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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演义-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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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南路军总指挥西义一，北路军总指挥坂本政右卫门南北配合，相互策应，分头对中国守军发动了进攻。四月北路日军占领察哈尔省首府多伦；五月中旬，南路军占领了长城各口，越过长城线，继续向平津进逼。与坚守屏蔽北平最后一道防线的傅作义部在昌平至怀柔一线发生激烈地战斗。此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的“停止内战，一致御侮”的巨大声音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回荡。五月二十一日，以最大决心对湘赣边区红色政权发动的集九十个师、七十余万兵力的第四次围剿宣告失败。当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对日作战连连失利情况。蒋介石当即下令道：“当迅速以外交手段，谋求华北事变的解决。为了避免刺激日本人，而有碍和平解决华北事变，凡奢谈抗日者杀无赦。”汪精卫补充道：“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停战条件，我认为，除了签字承认满洲国，割让东四省条件外，其他条件均可答应。”五月二十二日，何应钦与北平日本大使馆代办，中山商谈和平解决华北事变。当日晚，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本大使馆代办中山在香西胡同海军武官处，商谈双方停战及和平解决华北事变的细节。二十三日何应钦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身份打电话给各军团指挥官，命令对日停止敌对行动。当向第七军团总指挥傅作义下令停止敌对行动，并将军队后撤时，傅作义说道：“尽管日军对我军连日进攻，我军伤亡了几百人，但日军并未沾到便宜，伤亡和我们差不多，现在要我们撤退，阵亡将士恐怕难以瞑目吧！再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守土御侮，现在将士们正在同仇敌忾之时，却要我等后撤，欲以国土和国权资敌，而求一时苟安，请问代理委员长既然如此，国家还要我等军人何用。”听对方没有什么反应，乃忿忿地放下电话，仍然指挥守军对日作战。
（一百七十三）
一个多小时后，第七兵团指挥部通往军分会的电话又响了起来，傅作义对副官道：“你接，徜若是军分会问我们停战撤军情况时，就说我到前线视察去了。”副官拿起电话，刚：“喂！”了一声，只听对方问道：“是傅总指挥吗？”“喔，你找傅总指挥啊！他到前线去了。”副官刚说到这里，只听电话里传来冷冰冰的声音：“嗷，那你告诉我，你是谁，你们第七兵团为什么不执行军分会下达的停战撤军的命令？”副官急忙答道：“我不知道，我到前线去找傅总指挥来告诉你。”说完放下电话，对着傅作义将舌头一伸然后道：“代理委员长很生气，说话冷冰冰的，您看，我汗都吓出来了。”两小时后，通向军分会的电话又响时，傅作义拿起电话道：“我是傅作义，有什么事，请讲。”只听对方说道：“我是何应钦，其他各兵团已经执行军分会的命令，将部队后撤，第七兵团必须尽快将部队撤至高丽营一线，否则后果自负。”说完挂断了电话，傅作义一边放下电话，一边叹息道：“我们的血又白流了。”
二十五日，中日双方正式谈判，并签订了《中国请求停战，日本同意停战》的协议书。二十七日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至卢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汪精卫报告与日本代表谈判的情况。汪精卫听后对蒋介石道：“日方此次所提条件，只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又不影响我国领土主权和国际地位，比预想的要容易接受的多。日中局势缓和后，可使我国之军队和人民得以复苏和养息。我看完全可以接受。”蒋介石思索了片刻，对黄绍竑说道：“你回去告诉何敬之，此次事变他处理得很好，我和汪院长都很满意。”五月三十一日，中国军队首席代表北平军分会参谋部厅长熊斌少将与日军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茨在塘沽仓库楼上会谈。会谈开始后，冈村宁茨拿出日方提交的停战协定草案，对中方代表说道：“此草案为关东军最后的定案稿，不可以改动一个条款，甚至是一个字，且必须在十一时以前答复。”熊斌接过草案见条款中所有扰乱视察等词纯系羞辱中国，眉头皱了皱，轻轻地微微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便向日本代表提交《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议定书》。冈村宁茨接过看也不看，即朝桌上一扔道：“我已说过敝国所提议定草案，乃是关东军最后定案稿，不可有片言只字之修改，贵代表必须在十一时前，作‘是’与‘否’两样答复。至于有何声明，须待停战协定签字后，再作商议。”如此居高临下之谈判方式，说话之态度，令人实在难以接受。熊斌本欲据理力争，但临来时，何应钦和黄绍竑千叮咛万嘱咐的：“停战为第一要务。”无论日方怎么刁难也要注意忍辱负重，只好于十点五十分时，在冈村宁茨提交的《停战协定草案》上签字，即《塘沽<；停战协定>；》协定共有五条，内容如下：
一、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洲、香河，宝坻、宁河，、林亭镇、芦台所连之线以南地区。今后不得越过该线前进，又不得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军为确认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作视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予以便利。
三、日军确认中国军队已撤退至第一项协定所定之线时，不超越续行追击，且自动撤归长城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协定之线以东，以北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担任之。又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并以此为证。
双方代表签字盖印
*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百七十四）
