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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着的火和飘着的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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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种各样的新思潮、新观念，才发现这是特殊时代特殊的政治需要，绘上一张脸谱，然后按照漫画式的艺术手法，创造出来的，作为学习的榜样。
我想即使在满清政府时代的中国，中国也是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八国联军《辛丑条约》想污辱的是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因此四亿五千万的白银赔款，每人一两，明示华族每人受其辱。作为身处此情此景的中国人，特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难道没有一种救亡图强的“复兴”想法，坐以待毙？但是，我们现在渐渐强大起来了，或者说“站”起来，却不想面对这段落后挨打做“软脚蟹”的历史。于是，我们竟非理性的将这个时代落后挨打的责任都推在满清政府的身上，归咎到具体的人身上，如李鸿章、慈禧之辈。这种推诿责任的做法，绝对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在作怪。其实，作为民族的一分子都无法推掉这个落后被挨打的责任。只有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很无能，不能承担责任，他才会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个社会或者他人。真正负起这个民族的历史责任的，或许正是我们唾骂的人，正是那些敢于天下先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人。而我们却极尽讥笑奚落之能事，说他们的幼稚、不成熟、革命不彻底，诸如种种，总之一句话：未达到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高度！
李鸿章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之中，遇到“数千年来未有之敌”，尽管他非常传统，君臣观、家国天下观等封建道统深深拓进这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老官僚的血液里。但是他所作的努力，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所作的努力，力图改变我们民族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绕开李鸿章，就不能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绝对不能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否定李鸿章创建中国海军的良苦用心，也不能因为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将他一棍子打死，称为卖国贼。我们作为后人，应该善待我们曾经为国家努力过探索强国富民道路的先人。我们应该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定一个人。但是，我们传统的教育，给我们定位的李鸿章是满清王朝腐朽、没落、反动、卖国的形象大使。
李鸿章难道心甘情愿地爱国吗？在他风烛残年时，含泪一语“秋风宝剑孤臣泪”，其中况味或许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他骨子眼里就想做一个中兴之臣。从北洋水师到洋务运动，再而到维新变法，都活动着他的身影，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手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条电报线、派遣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创立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等等。国外有人进行统计过，这个活跃的洋务派领袖创建了47个“第一”，让后来的国人直到现在都在受益。凭这些甚至赢得了美国人的盛誉：“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李鸿章生逢满清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临危受命，都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满清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的事，承担的是一个民族欺凌、戏弄之“痛”。作为他，并没有放弃一个国民的责任，而是勇于承担责任，背负起历史的骂名。当他在东京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作为评定他的后人，你能够想象他有多少的尴尬与无奈。这一点可以想想推翻了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驻联合国代表杜里经典一句“游戏已经完了！”在这种不对等的力量面前，总要有一个代表去扛，而这个唯一与洋人周旋的李鸿章就充当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角色。
重新阅读历史，李鸿章所签订的条约并不是为了讨好某个大国，主动放弃国家的主权。李鸿章是一个典型的鞠躬尽瘁的忠臣。他一心努力的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均是以维护国家为准绳的。相反，过去有一个人对李鸿章的评定倒有较公允。这个人恰恰是他的最大的政敌梁启超。他评价李鸿章既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又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作为对手，他“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可见，他的胸襟比起一些有觉悟的人要宽广得多了。
