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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名门闺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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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姐在一边讥笑说：“怎么，你还想拉两个人走呀！”
七小姐心里很难受，思前想后，她还是离不开母亲，离不开盛公馆这个超级大宅门。最后掏出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交给宋子文。金叶子是当时上流社会送人的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没有钱，是送他作路费的。
她对宋子文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
宋子文很失望，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握着金叶子感激地说：“我真心感谢您，这些就算是借给我的吧。”
谁知宋子文一去就是好几年。孙中山先生先是要他筹办中央银行，后出任行长，还担任了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应当说，宋子文在那段时间，确为国民革命立下不小的功劳。
可是这位宋部长高官厚禄到手之后，就把上海的七小姐抛到脑后了。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宋子文回到上海，那时盛家的老太太庄夫人已经去世，按说当年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他原本可以跟七小姐叙叙旧的。可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正闹宁汉分裂，宋子文处于一个尴尬的政治夹缝之中，他一会儿倾向于武汉，一会儿又倾向于南京；一会儿觉得二姐宋庆龄有道理，一会儿又觉得大姐宋蔼龄和妹妹宋美龄也有道理。他非常苦恼，而且处境一度也很危险。几个月后，他先是去了武汉，最后还是倒向了南京。1930年当他再次回到上海时，已是“使君有妇”，带了张乐怡夫人出入公开场合了。
盛七小姐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山盟海誓竟是一场空，整日闷闷不乐，闹了一场大病。她一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结婚。
抗战胜利之后，抗战期间大批到大后方去的人又大批回沪，盛家的兄弟姐妹也团聚了。他们常在盛老五（盛重颐）的淮海中路大花园中聚餐、喝茶，或是打牌。有一天七小姐接到电话，再次来到盛老五的花园喝茶，想不到走近客厅，（宋子文）也在场。
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热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因为担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来，事先并未告知实情。看到七小姐走进来，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甚至还有些动怒，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说，而且，年轻时的那段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大家都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但七小姐不干，站起来冷冷地说：“不行！我丈夫还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
宋子文讨了个没趣，也走了。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我才不跟他罗嗦呢！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何必再去惹麻烦，况且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后来她的儿女长大了，也知道了金叶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盛家代代相传，最后就权当一个笑话了。直到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拿这开她的玩笑。比如有人要到美国去了，临行就会说：
“我到美国要是见着宋子文，一定帮您讨回金叶子！”
“我去美国帮您讨金叶子了，您要不要一起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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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打给宋子文
七小姐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盛家在后来的日子中屡遭麻烦，在紧要关头，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宋大部长。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肃奸部门空前忙碌，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也被投入了监狱。
盛毓度早年曾在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返回上海，曾在汪伪时期的复兴银行里做过事，很快又转到日本领事馆当秘书。他人在敌营但与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有单线联系，曾策应、营救过一些国民党人士，只是戴笠后来飞机失事后，他有口说不清，被“挂”了起来。尽管他不断地写申诉，甚至让曾被他营救过的人写证明材料，可是朝中无人就是无法出狱。
盛家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也都托遍了，可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只好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个电话，请这位宋大院长出面帮帮忙。因为宋子文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而且直接掌管了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据说放不放人全在他一句话。盛毓度的元配夫人叶元婵跑到七小姐家，在她面前长跪不起，几乎是逼着七小姐打电话——你不打，我就不起来。
