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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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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她摸出了一个规律，不敢说话或变颜变色的多是姓刘的，说好话的多是姓马的。她早就知道村里马、刘两家多年不和，只因自己以前到这村是推广农业技术，所以感触不深。这几年运动不断，两姓之间的矛盾又加深了。
刘大娘她们是不得势的那一派，她要去就更得加倍小心了。这两天她们漫无目的地串门，马翠花每天还都来看看，而且带有警告地说：“支书不是和你们说过就是白天也不要随便走动吗？村里复杂，你们还是小心点，出了啥事，对大伙儿都不好。”吴玉萍只是敷衍说：“光在家里怪闷得慌，郝组长不在，我们也不想干什么，随便走走散散心。”
跑了两天之后，虽然了解到刘国良确有其人，成了反革命，而且死了。但是进一步的情况，什么也了解不了，必须找刘大娘摸摸底。村里情况复杂，这两天她和黎娟形影不离，谁也没敢单独行动。找大娘的事，她不想让村里知道，便和黎娟说：“今天我想单独出去一下。你留在家里洗洗衣服，我也把衣服泡上。马翠花来了，你就说我们一起洗衣服来，老吴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黎娟马上反对：“那还行？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这两天咱不是一直出去吗？她来她的，咱不在，她又咋的？”
“我今天要找的是个熟人。又是刘家的人。我不想让村里知道，怕连累了人家。你在家里，说咱今天洗衣服，不至于引起她的怀疑。”吴玉萍不得不实话实说了。黎娟还是坚持她的意见：“那不行，你万一出事怎么办？她怀疑她的，咱又没干坏事。”吴玉萍迟疑了一下说：“再说你和那家不熟，去了也不方便。”黎娟说：“好啊！吴姐，原来是不信任我呀！”她气得把头一扭，嘴噘得老高。
吴玉萍看到黎娟那伤心的样子，没了办法，便说：“娟！大姐怎么会不信任你呢？好，咱俩一起去，马上就走，省得马翠花看见不好说。”黎娟笑了，两个人装着闲溜，转了几个圈子，最后看看周围没人，才迅速进了刘大娘的家。大娘正在炕上做针线活，见吴玉萍进来，马上从炕上下来，笑笑说：“闺女呀！你可来了。”然后又把脸一板，嗔怪地说，“早听说你到村里了，怎么才来，我还以为把大娘忘了呢！”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花，忙扭过头去，扯起了袄襟擦眼泪。
“大娘，哪能忘了你呢！一听说让我们来桥头营，我的心就跑到大娘家来啦！”大娘说：“那你为啥早不来？”吴玉萍思索着不知道这话该咋说好：“大娘！我是怕……”说轻了大娘不相信，说重了又怕引起大娘担心，所以欲言又止。大娘说：“你们工作组还怕谁？进村不就是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嘛！”
吴玉萍不好再解释，所以便主动说：“今天来就是想和大娘多呆会儿，我上炕。她年轻，跳哒惯了，炕里坐不惯，就让她在炕沿儿上吧！”唠了一会儿家常，有说有笑，谈得挺高兴。然后吴玉萍把话锋一转：“大娘！你们村有个叫刘国良的吗？”大娘唉的一声叹了口气：“有啊！人死了。”
“咋死的呀？”吴玉萍试探地说。大娘立即十分警惕：“你打听这个干啥？”吴玉萍没回答大娘的问话，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听说是让人打死的？”大娘有些变颜变色：“是上级派你们来调查的？”
吴玉萍看到大娘没有否认是打死的，又加上大娘那种害怕的神气，她肯定人是真的被打死了，所以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不！是我想了解了解。他是怎么死的，你老知道吗？”大娘担心地说：“闺女呀！不是大娘不告诉你，这事你可别管。别说上级没派你调查，就是派你你也管不了。”
“为啥呀！”黎娟着急了。大娘说：“孩子啊！一句两句可说不清啊！”大娘瞅了瞅吴玉萍说：“村里就住着你们两个妇女？”吴玉萍说：“不！我们来了四个人，还有两个男同志。”大娘有些疑惑：“那他们怎么不出面？”吴玉萍说：“他们俩回家了。”
“就你们两个闺女家就更别管了，要管也让他们男的去管。”大娘凑到她俩跟前，惊恐地小声说，“不是大娘吓唬你们，这可是个大马蜂窝，捅不得呀！”（文*冇*人－冇…书－屋－。电子书）