李鸿章的不幸就是，一个国家的没落和悲剧却让他个人来承担了。这种做法绝对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存在着病态。我们在痛骂李鸿章卖国求荣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后人是否宽容、公允？有没有想过，我们自身存在着过多的推卸责任的做法。一个国家的渐渐没落是每个公民都负有责任，同样她的复兴也是每一个公民天然的义务。过去民族所受的屈辱可以都推给李鸿章，同样，现在把北京的沙斯推给孟学农之类的人，但是我们是否想作为这个民族的个体，你承担了多少责任？就像这场沙斯，如果每个人讲究卫生，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责任明确，记者明白及时曝光，医生明白及时诊断，政府部门明白及时采取隔离措施，沙斯本来就可以限制在广东河源市。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勇于承担责任，不要将责任统统推在一个人身上。
我们理性吗？我们对历史负责吗？这让我想到*期间，红卫兵砸掉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纪念碑这种事。仿佛“非我党类就要彻底打倒”！事实上，这是我们对人类重重地犯了一次罪。我们应该洗洗自己的头脑，重新思考，擦擦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再也不能重蹈覆辙，辜负于前人，有愧于后人。
我想，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还存在着太多的病态。 txt小说上传分享
传统与启蒙以血的方式的遭遇――阅读李贽
李贽在狱中，或许大梦初醒，他所反抗的不是几个论敌，而是经过几千年巩固下来的传统硬壳，东林党也正是维护这个硬壳的中坚。
——作者题记
“七十老翁何所求？”这是李贽（1527－1602）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李贽是中国人中少有的个性强烈的人，疏狂怪异，狂傲孤高，是从统治者阵营中分离出来的*者。他像极不协调的音符，与主旋律那么地格格不入，凭借着他独有的慧眼看到封建帝国的危机，还有它的废墟上升起的*的气息。他的自杀无疑敲响了封建帝国的丧钟。当时正是明万历年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完全凝固，无可挽回地走向彻底的没落。而正是这个时候，各种学说纷起，千方百计的自圆其说，以维护衍延了几千年的封建道统。程朱理学在那时盛行，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可以说，李贽的横空出世，宣告了这一传统清算的开始。这正是李贽的时代意义。
然而，传统不是轻易可以挑战的。它维护了封建帝国几千年的生命，如果放弃，则王朝的安全受到威胁。对传统的维持与完善的责任是口口声声“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历来在政治上充当政府中的官员，在经济上又往往是中产阶级的地主，因而是这传统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儒家思想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除此之外，再也无别的因素足以使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因此，李贽所对抗的并不是几个零碎的论敌，而是整个社会以及衍延几千年的道统。
因而李贽的自杀是被这个封建社会谋杀的。
李贽最终被捕入狱，并不在于他行为不检点，而致命的是他写出直接危及统治根基并已在民间流传的“惑世诬民”的著作。
1588年，李贽与之相濡以沫的妻子不幸谢世。孑然一身的他，突然觉得一切束缚尽去，越来越不老实，竟如老衲顿悟，认为以前五十余年活着如“犬”，如今要做回“人”。正是感于此，他剃度为僧，表示与鄙俗断绝，不与一般人见识。也是这以后，他写了许多叛经离道的著作。
那么，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著作精髓是什么？质而言之，是让人成为“人”，而不是“犬”。中国的皇权统治者，总想让“民”好生听从使唤，而自称为“牧民”，把“民”驯化成为只会说话更会听话的“牲畜”。而且说，这就是“道”，“道不变，则天不变”。对于驯化的“牲畜”，采取区别对待，其中死心塌地想做奴才的，给予奖励；不甘为奴起来反抗的觉醒者，实行*。统治者的*觉醒者往往是借“民”之口而除之后快。李贽的收捕，同样逃不出这个宿命。
李贽的学说让人成为“人”，让人复活，这在中国思想界的意义其实如同西方思想界的尼采。尼采让代表西方传统的“上帝”死去，从而让“人”活起来，把人的自我的价值提升。李贽同样也让“人”活起来，为此他必须去掉“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孔孟之道，从而呼唤人的理性觉醒、促成人性的自由发展，成为无拘无束的人，做真人真事。
李贽认为，孔孟之道已经过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要求他们战战兢兢，克己复礼，符合“三纲五常”，做孝子忠臣，尽奴才的本分，从来不需要“个人”的声音，质而言之，孔孟之道的主要精髓就是让人们达到“无我”的境界。这是一种人性的摧残。而作为统治阶级，孔孟之道已经演变为他们欺世盗名的借口（工具）。他们皆以正道为天下己任，扛着圣教招牌，文其伪，售其奸，谋其私。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李贽如此颠覆孔孟之道，就撕裂了它的神秘面纱，间接地实现了圣人凡人皆是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也就没有必要拿孔孟作为偶像。他提出了真正之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打倒偶像，颠覆传统的同时，还提出了男女应该平等起来。“大道不分男女”，性别的差异并不能说明见识的长短，女性追求个人幸福以及基于真情的社会交往都是值得提倡的。并且说，武则天是一个“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这些观念的提出，对于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等封建传统来说，无疑是一场地震。