《塘沽协定》是*建国以来，自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又一极大的卖国条约，它不仅使国民政府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还使满洲国的西界 进抵长城线并造成了冀东之宁河、宝坻、三河、顺义、怀柔、昌平、延庆、密云、兴隆、都山、抚宁、迁安、迁西、遵化、平谷、滦县、玉田、丰润、卢龙、蓟县，昌梨等二十二个县一万三千平方公里之土地上，中国政府不能驻兵，主权尽失。直接威逼北平、天津及华北的安全。使日本侵略者势力进一步扩张，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武田信义也因关东军又为日本帝国升疆拓土，有功而晋升为元帅。就在日军夺占山海关，兵分三路，威逼热河时，因反蒋兵败而被解除实际军职，在张家口隐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见日寇又起兵锋，乃急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南京诸公：榆关已失，热河告急。外交析冲，已陷绝境，此诚全国奋起抗战之时，请南京诸公迅速动员全国抗击日寇，冯某不才，愿为抗战而死，上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紧接着又向旧部将领和各地要人：两广的胡汉民、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李济深，上海的程潜、李烈钧，以及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或发电报联系，告以“华北危急，当与暴日作殊死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收到冯玉祥的电报后，乃派员持亲笔信往张家口，召冯玉祥进京，并令来人转告冯玉祥到南京后，“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可任焕章兄选之。”冯玉祥道：“华北局势已是寇深祸亟，危如累卵，非我人谈论做官之时，亦非我人坐谈抗日之时，乃是应该紧急动员全国，集中力量与暴日作殊死搏斗之时，不仅我冯玉祥不该南下，还应该是委员长等中央大员亲临指挥之时，我已抱定谁愿意抗日，我就愿意与谁合作，并服从其领导，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冯玉祥的仇人，决无与其合作之可能。”冯玉祥的爱国热诚得到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冯玉祥的昔日爱将吉鸿昌最先来到张家口和冯玉祥见面，便长跪于地上对冯玉祥道：“现在日寇又大举侵犯我国。观日寇之动静，其志不光是热河，还有危及我华北的可能。可是，直至现在未见我国民政府有切合实际的抗日举措，我特来此，求老首长设法，给鸿昌挥戈上阵，杀敌报国的机会。鸿昌虽死也决不遗憾。”冯玉祥道：“我何曾有一日忘却倭寇之患，可叹的是自上次联络阎百川反蒋失败后，我被解除了军职，昔日之旧部也走的走，散的散，剩下一小部份也被改编，我现在眼见热河，华北危如累卵，心中急得如火燎汤煮，满心想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可又苦于无兵无饷又无权，实在是难受死了。”吉鸿昌道：“副委员长为人一向是光明垒落，在民众的心目中威望很高，现在的民心是，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只要是副委员长振臂一呼，爱国志士必蜂拥来投，至于饷械，我们可以通过募集和杀敌缴获以作补充，我临来时，将家中旧有房舍田产一一变卖，筹集了八万余元，先交给老首长。”届时充作军费说着从贴身衣服的口袋中将存单取出交给冯玉祥。
（一百七十五）
冯玉祥拿着存单热泪盈眶地说道：“将军毁家以纾国难，其志可嘉，就算是饷械问题不忧虑，但是有一样确值得忧虑，蒋介石一直把我我当作是他的政敌，以前我执掌西北军，部下有战将百余员，雄兵数十万，尚且被他运用，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等纵横捭阖的手段整垮了，解除了我的军职，以致我迫于无奈，隐居于此。一直提倡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领袖的蒋公对我重新组织军队必然是心怀猜忌而横加干涉，我也可能成为他再度攻击的对象。”说到这里，冯玉祥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不过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也顾不得这些了，走一步算一步吧！我们同心协力地干，你就准备担任前敌总指挥吧。”不久冯玉祥的旧部将领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听说冯玉祥准备组织军队，迎战日寇，皆变卖家产携资来投，以备购置枪械和充作军费。一些民众武装：周义寅、徐荣华、李廷振、王英、宋敬久、马金良、乜玉岭、胡云山、曾中田、李海山、宋振玉等部以及无人统领的义勇军也相继投奔冯玉祥，中国共产党也派宣侠父率一部份武装投奔冯玉祥的麾下。在张家口集结的民众抗日武装达一万五千余人。五月二十四日占领多伦的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率军南侵，守卫怙源的中国军队无人指挥，纷纷后撤，日军遂占怙源，察哈尔省形势危急。张家口社会各界民众及驻军代表认为时机紧迫，奋起抗战，刻不容缓，当即组成察哈乐省民众救亡御侮大会，经大会决议，成立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冯玉祥闻政府已向日本乞和，并已下令抵御日寇南侵的中国守军各部停战南撤十分愤怒，乃于五月二十六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说。冯玉祥说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其他弱国一样，成为列强欺凌和掠夺的对象。战争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地消耗，并严重地破坏国家的建设。战争的赔款，资源地流失，导致了中国和被欺凌掠夺的弱小国家一样，愈穷愈弱；而靠欺凌掠夺弱小的国家的列强也就因之而愈富愈强，靠掠夺别国资财而强盛起来的国家，其贪婪的野心，也随着自己的富强而膨涨，我们的东邻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贪婪到极点的国家。日本国人口至今不足一个亿，国土面积也仅是三十余万方公里的三岛而已。以前也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小国，自明治六年，稍微富强一点便铤而走险，对中国实施侵略。