七小姐被逼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她心里好窝囊，当初不屑于理睬的，如今倒真的要求着他了，想不到这天底下还真有过不去的桥！但是想想盛毓度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还是自己亲手抱回来的，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答应叶元婵：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头十分痛快，一口答应了。七小姐心想此事不能含糊其词，光听你空口说说不行，必须讲好具体时间，于是苛刻地提出：“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电话那头一声 “OK！”：“我一定让您明天中午跟毓度一起吃饭。”放下电话，满屋子的人一阵狂喜，还是大人物有力道，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而七小姐却觉得一阵心酸，她明白，宋子文心里还是有她的。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真被放出来了。
1947年，由于全国黄金风潮的影响，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解放前夕去美国当了寓公，1971年在旧金山逝世。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子文一直没有忘记七小姐，离开大陆之前，曾委托一位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对其关照。七小姐晚年患病期间，宋庆龄曾叫她办公室的同志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她，大概也与宋子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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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件女权案（1）
1927年秋天，老太太庄夫人去世了，盛公馆一时方寸大乱。
在遗产清理时倒有新收获，估计是庄夫人的“颐养费”的剩余部分。按照盛氏愚斋义庄的规矩，应当一分为二——一半归盛家五房子孙分析，另一半归盛氏义庄。这样分下来，盛氏愚斋义庄实得一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二两七钱四分九厘，加上原先在盛宣怀去世时已经归入义庄的五百余万两，合计共有公有产为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两九钱四分三厘。按说，大家按章办事，相安无事，天下太平，皆大欢喜。可是盛老四又节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孙子大房的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
谁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钱都不够花，何来心思顾及其他！
七小姐虽是高墙深院里的大家闺秀，但更是上海滩上的新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她以很大的启发，她决定尝试着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给，那就法庭上见！
1928年6月，盛爱颐把他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及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她在诉讼状中写道：
“……先母于民国六年，奉先父遗命，创设愚斋义庄，以全部遗产之半作为基金，共计银五百八十万两有零，为数甚巨。成立迄今，甫逾十稔。先母于上年9月间弃养，而被告兄弟叔侄，即于本年二月间，将义庄财产之六成，约合三百五十万两，按五房平均分析，经董事会呈请钧院给予过户，而于原告应得之权利，竟置之不顾。不思在此党治之下，法律上以男女平等为原则，国民党对内政策第十二条业已确认，而最高法院迭次解释，亦根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未出嫁之女子，有与同胞兄弟同等继承财产之权……法律所赋予之权利断难丝毫放弃。前于四月十三日（下）一###六号呈请钧院，谕饬停止执行，以侯合法解决。旋于同月十九日奉批示，如有权利可以主张，应向相对人为之，如果发生争议，只可诉请法院裁判等。原告随即委托律师函致被告，请将此项财产，依法将原告加入同等承继。乃迄今两月，被告等仍置之不理，殊无和平解决之望。为此请钧院，迅予查照最高法院解释，判令被告将此项六成庄产，与原告重行均分，以符合法例而重女权。……另有庶出胞妹方颐一人，亦尚在室，故此项庄产，应按七份均分，原告应得七分之一，约合银五十万两。谨以此价额缴纳讼费。合并陈明，谨状上海租界临时法院。” 。 想看书来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2）
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个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颇有轰动效应。这是盛老四等人万万没想到的。
当时上海《申报》曾大段地摘刊七小姐的诉讼书，为其摇旗呐喊，文中还对其作了如下介绍：“盛爱颐女士为已故兰陵盛杏荪之嫡女，在室未嫁，最近以弟兄分析遗产之保留部分，并不遵守党纲及现行法律、依男女平等原则办理，乃延聘律师，向法庭起诉。盛女士为国民党老党员，对于革命工作，曾迭次参与机要，先总理在日，甚为重视，又与宋氏姐妹相知甚深，故此次提起诉讼，各方均表同情。现悉该案已由临时法院定期九月五日在第八庭开审。按女子要求男女平等之财产继承权，此尚为第一起，影响全国女同胞之幸福，关系甚巨……”
关于文中讲七小姐曾参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革命运动事，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她敢于在全国第一个打起关于女权的官司，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
九月五日开庭之日果真盛况空前，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还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因而到庭旁听的人极多，名律师江一平、詹纪凤亦到场旁听。七小姐本人未出席，而是请律师陆鸿仪、庄曾笏为之代理。盛老四也没到场，也是由律师代理。七小姐的律师陈述案情后，盛老四的律师继起反驳，主要理由是：盛宣怀是1916年去世的，从那时起，就有了继承权的问题，就有了财产分配的问题，然而那时并没有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所以，盛爱颐不应具有分得遗产的权利等等。接着又有盛重颐、盛升颐、盛毓常的律师出场，他们一致反对盛爱颐有继承权。盛毓邮的律师未出庭。
一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宣告盛七小姐胜诉，应当可以分得先人的遗产五十万元。