这样大放厥词，统治者岂能善罢干休？必先除之而后快。可悲的是，充当刽子手恰恰是代表社会清流的东林党人。李贽在狱中，或许大梦初醒，他所反抗的不是几个论敌，而是经过几千年巩固下来的传统硬壳，东林党也正是维护这个硬壳的中坚。他这样做，无异于以鸡蛋碰石头。他最后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便可窥见他的无奈、悲怆。
因此，传统（社会）谋杀了李贽。如今李贽逝死已有400多年，但从他的文章、生平中，我们依然能够找到一种与社会主流相斥的声音，而正是这种声音贯穿着社会的发展，并时时复活。或许，社会一开始屠杀了启蒙者，然后历经荆棘，渐渐启蒙，最后将启蒙者供进圣坛。
我想李贽的意义也在于此。
庄生梦蝶——阅读庄子
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们往往是在没有解决自身的问题，而试图去拯救他人（他们的思想也只是一种自己的想法而已），因此诸子百家政治理想只不过一种试验，而试验品正是普通百姓。试验不成功，痛苦也只是人民。
——作者题记
1
我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一个人最大的优点莫过于自己有想法。有了想法才会表达自我，成为有“心”之人，从而获得你的个性（存在价值）。谈及庄子，人们不禁会想到“庄生梦蝶”这个典故。庄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般人都会这么认为：庄子是个游戏人间的虚无主义者，他的学说不能为王公大人们所用，而仅能满足自我。
“庄生梦蝶”是探索生命本身的，对生命进行关怀。这正是庄子的积极意义所在。他的学说完完全全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无所待故无所失。据《史记》中记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读此史书，人们都认为庄子的想法与孔子的思想相背离的。庄子哲学是“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明&；#8226；宋濂《诸子辨》）的嘲世之学，是什么事也不屑干也不能干的。但是从积极意义上说，庄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冥然无所知、漠然无情、灭物我之对峙而混同于大化之流行，是最终为了获得一种自我超脱。如果说孔子的学说是凝重的，那么庄子的学说是飘逸的。这两种人生哲学：孔子是无奈的，但他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庄子也是无奈的，但他无所待故无所失（不为故而不知不可为）。然而正是如此，庄子这种消解自我，真正地追求到了自我，从而达到内心的自由，对个人生命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2
庄子是一个遨游于梦幻之中的人，思想自由，所以文风也是极为自由。
他宣扬的是一种逍遥于物外、遨游于天地之间，摆脱了一切物累而获取最大的自由。 庄生梦蝶，不禁生出“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与”的感慨。他把人生看作一场梦幻。这个文化典故有丰富的内涵，融入了对生命的看法，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生命意识的体现。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天下大乱，人们十分盼望结束纷争的状态。于是，能者纷纷游走于诸侯之间，提出靖国安邦的谋略。然而，这些人的努力并没有使国家走向统一，而是朝令夕改，战事愈多，人民更是痛苦不堪。也正是这个时代背景下，老子、庄子的思想应运而生。庄子的思想正是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而返回到自身，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这一点在他的作品《逍遥游》中得到了淋漓的表现：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这段文字写得境界如此开阔，天地之广大，鲲鹏之变化，展翅高翔的景象也只有像庄子这样的追求精神自由的高士所能写就。正是宣扬一种“逍遥乎物外任天而游无穷”（王先谦《庄子集解》）的思想。
庄子达到这种思想，也是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磨练，从而超越了“愤世”和“玩世”的两种生活态度，达到寻找自我，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进而实现对自我的消解，实现心灵的解放，由自任到达自由，再由自由到达自我，这是何等的境界。
生于乱世的人们往往感到痛苦，生出“生不逢时”的感慨；或者那些积极的生命，觉得匡正天下的时候到了，乱世出英雄，多了一种踌躇感。稍稍留意古代典籍的人就会知道，庄子目睹社会不平，心中大有愤忿之意。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庄子真是一语惊人，道出了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仁义的虚伪性。这显然是一种常人所未有的愤世嫉俗的心态，也正是这种心态使他从一个知识分子救世的理想中走出来，开始拯救自我。
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们往往是在没有解决自身的问题，而试图去拯救他人（他们的思想也只是一种自己的想法而已），因此诸子百家政治理想只不过一种试验，而试验品正是普通百姓。试验不成功，付出代价的是人民。老庄抛却了这种济世的热忱，返回到自身，这是一种进步的思潮，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老子主张的“无为”，而庄子比老子更进了一步，主张的“无用”。其实，他们的想法都是同出一辙，都是想让人们顺其自然，从而达到自我生命的自由，由己及人，最后，到达社会的安定。“无为”故无不为，“无用”故于己无害、于人无害——这一个无为、无用的社会，就是“与民休息”，人民安居乐业，是人民期待的“大同”。
当然，这种思想对于一个积极的生命来说是种逃避。经验告诉我们，人在选择逃避的时候，往往会意识到自我这个生命体。因此，人一下子返回到了自身，从而挖掘出了另一个世界，那就生命本身的价值。应该说，生命自身的价值就是自由，而人达到最终的自由只能从精神上实现。庄子就是从精神实现了他的自由梦想。他从对乱世的不信任走向自我的返朴归真，正是他追求精神解放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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