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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着的火和飘着的灰-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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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特别是他与杜甫之间的情谊更是让人感动，“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可见，李白是如此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人。
李白是一个善于自省的人，这一点就像屈原一样，积极地去探索人生。他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追求生命的质量，充满侠肝义胆，又有仙风道骨，他对生命的探索进行到了十分深刻的地步，他意识到人的价值在于自由，在于自身对精神的追求。如对月亮的设问，“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对自由的热爱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不妥协的。在功名的取得与精神自由相牴牾的时候，他宁愿成就自己，而不失去个人的人格，这就是诗人的魅力之所在。
诗人的诗正是诗人人格的物质化。我们读李白的诗俨然看到一个傲然于世的高人，他有情有义，有血有肉，但是从未放弃过自己。他是一个完整的拥有自己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诗达到了自由奔放，如骏马行空，不受一切羁绊。
人格上追求自由，故而能从文本上解放诗体，才能为后人开拓新路。
李白能够写这样的诗，也是因为李白具有那样的心。
激情之魂——阅读贝多芬
“竭力为善，爱与自由甚于一切，即使忘了王位，也不要忘记真理。”——贝多芬（1792年手记）
12月16日是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因为上帝在这一天降临一颗能够带来世间最纯正的音乐的生命：贝多芬。
贝多芬（1770…1827）不仅是个人物事件，更是个令人振奋不已的名词：代表着汹涌澎湃的激情，桀骜不驯的灵魂，它如同春雷般滚过天空，磅礴恢宏，其势不可当。
很多人知道，贝多芬在完全失去了听觉的情况下写出的《第九交响曲》如今已经无可疑义的成为欧盟的盟歌。这部作品在初演出时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的听众在演出结束后，抱以五次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他们最崇高的敬意。（按惯例，最高荣誉也只有三次。）然而，贝多芬却已毫无听觉，还是经过演出者的提醒才看到了感人的场面，最后含泪答礼。
我相信伟大的音乐必须由伟大的灵魂与之相配。贝多芬正是得到时代精神的哺育迅速成长起来音乐大师，是欧洲“自由”、“平等”“*”等观念的嫡生子。他在为人处世、音乐作曲方面都做到了少有的桀骜不驯。
在为人处世方面——事例是最令人信服的——贝多芬在街上遇见大公和他的扈从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的，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的走过。在他看来，首先他是自由之身，行动自由，他与大公，都是人，而人与人之间又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其次他贝多芬只有一个，空前绝后的，这是他的伟大之处，而欧洲作为世袭的大公比比皆是，根本不足为奇。贝多芬是自由的，绝对自信的，甚至自傲。
在音乐创作方面，贝多芬曾在自己的笔记里如此写道“没有一条规律不可为获致‘更美’的效果起计而破坏”，正因为他任性而为，以自我为抒情的喷射口，才使得他的音乐富有深度、力度、广度，蕴涵生命哲理。他又写道“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够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的确如此，当人们静下心来聆听他的《命运交响曲》，每每能感到命运之神在屋外敲打着门（更多的是人们的心灵），内心激励起崇高感，得到了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力量，从而勇于超脱苦难。
世间上诸多事情（包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荣誉）并非一概能用世俗的规律来说明，就像贝多芬创造了令人不思议的奇迹：耳疾却创造出世间最纯正的音乐。
耳疾正是在贝多芬名声日升、事业趋顺的时候，这对一个音乐人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为了防止给人发觉耳聋，贝多芬逐渐离群索居，开始变得愈来愈孤僻。他也曾痛苦万分甚至写下了海利根施塔特遗书，陈述自己悲惨的遭遇与不幸。后来，因了解到康德的哲学观而重燃激情，“要忘掉自己的不幸，最好的方法就是埋头苦干”。贝多芬由接受命运的戏弄，渐渐的改为站在命运之上，这时的贝多芬真正走向了成熟。贝多芬的巅峰之作正是在失聪的情况下写出，如《命运交响曲》、《庄严弥撒曲》、《第九交响曲》等系列作曲。
然而，贝多芬最终还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1827年3月26日的下午，维也纳突然下了一场大风雪，伴着震耳欲聋的春雷，贝多芬握紧右拳，举向咆哮的天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3 月29日举行葬礼，维也纳二万多市民自发为他送灵，这是贝多芬才配拥有的死后的哀荣。