吴玉萍听得出来，大娘对内里的情由是清楚的，知道死者冤枉，只是由于担心她们的安全，或者还有自己不愿卷入这种是非，不肯告诉她们。所以便不直接追问死的情节，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大娘，这事他们家里就不告状吗？”大娘说：“谁说不告？他娘都快气疯了，愁瞎了，到处告啊！可是来了那么多工作组，不是也解决不了吗？他家就有一个老娘和一个没出阁的妹妹，能有啥法儿，娘儿俩整天哭啊！”大娘一边说着，一边唉声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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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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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萍看出了大娘对死者家属深深地同情，便进一步说：“村里这么多人，就没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大娘叹了口气：“唉！人家马家是村里大户，人多势众，现在村里干部多是马家的人。刘家也算是大户，不如人家人多。原来也有人当过政，都让人家整下来了。就留下了一个刘国良，有职无权，说话啥也不顶，还落了这个结果，刘家谁还敢出头啊！”
“那马家那么多人，就都不讲理？”吴玉萍知道马、刘二家向来有宿怨，但是她认为将来要解决问题还最好有马家的人出来说话，证明才能过硬，不知能不能找到这种人，便探探大娘的口气。大娘说有是有。说了以后又后悔了，马上改口说：“人还能都一样？也可能有吧！可是马家刘家老辈子便不和，现在人们又怕惹事，再说说了也不顶事，谁愿意出头啊！”
绕着弯子说了半天，也没说到正题上。黎娟早着急了。她也看出来了，大娘是知道实情的，而且也看出了大娘和吴玉萍感情很深，非同一般。便说：“大娘！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我吴姐吗？刘国良咋死的，你老就告诉我们吧！我们绝对保密，绝不连累你老人家。”
“姑娘啊！这么说你就把话说远了。”大娘笑笑说，“你吴姐既带你来，大娘还能信不过你吗？大娘是心痛你们哪！你姐是只孤雁，你是个没过门的闺女，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咋好啊！孩子啊，村里的复杂情况大娘了解得深啊！正因为这样，才不忍心把你们往火坑里推呀！你姐不像你，你有爹有妈有家，干不了顶多回家，还有爹娘照顾着。你姐她不光是只孤雁，还有个离不开娘的孩子，她男人还在村里受罪，也仰仗着她呀！再有点闪失，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她够难的啦！闺女呀！咱得为你姐想想啊！”
大娘这一席话，说得吴玉萍泪珠儿一串串地往下掉。她一哭，大娘和黎娟也都哭了。哭的感染力比笑要强烈得多，尤其在妇女当中，就像传染一样，有一个人伤心地哭起来，很快就会引起别人恸哭。在共同的痛苦中，就更是如此，一时间，谁也没法说话了，都哭了起来。吴玉萍要不是当着大娘和黎娟，她真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
自己从小就为革命为群众拼死拼活，可是竟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家不成个家，孩子扔下没人管，自己还处处受人歧视，丈夫仍然在冤枉和痛苦中熬煎，看不见个出头之日。想起来有时真心灰意冷，可是能因为自己的不幸，就对群众在痛苦中的熬煎不管吗？对国家的灾难自己无力回天，可是摆在眼前自己能做的事情，怎么能撒手不管呢？
吴玉萍擦干了眼泪坚定地说：“大娘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也真说到了我的心坎儿上。我自己好赖都不怕，有时我真想自己死活都无所谓，可是我就惦记着那爷儿俩，他们再也经不起打击了。可是我也不能只想自己的家呀！人家的儿子被活活打死没人管，这当娘的该有多难受啊！坏人这么胡作非为没人管，老百姓能活得舒心吗？当干部的看见这些事情却漠不动心，先不说他有没有责任心，还有点人味儿吗？大娘，我想好了，我一定把这事了解清楚，你就帮帮我们吧！”
