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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笛剑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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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Φ校嘉薹ǔ缘舳苑健Ｓ谑怯伤畏⑵穑�579年和公元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公元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公元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起兵打败了越，越王勾践求和，贿赂吴臣伯嚭并送给吴王珍宝和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一个霸主。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渐渐在晋国成为贵族，而晋国的国政亦落入智、赵、韩、魏、范、中山这些贵族的手上。公元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韩、魏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公元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另一种分法就是以《战国策》记述为分界点，以公元前476年为分界点，我采用《资治通鉴》的分法）。据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战争，其实是没有正义非正义之分，在电影《墨攻》中那些老百姓就是说这句话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奔走，希望寻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对于老百姓而言，战争最后的结局就是从一个统治集团的血腥统治下转别为另一个统治集团。最近在网络上点击率很高的是小布什关于对伊拉克战争的说明，其实，这场战争的发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想打伊拉克，美国想控制长期以来在前苏联保护下的伊拉克，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谎话，有没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益和权力。秦国的战争也是这样，作为统治集团的其中之一，而且大家的地位都相差无几，发动战争的主动权不在于你，也不在于劳动者，这是利益权衡和欲望的实线之路。尤其进入春秋时期，各个统治集团的欲望都像火一样燃烧着，周王室这个名义上的共主在没有任何地位的情况下存在着，谁先站出来谁就最先取得发言权，就能获得和周王室一样的权益，当然这时候大家看到的不是东周王室，大家看中的主要是商、西周时的统治地位，甚至更远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为统治集团服务的文人们首先想到尧、舜、禹这些先古时代的“德高望重”共主。
这个时候我们的圣人——孔子出场了。 。 想看书来
羌笛东进（3）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在这里赘述孔子，真正的原因是他对后世的影响超越了他活着的时候，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还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当然，这不是孔子一个人能够做到了，还有很多人前赴后继来不断完善孔子的理论。
孔子的祖先本来是宋国贵族，属于商殷的后人，知道她的父亲做了鲁国的大夫，他们一家才算是在鲁国安家。孔子本人也曾在鲁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在社会不断变迁中，他看到鲁国的政权逐渐下移，堂堂国君已无实际的权力，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孟孙、叔孙、季孙等士大夫的手中。城市，在当时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建的，建立一个城市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城市国家，这种形式我们在希腊雅典的社会构成中已经见到了。而现在的鲁国士大夫们都建有自己的城市，那不等于他们都有各自的国家。于是我们的孔夫子就暗中教唆自己的高足子路设计毁坏了叔孙、季孙的城市，只留下孟孙的城市没办法毁坏。