换装备！”
王麟这番话引起会场共鸣，纷纷表示赞同。特别是王志远，更是站起来大声支持。王铭章和赵渭宾则随即带头热烈鼓掌。
掌声过后，王铭章朗声说道：“王团长这个意见提得很好！更换装备的问题，我也非常关心，实际上，这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五年前，委员长命令我们川北剿共，兵马没动，就先拨给我们十万发子弹和二十万大洋的军费，还有两架飞机助战。这次打国仗，我相信肯定会补充一些现代化装备的。我们军目前的装备情况，我和孙军长、董副军长都向邓司令反映过，并且还专门打了报告。昨天我专门问了董副军长，这件事情，军政部何应钦部长已经在会上明确表态了，只是具体办法还没有来得及议定，想必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大家鼓掌欢迎。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董宋珩打来电话，说整军会议提前结束了，在军部开会的人全都留下，明天继续开会。
第二天下午，孙震一行赶回绵阳，向军官们传达说：“这次川康整军会议，是蒋委员长亲自部署的，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主持的，目的是精兵简政，缩减人头数，确保精干部队的官兵待遇，改善装备，提高战斗力。会议从5日晚开始，开得很热烈。7月8日早晨，何部长带来了卢沟桥事变消息，全场震惊。刘湘主席当即慷慨激昂发言，要求军队整编服从抗战大局，建议中央实行全国动员，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他还当场向何应钦表态度，愿意率两个军立即开赴前线。刘主席一说完，全场热烈鼓掌。邓锡侯总司令当即表态支持，我也已经代表41军当场请缨了。”
说到这里，全场响起起热烈的掌声。
“至于裁军比例。”孙震接着说，“何部长已经和委座商量了，尊重我们川军的意见，从先前的30％下调到20％。最终的方案是，从先前的三三制调整为二二制，属丙种编制，每个师两个旅，每个旅两个团。我们41军这边总共得以保留十三个团。”
大家又鼓了一通掌，只是掌声明显不如先前热烈。
孙震接着说：“王师长告诉我，昨天的会上，739团的王麟团长提到更换装备的事情，大家都很重视，想知道这个事情在整军会上最后是怎么说的。”
见下面反应果然强烈，孙震接着说：“我晓得大家都很关心装备的事情，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诸位都晓得，川军的武器是所有国民革命军中最差的，东北军、西北军的都比川军好，中央军的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在川北的部队，由于先前防区制的时候购买武器的渠道被刘湘的川东部队挡住了，装备又是川军中最差的，或许全国的部队中只有共产党军队的武器和我们差不多。这次开会，我已经向邓司令打了换发装备的申请报告，何部长多次在会上明确强调了，要以裁军保财政，以财政保装备，说要给我们换美式装备。”
第二章 七七事变（5）
大家立即鼓掌，掌声明显热烈起来。
“但是，由于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会议匆匆结束了，这件事情最终没有在会上确定具体办法，但我相信，这件事最终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哦！”会场上立即发出一阵强烈的惋惜声。
王铭章插话说：“装备的事情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积极争取。同时，我们也要抓紧军事和政治训练，要有在劣势装备下反击日寇的斗争精神和作战能力。只有这样，以后新式装备来了，才能更好地用它们打击敌人。”
“对头，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整军，大大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平和战斗力，为以后出川抗战作好准备。在这里，我宣布，41军的整军工作，具体由王铭章师长负责。”
大家热烈鼓掌。
“我愿意在孙军长和董副军长的领导下多做些具体工作。同时，我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向军座正式申请，我愿意率122师出川抗战，并请求担任先头部队。”王铭章当即表态道。
“好！我答应你的请求。”孙震说道。
“好！”下面随即大声喝彩，掌声一片。
第三章 抗战烟枪（1）
1937年8月3日，共赴国难，蒋介石在南京召集最高国防会议，紧急商讨应对方略。
7月10日当天，刘湘以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名义，电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各省市军政长官，主张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共赴国难，并请缨抗战。通电一传到四川，川军将领和川中官民都非常振奋。
第二天一大早，王铭章带着李绍坤乘车前往广汉，拜访邓锡侯所部45军127师师长陈离。