生活在别处——兰波印象
孩子，你的弟弟有信仰，您说呢？他有信仰，有一种我见所未见的优质的信仰。
兰波（1854…1891），15岁就擅长写作拉丁文诗歌，掌握了法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格律。从16岁（1870）起，他常常外出流浪，和比他年长10岁的诗人魏尔兰关系亲密，但后来发生冲突，魏尔兰甚至开枪打伤了兰波。现存的兰波的诗有140首左右，主要在16至19岁期间所写。在兰波早期的诗中可以看出帕尔纳斯派的影响，后期诗作加强了象征主义色彩。主要诗集有《地狱的一季》、《灵光集》。
一、优质的信仰
1891年11月，马赛一个女人请来一位神甫为弟弟作最后一次祷告。
神甫发现眼前处于弥留之际的人却是一个对上帝持大不敬者。但是，当他听说这个人有着诗人非凡的经历后，依然怀着无限的敬意庄严的对那女人说，“孩子，你的弟弟有信仰，您说呢？他有信仰，有一种我见所未见的优质的信仰。”
这个女人的弟弟就是十九世纪极为引人注目的法国天才诗人兰波。
二、离家出走的孩子
兰波生于法国北部小城查维勒，这是一个贫瘠而荒凉又充满着资产阶庸俗趣味的小城。兰波从小就对这个城市充满敌意，在早期的诗歌里也反映出他这种厌憎的情绪，“我的故城是外省城市中最愚昧的城市”。兰波迷恋于“生活在别处”的天真幻想，大概从小养成。当然，还有更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家庭的不幸。兰波的父亲是个职业军人，久住在外地驻防，与妻子关系不合，并在兰波六岁时与妻子离异。兰波的母亲因此变得专断、刻薄，对他管束极严，简直到了残忍的程度。母亲的一切意愿绝对不能违抗的。故乡的种种限制以及家庭种种不幸使得这个聪明、敏感的孩子内心 “饥渴”，渴望“远方”，追求他乡之客的轻松、奇异、陌生的感觉。
年轻的兰波三次离家出走。第一次出走，由于车费不足，甚至被警察当作流窜少年关入拘留所，幸得其恩师伊赞巴尔出保，才得以获释。以后两次的出逃，由于没有钱买车票，兰波只好步行前往。最后一次，因结识魏尔伦才顺利到达巴黎。
三、永远的私奔者
强烈的表现欲，这是兰波的传记作家格雷海姆&；#8226；罗伯如此评价诗人传奇式的一生。他认为兰波不惮以最邪恶、无耻的姿态来激怒公众来获取人们的持久的关注。这位天才依靠的是：超越年龄的才华，性别不明带来的奇异感、魅力与残忍的混合，随时准备摆脱过去的自己，以便永远成为人们心目上“另一个”。这也是有道理的。
兰波的性征连他自己都无法确定。这样的人注定无法与这个世界的女人、男人们和谐的相处。到达巴黎后，17岁的少年兰波特意挑选的是有同性恋倾向之作呈现给魏尔伦。他似乎早已意料到这个不安分的巴黎浪子的反映。刚刚与魏尔伦结婚的玛蒂尔小姐意识到兰波在有意破坏她的家庭幸福，便时时向魏尔伦发泄自己的不满。
于是，兰波极力怂恿魏尔伦离开巴黎，和他一起到外国去谋求发展。当时魏尔伦虽在巴黎文气很盛，颇负文名，但由于当时巴黎整个气候不尽如人意，使他极不舒心，同时也为兰波的魅力与残忍所深深的折服，便决然抛下与之刚结婚并有身孕的美貌妻子，和他一起私奔到比利时。在比利时两个诗人以教书为业，同时也写诗，但日子过得相当狼狈。于是，两人又去了英国伦敦，不过日子依然穷困潦倒，历尽磨难，时而与流浪者为伍，时而又参加社交活动。
然而正是这段“私奔”时期，兰波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高潮，诗的格调由一般的灵感印象式的天才抒发而开始走向人生哲理更深刻的思考甚至近于疯子的清醒，对于梦想与现实、瞬间与永恒、有形与无形等的思辨问题也渐渐达到玄思的程度。
与此同时，兰波与魏尔伦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明显的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兰波于是决计与魏尔伦分道扬镳，不愿再过这种在一望无际的苦海之中跋涉的生活。然而，此时魏尔伦与家庭关系破裂，并对兰波怀着非正常的钟情与依恋，对他意欲的背叛极度的愤慨和绝望。1873年7月魏尔伦把兰波骗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并试图用手枪威胁，不小心走火，打伤了兰波。魏尔伦因此被比利时当局判处两年徒刑。
兰波向这段“私奔”生涯告别，写下了著名的《地狱里的一季》道出了他内心种种痛苦。“从骨子眼里看，我是畜生” （《地狱里的一季&；#8226；坏血统》）！这是他对自己这段堕落时光最有力最疯狂的清醒认识。同时，他也道出内心崇高的渴望：“难道我没有一次可爱、英勇而奇妙的青春有幸写在金色的书页上吗！我犯了怎样的罪过，怎样错误才得到眼下这种衰弱的报应？你断言畜生在痛苦的号啕，病人已经绝望，死者已做不成梦，那么请讲讲我的堕落我的困倦吧。”
此时，诗人兰波已经困倦，在诗歌面前、在现实生活面前，他感到一切都严重的限制着他，使他成为有限之物。于是，他产生了一种常人所无法拥有想法，去尝试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新的生活方式，去成就“诗歌烈士”（海子语）的英名。
四、生活在别处
兰波作为诗人出现的生命是极为短暂的，只是短短五年。1875年19岁的兰波在德国学习德文等多种语言并开始了世界性的疯狂漫游生活。
兰波由此开始成了一个革命性的诗人，走向诗歌本身。正如他前期的诗歌《感觉》（1870）所透露的：“我不想讲话，也不愿思想；但无限之爱涌向我的灵魂，我要走向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像个流浪儿，和大自然一起幸福得如同一个女人为伴。”这种“生活在别处”的想法同时在致他敬爱的修辞老师乔治&；#8226；伊赞巴尔的信中也透露了出来，“我惶惑，痛苦，狂躁，痴愚，神魂颠倒；我希望沐浴阳光，无休无止的漫步、憩息、旅游、冒险，最后浪迹天涯……”