说到这里，大娘突然自己哭了起来，哭得十分悲痛。弄得两个人莫明其妙，吴玉萍赶紧说：“大娘，你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吗？”大娘说：“闺女呀！难得你有这片好心。你觉得我不想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吗？我比你们还急呀！你们知道死的是谁？我的亲外甥啊！他妈是我姐呀！”大娘哭得越发伤心了。大娘直率地说：“你们斗不过人家。俩闺女家，哪是他们的对手？再说，调查这么多回了，一回回的都偏向人家，硬说我外甥是反革命，得急病死的。还弄了个法医的鉴定。你们两个闺女来调查，谁还敢告诉你们实情？”
“大娘，这么大个村，就没人敢说个直理？”吴玉萍不相信群众中就没有坚持正义的人。大娘说：“有人敢说怎么样？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公安局的来了，还问过我呢！说刘国良是不是反革命？我说不是。他们说人家都说是，你说不是有什么证据？我说你们说是有什么证据？他们说他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有他的口供，他还按了手印，这就是证据。我急了，他们家三代贫农，毛主席领导穷人翻了身，他家才过上好日子，他又当了多年兵，回村当了干部，他怎么能反对毛主席？他们嘿嘿冷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元帅、国家领导人，不是也有不少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我说那口供是他们逼的，他是被打死的。他们说你见了？我说听人说。他们说那不足为凭。再说反革命哪有那么容易甘愿投降的？教训教训他也是情理之中嘛！我知道你们是刘家一姓，还有亲戚关系，你也是贫农，可要和他划清阶级界线，包庇反革命，可没好下场。”大娘又哭了起来，“县公安局都这样，你们还能整得清吗？从公安局下了结论以后，那一伙人更不可一世了，经常在大喇叭上广播：谁包庇反革命，与反革命同罪，小心你们的脑袋。连他娘现在都不敢说话了，别人谁还敢出头说话呀！闺女，你们可千万别启动了。”
黎娟没主意了，她没想到连公安局都向着人家说，还有那么多证据。这个一向快嘴快舌的闺女，也没话说了，看看大娘，又看看吴姐，一脸的无奈。吴玉萍也感到压力很大，事情比她想象得更复杂，可是心里也更气愤了。觉得这还有好人的活路吗？于是下定了决心：“大娘，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再有证据，也都是假的。你老既然知道实情，就帮我们把事闹清楚吧！别说是你老的亲戚，就是个一般人，也该帮帮我们。”大娘说：“闺女，我把复杂情况都告诉你们了，住手吧！你想想，死的是我外甥，我不心痛别人，还不心痛我姐吗？可是再心痛，我外甥终究是死而不能复生了，我不能护着死的，我得护着活的啊！大娘实在不忍心把你们两个好闺女往火坑里推呀！大娘本想留你们吃饭，是为这事来的，大娘也就没法留你们了，说得不少了，你们走吧！”大娘连推带搡地把她们送出了门外，她自己却含着眼泪，没敢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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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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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大娘处回来以后，一连几天，没有机会再去刘大娘家，因为马翠花天天来盯着，怕连累大娘，吴玉萍只好在屋里呆着。
有一天晚上，吴玉萍决定自己独自到刘大娘家。黎娟急了：“那可不行！黑夜多危险哪？我不让你一个人去！”吴玉萍说：“娟儿，我主意打定了，你就别说了，我赶紧走，要不又许走不了啦！”吴玉萍戴上棉帽子，又把两只帽耳搭拉下来，披上外套，那时的装束，男女差不多，从远看，就认不清是谁了。她不管黎娟的抗议，终于去了。
刘大娘一见吴玉萍便急了：“我的乖乖，你怎么黑夜又来咧！我不是让你这几天别来吗？危险哪，你怎么不听娘的话呀！”吴玉萍说：“大娘，这事儿我管定了。我们再不管，国良的冤枉就会石沉大海，以后就不会有人管了，村里坏人就会更猖狂。我白天想来，让人给缠住了。你看我们工作组还担惊受怕的，能看着群众长期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不管吗？”
“闺女，大娘也是眼巴巴地想有人把这事给弄清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光大娘一个人说能算数吗？现在连他娘都不敢说话了，别人谁还敢说话？再说空口说白话谁信？啥是证据？咱没证据啊！可怜我那国良啊！多好的孩子啊！可惜没法替他伸冤了。”大娘说着，抑制不住自己的痛苦，又哭出了声来。