从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尝到了甜头。随后日本制定了向中国扩张的国策。如果说从一八七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这五十多年，日本的国策是向中国扩张，而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日本国的国策就是要灭亡中国。我的结论是从日本国这几年接二连三地，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而且其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推断出来的。我们中华民族是古老文明的民族，我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是中华民族向来也不惧怕战争，并且富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也不愿我们的子孙受外来侵略势力地奴役，因此我们要与日寇决一死战。我们今天在这里成立抗日同盟军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要抵御日寇地侵略，保卫我们的家园。
（一百七十六）
而另一个原因，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面对日本地侵略，不去动员和组织民众抗击日寇，却将国防力量消耗在无休无止的内战上。说到抗日，他们就说日本强盛，现在抗日还没有准备好。什么没准备好？日本国虽然强盛，但其人口只有不足一个亿，我国的人口有四亿五千万，徜若是我们的政府抱定与日寇决一死战，拼将牺牲一个亿，日本国又能奈我何！对付日本的侵略，我们奋起拼搏，即使牺牲了一个亿，还有三亿五千万，为了尚存的三亿五千万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受日本侵略者地奴役，即使牺牲一个亿也值！徜若我国政府真能动员全国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搏的话，日本政府他还敢这样接二连三的侵略我们吗？日本人口总数不足一个亿，也并不全是好战者，这不足一亿的人口中，还有不能上前线的老弱妇孺，还有不愿战争，懂天理的，维护正义的，热爱和平的，正直的、善良的，数以千万计的日本人民呢！日本政府的扩张主义者们只不过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将他们的人民，充当他们实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炮灰而已。面对日本国的侵略，*自建国以来，从袁世凯到现在的政府，前朝有好多好的东西，没有继承下来，唯独每遇外患则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直至割让土地，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任由我们的政府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的主权岂不是愈来愈少，我们国家的版图岂不愈来愈小，任其下去，我们将以何赖以生存，我们的子子孙孙又将以何赖以生存。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的政府不动员和领导全国民众与日寇作殊死的抵抗，以求实现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伟大历史使命，却将希望寄托于国联。当然国际联盟也能主持正义，在舆论上遣责日本，在道义上支持我国。可是当我们自己向侵略者一味地退让，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拱手相让给侵略者的时候，难道我们还指望国际联盟代替我们，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的大片国土吗？中国有句古话，求人不如求自己，倚人都是假，跌倒还需自己爬。今天我们在这里成立抗日同盟军，就是要抵御日寇的侵略，收回自己的国土和主权。抗日同盟军的宗旨是：外抗暴日，内除国贼，武力收复失地，对日绝交，反对任何妥协。联合世界所有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势力，共同奋斗，完成中国的自由和独立。“冯玉祥的就职演说，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冯玉祥一贯主张抗日，如今举起了抗日的大旗，不光是察哈尔人心大快，在全国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各省各地皆有人纷纷来投。曾为陆军上将安徽省主席的方振武因为政府不抗日，而挂冠而去，又因为方振武挂冠而去，旧部两个师也哗变而去，方振武将此两个师改编为抗日自卫军，如今见冯玉祥在察哈尔举起抗日大旗，也毁弃家产卖掉祖屋，率众来投，仅十数日抗日同盟军就发展到八万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张家口，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大旗下，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报国杀敌的仁人志士，有工人、有农民、有爱国的学生、也有爱国的军人。
（一百七十七）
为使抗日同盟军成为一支坚强有力的队伍，尽快走上抗日的战场，六月十五日，抗日同盟军召开军民代表大会，将现有人员编为六个军，又九个师，又一个旅，制定了抗日同盟军的纲领，选举了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第一届军事委员会委员三十五人，侯补委员二十九人，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幕陶、孙良诚为常委，冯玉祥为抗日同盟军主席兼总司令。冯玉祥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兼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邓文为左冀副总指挥，李忠义为右冀副总指挥，率领大军北上，迎战日寇，收复失地。六月二十二日抗日同盟军王德重部与守卫康保县城的日军激战，日军不敌，弃城而逃，王德重部乘机收复康保。二十三日，吉鸿昌率部攻击宝昌，又令副将李忠义攻击怙源。宝昌、怙源两地守军只有少数的日军，大部是张海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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