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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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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借口，或者朝廷可以把这作为稳定政权的一种手段，但这最终受害的还是整个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啊。看到黄仲良那么生气，他心中当然也不好受，然而，以他的身份和角色，他知道自己不能随便表态。于是对黄仲良说：“或者朝廷有它的考虑吧，这样做的不妥处任何人都能想到，它的唯一后果就是西方国家认为朝廷是可以作为他们在中国谋利的支撑的。一旦发生革命党的暴力活动，外国干涉就师出有名了。”
黄仲良说：“你提到这一点，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你想，现在到处都在闹革命党，记得那年五大臣在北京遇炸的事吗？联想到最近广州的革命党起义，朝廷可能也意识到可能会有更大的暴动，为了讨好西方人，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
詹天佑说：“关键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黄仲良说：“这里你是总理，又是总工程师，当然是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詹天佑说：“根据邮传部的通知，要求我们迅速把各类股权、财务状况、工程进度等造表上交，准备将路权由商办转为国有。”
黄仲良说：“什么国有？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还不是英法德美等国所有。”
詹天佑说：“粤路公司是商办机构，能否移交还要经股东大会决定，我们无权做这么大的决定，但我们作为朝廷命官，相关的工作还是要做，关于股权、财务、人员、材料的报表我们都要按要求做，先做好准备，到时是否移交由股东大会决定，同时还要看看川路公司的做法。”
詹天佑让王必书准备各类资料。
接连几日，他接待了来自各方面的陈情，都表示反对政府收回铁路股权，同时，从四川、湖南、湖北也传来老百姓反对铁路国有的消息。詹天佑在总理办公室来回踱步，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一边是他的股东，一边是他的朝廷，他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此时的内心比任何时候都矛盾、都复杂，虽是农历的四月，他总是想事想得满头大汗。
1911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十），广东商办粤路公司举行股东大会，商讨应对朝廷铁路收归国有的措施，代表股东出席的董事们一个个情绪激昂，都表示反对朝廷收回路权，坚持粤汉铁路广东境内的路段必须商办。
股东大会授权詹天佑以粤路公司名义给朝廷发电报，要求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黄仲良知道詹天佑的为难之处，他说：“詹姆斯，你在朝中是有名的人，股东大会的决议明显与朝廷的命令相违背，以你的名义发电报太抢眼了，要不还是由我来代拟吧。”
詹天佑看了一眼黄仲良说：“仲良，你我当年蒙曾国藩大人与李鸿章大人联名上奏得以出国留学，曾大人连我们的面都没有见过，一片血忱，希望我们学成回国报效朝廷，现在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铁路修建又正缝这个节骨眼上，我虽是朝廷命官，但我身为粤路公司的总理，对全体股东负责，粤路股份是家乡人民的血汗钱，我要对粤省家乡父老负责，就算是得罪朝中的大人老爷，但这是股东的意见，是民意，我以总理的名义发这个电报是把民意上达，让朝中的大人老爷们知道老百姓的想法，这不会有什么错，如果他们因为我发了这样的电报而怀疑我对朝廷、对国家的忠诚，那我就无话可说了。如果我因计较个人影响让你来代做这件事，那我詹天佑算什么人。”
黄仲良说：“詹姆斯，你不要误会我，我是怕你树大招风嘛。”
詹天佑说：“树大了，想不招风都难啊。”
于是他以粤路公司总理的名义给邮传部发了一封电报：
关于广东铁道国有问题，在十日开会议决，股东一致反对，决心维持商办，乞撤消国有令，以昭大信。
电报发出去后，詹天佑如释负重，紧张的心情有所缓解。
黄仲良对詹天佑说：“詹姆斯，铁路国有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光是我们粤省反对可能力道不够，是否还需与其它各省联合，希望他们也向朝廷表达自己的意愿？”
詹天佑说：“我正有如此考虑，如果能使各省民意一致的话，朝廷应会慎重行事的。这样吧，你以我的名义，向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各发一个电报，就说铁路国有，失信天下，我们粤路公司股东会议决心维持商办，请朝廷收回国有令，请各省商路公司也向邮传部表达自己的意见，支援我们粤路公司的陈情。”
黄仲良按照詹天佑的意见，请王秘书将电报发往各省。
令詹天佑没有想到的是湖南、四川的民众反对路权收归国有的运动更加激烈，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反对向外国借款收回路权，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举行了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农民拒交租税以示抗议。
接着6月16日，四川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股东会，连夜发出通知。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大会开始后，一个叫罗纶的人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说完，大声豪哭，全场数千与会人员顿时号啕大哭，哭成一片，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深受感染，忍不住跟着哭起。哭声持续了数十分钟。这时，只听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台下同呼“赞成！”