兰波从1875年开始自己流浪的生涯，这是一种令其他诗人们都无法想象的生活。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次历险，像一首迷人奇异的诗。他的追求，无论写诗还是生活，正是一种“别处”的陌生、奇异、刺激等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的感受。兰波在流浪生涯中当过马戏团的翻译、食品商的经纪人、荷兰殖民者的雇佣兵等，在人间体验着各种角色，成为“他者”，而不仅仅限制为巴黎文坛中出众的天才诗人。他仿佛是在人世间的天涯海角寻找圣杯的骑士。其间1879年因病返回故乡在罗什农场小憩一段时间，又于1880年在英国一家远东公司当一个五十来个人的小工头，但因工资低、待遇差而辞职，于是他又抵达埃及在红海海岸流浪，寻找机运。最后他到达亚丁为一家法国公司干事。从此，便在大漠里过着与匪盗打交道的历险生活。
直到1891年2月他的右腿因非洲的瘴疠溽热和关节炎感染而变成了毒疽，日益严重才停止这种“追着风的脚印”式的生活。
有人说，兰波在流浪生涯中体验到的并不是“生活在别处”的奇异感与令人欣往的诗意，而更多的恰是生活的贫穷与平庸。他领略到异地的风情的同时，却为了基本的生存忍受了巨大的平庸、琐碎。更重要的是，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的反差面前，已不是痛苦了，而更多的是麻木。在非洲大漠的他写信回家向母亲索要的是如何做一个工匠之类的书，因为要养活自己，却只字不提诗歌，或许这时“诗歌”已经使他倍觉伤感的字眼了。
但不管怎么说，也不管兰波是否已经后悔，毕竟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死在“路上”的诗人，真正的“诗歌烈士”。
因此，伊莎贝尔&；#8226；兰波说过：“……我绝对相信他也有这样崇高的意图：将怀疑的彩绵罩在大地，以便更好的向人们证实他们对于永恒强力的造反是徒劳。”
生活在“别处”的面前，证实的还是人是有限之物，人不能完全找到自己。人总是死在寻找自己的路上！不过，兰波比常人要寻找的更多的，他的性别、他的信仰、他的生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只想做个人——阅读诗人北岛
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诵自己一生最伟大的诗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北岛在北京诞生了。
记得丹麦语法学家克利斯朵夫&；#8226；尼罗普说过：“不抗议的人，则是同谋者！”*时期，大多数人是沉默着的，甚至成为帮凶。人们不反抗，就是默认一切，也便是这场中华民族浩劫的最大同谋者，所幸的是，中国在那个时代像北岛这样人在开始质疑了。
北岛的诗，至今依然闪动着某种良知，知识分子未泯的良知。他的诗穿梭于时空，来到我们面前，向我们裸陈，让我们看到处于黑色时代的个人抗争的力量。
熟悉北岛的诗歌的人知道，他的创作开始于十年*后期，内容反映的是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那十年*荒诞的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
在这场对人性、人道最大的一次反动的“*”运动面前，良知未泯的人渐渐从梦魇中醒来。他们发现自己安身于公有制下，却体会到是一无所有；生活在集体中感受却更像来自北方的《狼》，一切都被禁锢着，而且往往是自愿的承受禁锢。于是，清醒者不禁惊呼“这个世界是否真实，或者人是否真实！”于是，一种声音终于响起来了，这就是北岛们的声音：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良知，内心的愤怒、反抗与挑战的声音响起来了，喊出了“自省、自由、自我”的声音。他们终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对那个遥远的梦想说出了心里话：“我——不——相——信”！这是一种少有的勇气，带着严重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事实上，这首诗正是有良知的中国的“回答”，也是对“*”的最终的回答。说明一个新的启蒙时代的到来，它像一阵精神光芒撕开了人们虚伪的面纱，照亮了那个时代昏暗的天空。
北岛，正是北岛这样的诗人，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高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于是一声《宣告》变得十分的悲壮，仿佛夕阳染红的天空：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北岛意识到自己是人，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一个符号，一个工具。当然，正是这一声《宣告》埋葬中国历史最残酷、最罪恶的时代。
*结束以后，北岛意识到个人应有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希望五&；#8226；四的“自由、*、科学”传统能够死灰复燃，让人们自觉自识到“人”和个人的价值，而不是盲从者，一直被人利用，一直被人管辖的。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成为人民自己的国家，而往往被某些人利用，如刘邦、朱元璋等奸恶之徒所利用，成就一家一姓的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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