这一消息不仅鼓舞了七小姐，八小姐见事有可为，也大着胆子，向租界的临时法院递上了状子，要求法院判决她亦有同样的财产继承权。法院请张正学推事承审。开庭审理时，八小姐本人没有到场，请律师代理。而被告的五房人马也不到场，双方均由律师代理。律师们唇刀舌剑，各不相让，让众多的旁听者又看了一场精彩的好戏。
租界临时法院自是支持盛方颐一方，不久又宣布盛方颐胜诉，也应当得到该项遗产的七分之一。七小姐和八小姐在法律界的支持下，终于打胜了这场官司，拿到了自己应有的份额，尽管付出了高昂律师费。但这毕竟是一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官司，从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就有榜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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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间里的最后岁月
抗战期间盛氏家族发生了很大变化——盛升颐去了重庆，是孔祥熙、宋蔼龄的所谓“公馆派”的人，胜利后以接受大员的身份回到上海后，开始的时候很风光，在永嘉路买了地，盖了楼，但是不幸很快在股市上大裁跟头。盛重颐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原先是大发其财，大红大紫，成为盛家后人中最富有的人，后来不幸也栽在股市上，一蹶不振。盛恩颐原本就是花钱能手，狂赌成性，抗战胜利时已经在花儿子的钱了。抗战八年，盛氏家族的面貌几乎全变了。
几个小姐嫁得都很风光：四小姐盛樨蕙嫁给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二儿子邵恒；五小姐盛关颐嫁给福建藉富商林微阁；六小姐盛静颐嫁给南浔首富刘镛的孙子刘俨庭；七小姐嫁给庄夫人的一个内侄庄铸九，在上海银行做事，还主办过上海银行创办的《旅行杂志》；八小姐盛方颐嫁给大盐商周扶九的外孙彭震鸣。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了留在上海。可惜在上海的几十年间，她有很多日子过得不愉快。
1950年代上半期情况还好，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常熟路路口附近的愉园小区8号。那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处很好的联体花园别墅区，独立门户，楼高三层，楼下有一方花园，七小姐在里面种植了一些果树和盆花，日子过得还挺太平。平时丈夫上班，儿女上学，她在里弄里参加些社会活动，主要是当里弄小组长，负责管理、督促街道和居民小区的清洁卫生，也参加了居民区的文化扫盲工作，帮助那些不识字的家庭妇女认字、读报……这些对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地就对付了。业余她还要练练毛笔字。她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她的案头就经常是忙碌的。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虽然自己的固定资产没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起码生活还是安定、富裕的。
到了1950年代末期，社会生活渐渐乱了套。先是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后来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她的丈夫庄铸九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反革命；儿子庄元端被打成右派，送安徽农村劳动改造。女儿庄元贞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大学）毕业后，由于家庭出身的牵累，被分配到福建省教书……更不幸的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们的房子被造反派占据了，家中细软被搜刮殆尽，她被赶到五原路上一栋房子的汽车间里居住，受尽磨难。
造反派给七小姐安排的汽车间比其他的汽车间还要“恶作剧”——那栋楼的化粪池口竟然就在汽车间里！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辆拉粪车停在门口，拖出一根长长的管道伸到那汽车间的化粪池口里，“突突突”地抽粪……
丈夫病逝以后，七小姐就一个人住在这里。
面对这一切变故，七小姐表现得异常冷静。她心里明白，“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世家大族向来都是“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何况盛家从盛隆开始，已经富了四代。她太明白世态炎凉了，也太明白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一切都见惯不惯，一切都顺其自然了。
然而她那些在海外的众多亲戚和朋友，听说她在汽车间受难，无不为之感叹唏嘘，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不断寄钱寄物来。尤其在她生病的时候，她那在日本开留园饭店的侄子盛毓度，总是不断汇巨款来供其治病。每当又有雪茄烟抽的时候，她就拖一只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从层层烟雾中，观看五原路上的人来人往。
那时的五原路还是一个马路菜场，路上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认识她的人从她门口走过，从她手持雪茄烟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断，这定是哪个豪门望族的落难小姐了。当一位朋友告知他，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令她安慰的是，女儿庄元贞成长为著名的工艺美术师，有多项作品在全国得奖，有的还被送到国外展出。女婿周荷生擅长肖像雕塑，出任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校长，是教授级的雕塑大师；儿子庄元端的“右派”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平反，后来赴美国发展。
七小姐活到83岁，临终的时候，她的儿女庄元贞、庄元端和盛家许多亲友都在她身边，送她远行。她依旧干干净净，一脸镇静，非常体面，非常从容。
她的儿女把她安葬在苏州郊区的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城里著名的古典园林——留园，那是她的祖父盛康购置的一处园林式的豪华别墅，盛氏家族的祠堂当年也在那里，是盛爱颐生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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