凭借这点功绩我们孔老夫子还做了一段时间鲁国的宰相职务。可是后来他就失意官场，再也无法做官，只有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宣扬西周的文物般制度。孔子在执政期间是很能杀人的，而且是只要不符合自己口味，杀死自己的政敌（其实也不算啥政敌，只是执政的理念不同而已）从来没有理由，并且对改革坚决法对，例如杀少正卯。说起来孔子杀少正卯很可笑，公元前497年，在孔老夫子摄行鲁国宰相第七天，他便对少正卯痛下杀手，罪行就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也就是说少正卯也是开馆讲学了，和孔夫子后来的职业一样。在春秋时期，开馆讲学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孔夫子的眼里却揉不得沙子，就这样孔子就站在礼的角度，将少正卯验明正身就地正法。我们从少正卯的罪行来看，少正卯也就是对已经非常腐朽的礼治进行了评判。无论怎样说，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最终没有走出孔夫子礼治的阴影，始终是孔夫子的试验田，也许是这个原因，后来的人总喜欢将史书——《左传》认为是孔夫子的著作。
其实，在共主——周王室没落后，所有的诸侯王国都在积极寻找一个理论在建立新秩序，早在公元前513年，晋国就看到礼治无法维持新秩序，由范宣子出来创制法律，确立贵族与奴隶之间的秩序，并将这些规定的条文铸在铁制的鼎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大致有四类人：奴隶主贵族（旧贵族）、土地拥有者地主（新贵族）、靠租用土地生活的自由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旧贵族是来源于西周前期，这些人如同夕阳西下，在奴隶的不满和反叛中苟延残喘；新贵族来源于西周晚期及东周，而且在努力的呼声中这些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所以，当时社会潮流已经向新贵族和自由民潮涌，孔子站在西周的社会礼治角度上，面对政治的变乱，大肆叫嚣维护旧贵族和奴隶社会制度，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来规范社会秩序，“各守其职，彼此不逾越”，肯定在那种社会潮流中他是无能为力的，而且注定要成为笑料和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但是，遵守“礼治”这是每一个统治集团都需要的，这也就是在孔夫子死后，他的学说又被统治集团拾起来利用的的重要原因。现今，在法制社会进程中，许多人便以点概面，以倡导恢复“国学”大肆鼓吹孔夫子的礼治思想，其用意是极其险恶的。我不反对提倡国学，因为在我看来，“国学”至少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兵家思想、法家思想，还有以《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为体系的史家思想，也应囊括东汉流入中国的佛教、###教思想，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大融合性和独创性。不过，我还以为，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他们利用这种思想企图麻痹和消除社会矛盾，然而，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矛盾还会存在，甚至还会越演越烈，所以，他们的意图只剩下唯一的走向——企图麻痹群众的思想。
春秋战国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最繁荣、最能创新的时代，这与统治集团分化密不可分，每一个统治小集团都想自己来主宰新社会秩序，在武力无法实现主宰愿望的情况下，只有依赖统治思想的变革实现自己的企图，但实现统治意愿的自古华山一条路——武力征服，“马上得江山，下马治国家”就成为必然。在春秋时期更是这样，虽然没最终实现中华大地的一统，但战争却是此起彼伏。现在我将主要大的战争摘录如下：
1：北制之战（公元前718年）
中原大国中首先崛起的郑国，积极向外扩张，出兵进攻临近的卫国。卫国急忙调遣属国南燕的军队抗击郑国的进攻。郑军北上，还未定出国门即遇到了南燕军队。郑庄公派祭足、原繁、泄驾率领三支军队从正面逼近燕军，吸引其注意力，另源公子曼伯、子元偷偷地迂回到燕军的侧后北制 （今河南荣阳把水镇） 。燕军不了解郑军的意图和部署，认为北制地形险要，放松了戒备，仍按传统正面进攻战法，专注正面之敌。六月，曼伯、子元乘燕军不备，突然从背后发起进攻，大败燕军。这是史书上首次记载迂回袭敌取胜的战例，一直是后世用兵的鉴戒。
2：北戎之战（公元前 714年）