吴玉萍没想到大娘还有这一层顾虑。便说：“大娘你老别哭了，有人替他伸冤。告诉你老实话吧！证据就在我手里，谁也赖不掉……”大娘奇怪地说：“你有什么证据？”吴玉萍说：“血衣！”
“啊？不是烧了吗？咋会到你手里？”大娘惊呆了，“那可是个祸根哪！公安局的人走了以后，大队里让她娘交出死人的血衣，他娘说看着伤心，烧了。把他娘整得死去活来，折腾了几个死啊！也没整出来，人们都说烧了，怎么又会到你手里？”
吴玉萍没有回答大娘的话，接着说：“他娘也不是死了心了，只是不敢明说。老太太决心为儿子伸冤。”大娘吃惊地望着吴玉萍，半信半疑：“你怎么知道的？”
吴玉萍把夜里发生的事件说了一遍。大娘高兴地说：“肯定是他娘送去的。”吴玉萍情深意切地说：“大娘啊！人家舍着性命危险把血衣、告状信交给我，我能只考虑自己不为受苦受难的百姓想想吗？老太太把舍着性命保存下来的血衣交给我，这是她最后的一着棋了，我要再不管，把它交到别人手里，就把老太太推到火坑里去啦！我尝过受冤枉没人管的滋味。”说着她不禁泪珠儿一串串地往下掉，也不知是为老太太而哭，还是哭她自己。这回倒是大娘劝她了：“孩子啊！别哭了。大娘是为你担心哪！你既然决心要管，大娘能让你为难吗？再说我老姐姐都舍出命去了，我能看热闹？大娘不怕，把啥都告诉你。”
村里马、刘两姓的宿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矛盾的公开化、尖锐化还是近几年的事情。这几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些运动就为家族间纠纷，派性的矛盾，或是个人间的嫌隙仇恨，增加了助燃剂，为挟嫌报复、公报私仇带来了方便。使一些人冠冕堂皇地以革命的名义，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四清运动”时，桥头营主要干部多是马家的，被整得死去活来，都成了“四不清”干部，连他们的子女都跟着倒了霉。因为刘家的人斗争积极，“四清”后村里主要干部便成了刘家的人。
马家的下台干部心中不服，几个人凑到一起，经高人指点，便捏造了一个以刘家干部为主的农村秘密组织，说他们秘密串连，辱骂伟大领袖，目的是推翻共产党。他们觉得单说一个村不容易被人相信，便联络了其他村个别下台干部，一起捏造了一些人的“罪状”，还编出了一部分骨干名单，密报到公社。
公社书记慌了，认为事情重大，亲自找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认为事关重大，不可大意，必须下大力量搞清楚。连夜从公安局、县委等部门抽调五十多人赴公社十一个村，开展挖“残反”（残余反革命）运动。桥头营刘家的干部都上了黑名单，被隔离审查批斗。
“文革”一开始，这些被审查家属的子弟都是响当当的“红卫兵”。红卫兵兴起以后，大造“挖残反工作组”的反。被隔离审查的全部解脱了，造反的这些子弟们还不干，说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专了他们的政，吓得工作组连夜逃之夭夭。
“挖残反”后上台的马家的干部自然又成斗争的对象，不仅靠边站，有的还受了残酷的批斗。但很快斗争的大方向又是指向更大的“走资派”，揪斗县委书记、县长等这些“大人物”。对村干部批斗的劲头也就小了。村里造反派虽然夺了权，但没个系统的组织，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原来的村干部虽靠边站，但没正式免职，正所谓是百足之虫，僵而不死。村里已成了一种混乱局面，经过各派大联合、老中青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以后，因马家在造反派中党员中都占优势，在村里人也多，又加马永昌在“四清”以前“挖残反”以后当过多年村里主要干部，便又成了支书兼村主任。
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运动中，在马、刘两姓的权力争夺中，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干部说换都换，刘国良就是其中特殊的一个，可以说是三朝元老。他是“四清”运动前从部队复员回家的，在部队中入了党，立过功，当时村中虽然马姓当权，但由于他从小离家，在两姓中没什么恩怨，人又正派，同时上级又一再反对干部中一姓清一色，所以当时的支部书记马永昌便觉得这是刘姓中可以争取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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