就这样，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
王人文深受感染，立即将四川人民反对铁路国有的情况向朝廷写了奏章，并指名弹骇盛宣怀，表示愿意与盛宣怀受同样处分。清廷将王人*职。四川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
湖北、广东的百姓也通过各种形势展开维护路权的活动。
詹天佑看到这种情形，深感忧虑。在给身在宜昌川汉铁路工地的颜德庆的信中他写到：“广州现在处于一种激愤的形势中，我希望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我想恐将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悔恨。”这种悔恨显然是指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当然从更宽泛的层面看，也有可能是指整个清政府的政策。
很有意思的是，王人文因为向朝廷上奏反映四川人民护路心声的而被免职，詹天佑给邮传部发了电报，邮传部却没有对他进行惩罚。当然，盛宣怀以往与詹天佑有过交往，比如义和团运动那年，詹天佑被调往江西萍乡修铁路就是盛宣怀指派的，加上詹天佑是中外知名的铁路专家，清政府不得不投鼠忌器，对詹天佑一旦惩罚的话，可能会激起更大的民愤，其实，詹天佑只是发电报反映广东股东的态度，并没有如王人文那样指责盛宣怀，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
各种消息越来越多，特别是四川的的护路运动很快发展成全省性的群众运动，清政府将王人文免职后，又任命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前往*川民的反抗，同时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调军入川，命令铁路督办大臣端方从湖北率军入川，一时间，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四川。
詹天佑预感到局势可能越来越严峻了，他没有办法，与黄仲良每天都在讨论如何使粤汉路顺利推进，在他的心中，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修筑铁路永远都是他的事业，他一边督促铁路修筑，一边督促黄沙车站的修建，对于他来说，铁路工程并没有因为群众自发起来的保路运动而受大的影响。
乱世本色
铁路的兴修本来被认为是清末实行新政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在甲午中日之战后，兴修铁路一度被认为是慈禧和光绪推行新政最鲜明的标志，詹天佑作为铁路工程师，曾为朝廷积极推行铁路新政而欢欣鼓舞，铁路修到哪儿，哪儿的民风就开放，哪里的民众就觉醒，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铁路在最后却成了清王朝的吊颈索。
1911年春夏；清政府推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四川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保路运动一时成为四川全省的民众运动。这本来应该是一场和平的群众运动，却触动了清政府敏感的神经，对当时革命党人的恐惧使得朝廷内有草木皆兵的感觉，清政府一面撤换四川总督，一面从湖北等省调兵入川，命“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湖北新军入川，正好造成了武汉守军的空虚。四省（广东、湖南、湖北、四川）保路风潮兴起时，湖北武昌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一个叫孙武的革命党人在汉口机关配制炸药不慎引起暴炸，起义机密泄漏，刘复基、彭楚藩等革命党人被捕。10日晨，彭、刘被杀，清军在武昌城内四处捕捉革命党人。这一天晚上，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经一夜战斗，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接着，起义军攻占汉阳、汉口。
武昌首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
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
接着，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武昌起义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广东全省各地的革命党人，广东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广州城里的富家大户及官僚纷纷逃往沙面英法租界或香港、澳门等地，詹天佑与黄仲良当然日夜都在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与自己个人的安危相关，还关系到家人的安全，国家的未来。广州的报纸每一天都有关于各地宣布独立的新消息，詹天佑一时之间感到非常的茫然，事情发展到如此的不可收拾，是他始料未及的。
10月25日清政府派往广州的新任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炸死，使得广州城内的旧势力深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开始寻求各种妥协办法。黄仲良对詹天佑说：“詹姆斯，现在局势非常不明朗，南方许多省都宣布独立了，可是，北方好象还没有动静。”
詹天佑说：“现在的局势这么乱，真是让人看不明白啊。”
黄仲良说：“听说两广总督张鸣岐大人已经在有关士绅的劝说下逃往香港了。”
詹天佑一听，瞪大眼睛说：“什么？张大人已经逃往香港？”
黄仲良说：“是的，这事千真万确。”
詹天佑说：“作为总督，他怎么可以只身逃走呢？这样做真是太不负责任了。他这样一走，广东就变得群龙无首啊。”