陈离，字静珊，与王铭章是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同学，毕业后曾同属刘存厚师，讨袁护国战争时调到邓锡侯支队，川军易帜后驻防广汉、新都，与王铭章防区近邻，两人交往甚厚。两个防区之间没有设关卡，被老百姓誉称为“无国界防区”。
陈离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就一直和共产党有密切关系。1930年，共产党在广汉发动起义，部队经什邡、绵竹至安县，被田颂尧部围攻，遭到失败。各方以陈离掩护共产党分子酿成重大事变，要求撤职查办。时任省主席刘文辉叫邓锡侯处理，邓锡侯本身同情共产党，只对陈离“撤职留任，戴罪立功”，继续保留原防区。两年后，又让陈离官复原职，并将部队扩大为师。抗战爆发后，中共派张晓峰入川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离将他安置在自己部队里，以上尉军官身份作掩护。
“哎呀，是之钟啊，好久不见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啦？”陈离一见到王铭章，高兴地问。
“还不是卢沟桥事变和整军的事，你渠道广，消息灵通，专门来向你讨教。”王铭章开门见山地说。
“呵呵，好说，好说，凡我所知，有问必答。”陈离爽快地说。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跟我还用得着转弯抹角？来来，先喝口茶。”陈离笑道，一边把声音降低下来，叫警卫把门带上，别让人打扰。
“第一个问题，你看委员长这次会不会真心抗日？”
“哦？一来就是这么严肃的问题呀。”陈离笑道。
“还不是因为卢沟桥事变事关紧急啊。”王铭章笑道。
陈离说：“倒也是。我认为，这次已经势在必行了。西安事变以后，形势大变，反内战、团结抗战呼声空前高涨，甫公以前是拥蒋###的，现在也公开支持共产党的统一抗日主张，释放了###。一些南京官员，本意还是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进一步加强党政军的中央集权，这从西北整军和川康整军都不难看出。听邓副司令讲，这次重庆整军会议上闹得很凶，僵持不下，要不是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还说不定如何收场呢。现在，既然日军进攻平津，战争进一步升级了，不抗战已经没有理由了。中央政府再不积极抗战，可能就不单单是西安事变的问题了，整个南京政府的合法性都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我担心，日军习惯于速战速决，眼下我国却忙于整军，军心不稳，管理紊乱，中央对这次日军侵略行动明显缺乏应有的准备，至今还没有听说过部署有力增援的消息，估计平津很危险。我认为，必须一边立即组织先头部队驰援平津，一边迅速召集最高级国防会议，包括我们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的军政领袖人物都要参加才得行，弄不好，还真得组建一个临时国防政府。”
“嗯！很有道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大问题。到底老兄和共产党打交道多，眼界就是不一样。第二个问题，川军首脑人物为争夺势力范围，混战了几十年，现在却一致要求出川抗战，你看是不是出于真心诚意啊？”王铭章接着问。
“这一点我刚好也琢磨过。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真心的。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中国的野心，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东三省和长城沦陷后，张学良的东北军长期背井离乡、漂泊不定，终于不堪屈辱，发动兵谏，使全国各方都进一步看清了，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行不通了，停止内战、坚决抗战是唯一的出路。第二，由于共产党人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的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特别是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之后，救亡运动更是波涛汹涌，势不可挡。我们四川也成立了很多呼吁抗战的民众组织，活动很积极。第三，我们川内的抗战气氛，你也晓得，打了几十年的内战，民怨沸腾，军内军外、上上下下都实在不想继续打内战了。由于共产党的大力推动，川内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一定会越来越高。”陈离轻声说，“我听说共产党派人做了刘湘和不少川军首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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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战烟枪（2）
“怪不得，这样才好！”王铭章高兴地说。