黄仲良说：“这也是没有办法，今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时，目标就是对着他的，后来，他又*了革命党人，如果他不逃走，他将被革命党人抓去杀死的。”
詹天佑说：“西关的邓华熙大人等乡绅不是正在协调吗？”
黄仲良说：“那些大老爷们出面协调作用不大，听说正准备成立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军政府呢。”
詹天佑说“真希望局势尽快平静下来，国家积贫积弱，实在乱不起啊。”
黄仲良说：“现在总督衙门、巡抚衙门、府台衙门和番禺、南海两县的衙门都有不少官员不辞而别了，他们都担心被革命党人捕杀。”
詹天佑说：“仲良啊，真没有想到国家会乱到这种地步，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黄仲良说：“依我之见，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现在都是大清国的官员，你还是二品大员呢，看来不走不行啊，听说革命党人见到清朝的官员都会抓起来杀掉的。”
詹天佑一听，大感震惊，沉思良久说：“仲良，你要走我不拦你，你把工作移交好就可以走了。但是我不能走，我虽是清朝的官员，但我更是中国的铁路工程师，我要一离开，这铁路不就乱套了，这么多器材、设备都成了无主之物了，这粤汉铁路的局面谁来收拾？”
黄仲良说：“现在是革命时期，这些革命党可不分你是官员还是铁路工程师呢，他们见了穿朝服的官员就杀。”
詹天佑说：“朝服可以不穿，但我的职责越是在乱时越要坚守。那一年义和团运动时，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当时英俄军队强占了关内外铁路，关内铁路因为有金达在，没有遭受太多破坏，但俄军占领的关外段却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后来我参与接收时，真是惨不忍睹。不仅器材被拖走，而且建好的铁轨、站房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这些都是我们当年亲手建起来的，看着那些被破坏了的铁路，我的心都碎了。现在革命党人要抓清朝的官员，对这件事我不予评论，但作为铁路工程师，我守护自己修建的铁路有什么过错。革命党人反对的是朝廷中那些权贵，对我们这样的工程师应该不会反对吧。”
黄仲良说：“从理论上说，你的说法没有错，但在这大乱之年，谁分得清谁是谁呀。你不记得古代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之死啊？当年叙拉古国遭受罗马军队围攻时，阿基米德负责城防事务，他设计制造了一些灵巧的机械来摧毁敌人的舰队。他用投火器将燃烧的东西弹出去烧敌人的船舰，用一些起重机械把敌人的船只吊起掀翻，以至罗马人吓得赶快逃跑。然而三年以后，该城还是被攻陷了。据说罗马兵入城时，统帅马塞拉斯出于敬佩阿基米德的才能，曾下令不准伤害这位贤能。而阿基米德似乎并不知道城池已破，在地上埋头作几何图形。一个罗马士兵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命令他到马塞拉斯那里去，阿基米德怒斥士兵：‘不要弄坏我的圆！’于是阿基米德不幸死在了这个士兵的刀剑之下。难道你要作阿基米德第二吗？”
詹天佑说：“仲良，谢谢你提醒我关于阿基米德的故事，可是我们作为工程师，心中除了铁路，就是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即使是将来革命党人真的建立了新政权，铁路对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官我可以不当，但在修铁路方面，我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的嘛。你刚才这个故事才讲了一半，其实，马塞拉斯对于阿基米德的死深感悲痛。他将杀死阿基米德的士兵当作杀人犯予以处决，并为阿基米德修了一座陵墓，在墓碑上根据阿基米德生前的遗愿，刻上了‘圆柱容球’这一几何图形。后来，阿基米德的陵墓被荒草湮没了，西西里岛的会计官、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游历叙拉古时，在荒草里发现了一块刻有圆柱容球图形的墓碑，依据史书记载，他辩认出这就是阿基米德的坟墓，并将它重新修复了。”
黄仲良说：“难道你想学阿基米德？”
詹天佑向着窗外，望着珠江白鹅潭的水面，想了好久好久，说：“不，我可没有阿基米德那么伟大，可是，我虽是清朝的官员，但我更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位华夏子孙，现在国家处于变革时期，如果我学张鸣岐大人那样离职逃走，虽可保身家性命，但一定会留下历史骂名的，你知道，我一生都在为荣誉而奋斗，我希望我的荣誉永远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而不必借助于外国。你我虽然早年留学国外，学得一些技术，与美国也有深厚感情与诸多联系，但绝不可以把外国当作自己的保护伞。这不是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格！”
黄仲良说：“要不，我们主动去找革命党去？看看革命党到底有什么主张，这样可以做到知己知彼，有备无患嘛。”
詹天佑说：“找革命党？有这个必要吗？我们还不清楚革命党人的主张，只知道他们是要权贵们交出政权，交出政权后他们怎么治理国家，我们并不清楚，此时主动去找革命党当然没有必要。我的意思是，我们整个粤汉铁路公司一切照样运转，只要没有人来抓我这个总理，我们就维持公司的正常活动，已通车的继续通车，该展筑的继续展筑。虽然城里发生了革命，但铁路沿线的百姓需要铁路，这就是我们当前要做的。如果我们不坚守铁路工作，或者逃避，或者去找革命党人，那样做不是逃跑主义就是投机主义，都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黄仲良说：“既然你要坚守，我也与你一同坚持。听说广三线的总办已经逃走了，那条铁路已经瘫痪。路工们都无所适从，许多铁路器材都被人偷走，确实影响很坏。但是我路公司还是有些人有些担忧，不知时局如何变化，要从公司分钱走人，你看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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