“第四点，”陈离接着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抵抗政策酿成西安事变，当时大家都以为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张学良、杨虎城一定会干掉蒋介石，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却出来做工作，释放了蒋介石。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很得人心。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广泛支持，刘主席和不少川军将领都响应积极。反正我和邓司令是不会再打内战了。也正是以上这些因素，才有了现在的请缨抗战。所以，我认为川军将领的抗战意愿绝大多数人是真诚和强烈的。”
“嗯，很有道理。我也实在不想再打内战了，包括川军之间、川军和中央军、川军和共产党的内战，我都不想打了。一直是同学、战友、老部下、老乡，转眼变成仇敌，互相残杀，实在没意思，还弄得老百姓民怨沸腾，结果引来鬼子入侵的大劫难，连老天也作干旱惩罚。真是天怒人怨，罪大恶极。”王铭章说。
“就是。这一次，我们不论说什么也不再打内战了，谁发动打内战，我们反对谁。”陈离坚定地说。
“好！我坚决响应！”王铭章当即支持说，“我们孙军长，也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内战。”
“太好了！这样就可以断言，在川北甚至整个川西和全川，是不可能再打内仗了。”
“就是！这就好！”王铭章接着说，“静珊兄，我这次过来，孙军长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要向你这位亲共人士，借一位共产党人。”
“哦，你们想做啥？”陈离不解地问。
“现在抗战大势已定，但距离出川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打算要抓紧宝贵时间，对部队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都晓得共产党人打仗和搞政治工作都很厉害，不管是激励士气、动员群众，还是游击战术，对付优势装备的鬼子很有价值。现在刘主席公开联共抗日了，南京方面也实际上默认了国共合作，我们想通过你的关系，请一位共产党干部作训练高参。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支持我啊。你晓得，我可是难得求人的哟。”王铭章恳切地说。
“原来这样！你何必找我呢，你的参谋长赵渭宾，不就认识共产党人吗？”
“我问过了，他认识的人刚刚被召回延安去了。他也建议我来找你。”
“哦，那好嘛。你这个忙，就是再遭一次撤职处分，我也要帮。你这也提醒了我，我这边也要让部队好好学学爱民政治和游击战术。这样吧，我找个既懂政治又懂军事的人才来帮你。”
“好！那就先谢谢你啦。”王铭章很高兴地说，“请尽量早点派人过来，越快越好！”
第二天下午，陈离推荐的张晓峰来到德阳122师师部，王铭章和赵渭宾热情接待。三人恳谈了半天，当晚共同起草了一份军政训练大纲，第二天去送给孙震。孙震很是赞同，要求立即实施。
“七·七事变”之后，由于南京当局增援不力，29军孤军奋战，日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华北重地迅速沦陷。1937年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高级国防会议，紧急商讨应对方略，召请全国军政要员人前往参加。
刘湘于8月3日下午乘飞机赶往南京。行前，他向前往机场送行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张澜等社会名流和新闻界发表书面演说：
“平津沦陷，中华民族今日已到最后关头，唯一出路只有抗战。本人此次力疾晋京参加国防会议，认为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他途。入京首当将此意见陈诸当道。四川为国家后防，地位重要，今后既需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此长期支撑之巨大责任，除军队可全部动员开赴前线外，所有人力、物力，无一而不可以贡献国家。入京即拟将此意剀切陈明，以纾中央之忧，而慰国人之望。川康责任艰巨，无所遁逃，但今日各项准备均需巩固基础，以言长期抗战，资源开发方面有待于人才技术之增进甚多，故除建议中央大力协助、充实后防外，并希全国一致认识此点，群策群力，俾得奠此复兴之基。”
第三章 抗战烟枪（3）
正为平津沦陷沮丧的川康军民，对最高国防会议的召开和刘湘书面谈话大感振奋，无不期待会议早出结果。
刘湘一行抵达南京，立即拜见蒋介石。蒋非常高兴地对刘湘说：“甫澄啊，你是积极主张抗战的，这很好！我知道你今天下午抵达，所以决定将会议开幕时间定在今天晚上。请你一定要出席会议并发言，激励大家的抗战斗志。”
刘湘连声说这是分内之事，听从安排。
当晚7点，南京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开幕。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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