春秋初年，住在郑国北方的戎人，统称北戎。周桓王六年（公元前 714年），北戎趁中原各诸侯国混战的机会，南下攻郑。北戎多步兵，机动灵活，郑国多车兵，受地形限制。郑庄公伯敌人迂回袭击自己，征求大臣抗敌意见。公子突认为：北戎兵装备虽轻，但不整齐，贪心很大，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主张用诱敌战术，设伏歼敌。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挑选一部分兵力担任诱敌任务，派大夫祝聃（单）率主力分三处埋伏于敌必经之路。交战后，郑军与敌稍作接触，即假装败退，并丢弃许多财物。戎军前队见有利可获、遂紧迫不舍，于是被诱入包围圈。郑伏兵突然发起进攻，将敌截成数段，全部消灭。敌后队见前队被歼，争相逃命，郑军乘胜追击，大败戎军。
3：襦葛之战（公元前 707年）
春秋初年，周王室衰弱，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周、郑两国矛盾日深。周桓王十三年 （公元前 707年） 秋，桓王调集陈、蔡、魏等国军队联合攻郑，战于襦葛 （今河南长葛东北）。周分三军：右军配属蔡、魏军，左军配属陈军，桓王亲率中军主力。郑军亦分三军迎战，决定先攻周军薄弱的两翼，再集中兵力攻击周军中军。郑庄公还改变了传统的车战队形，布成“鱼丽阵 ”，即将原随车后的步兵分散配置于战车左、右、后三方，填补了战车之间的空隙，收到了车步协同相互掩护的效果，攻防更加自如。交战开始，郑军先从两翼发起进攻，陈军一触即溃， 蔡、魏军纷纷败逃，周军左右两军阵脚大乱，中军更加孤立。随后，郑军从左右向周军中军实施钳形攻击，中军主力亦投入战斗。周中军三面受敌而大败。桓王中箭受伤，急忙退军。从此，周王室威信扫地，大国纷争四起。
4：长勺之战
公元前 685年，齐国为继承王位而发生内乱，鲁国扶持公子纠争夺王位，与齐结仇。齐公子小白抢先即位，称齐桓公。次年春，齐桓公不听管仲先修内政、待机而动的劝阻，急于征服鲁国，以报前仇，鲁庄公决心应战。齐、鲁两军对阵于长勺 （今山东曲阜北，一说为莱芜东北） ，鲁庄公立即命令击鼓攻敌，被曹刿劝阻。齐军见鲁军按兵不动，恃强两次击鼓发动进攻，因鲁军阵脚不乱，均未奏效。两次进攻，齐军不仅损耗了体力，而且锐气大减，当齐军第三次击鼓发起冲击时，已是兵疲意沮，战斗力大大削弱。曹刿抓住时机，建议庄公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了齐军。
5：灭虢之战（公元前 658年）
春秋初期，晋献公为了夺取崤函要地，决定南下攻虢（今河南陕县境），但虞（今山西乎陆北）邻虢的北境，为晋攻魏的必经之途。晋献公害怕二国联合抗晋，遂采用大夫旬息各个击破之计，先向虞借道攻虢，再伺机灭虞。公元前 658年，晋献公派荀息携带美女、骏马等贵重礼品献给虞公，请求借道攻虢，虞公贪利，又被荀息花言巧语所迷惑，遂不听大臣劝阻，不但应允借道，还自愿作攻虢先锋。当年夏，晋虞联军攻下虢国重镇下阳 （今山西平陆境） ，使晋控制了虢虞之间的要道。三年后，晋又故计重演向虞借道。十月十七日，晋军围攻虢都上阳。十二月初一破城灭虢。后晋班师暂住虢国休整。晋军乘虞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俘虞公，灭其国。虢、虞亡国的惨痛教训，使后世加强了弱国联合抗击强国的思想。
6：泓水之战（公元前638年）
齐桓公死后，中原失去霸主，弱小的宋国不自量力欲代齐称霸。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联合卫、许、滕三国出兵进攻臣服于楚的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援，楚成王发兵攻宋以救郑。宋襄公闻讯急忙从郑撤军回国迎战楚军。十一月初一，两军到达泓水 （今河南拓城北） 两岸。宋军在北岸已布成阵势，且有天然水障。楚军恃强进攻，当其正在渡河时，协助宋襄公指挥的大司马公孙固建议对楚军发起进攻。宋襄公却认为：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拒绝了公孙固半渡而击的建议。在楚军渡过河之后，尚未列成阵，正处于混乱之际，公孙固又建议宋襄公下令攻击。襄公认为：“不鼓不成列”，即不攻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人，是古代打仗的成法，这一古训是绝对不可违背的，又拒绝了公孙固的建议。直到楚军列好阵势，襄公才下令攻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亦受重伤，不久死去。
7：城濮之战（公元前 634年）
晋、楚两国争夺中原霸权，楚国为阻止晋国南下，便与其邻国曹、卫结盟，作抗晋前哨。公元前 634年冬，楚成王又以宋背楚从晋为名，联合郑、陈、蔡、许等国出兵进攻宋都商丘。宋向晋求救，但晋、宋两国之间隔着曹、卫两国，晋文公见楚联军势力强大，怕劳师远征于晋不利，决定先攻弱小的曹、卫两国。楚国识破了晋国的企图，不为所动，仍继续围攻宋都。宋再次派人求救。晋文公为难了，不救，宋晋必绝交，等于放弃求霸；救吧，孤军深入，实无取胜把握；想请齐、秦相助，又怕两国不答应。后来，晋文公采纳了元帅先轸之谋：让宋贿赂齐、秦，托他们劝楚撤兵，并将曹、卫一部分土地送给宋国，楚见盟国土地被宋占去，必定拒绝齐、秦的调解，这样可以加深齐、秦与楚的矛盾，打消其观望态度，站在晋国一边，同时也可断绝宋国降楚的念头。后来，如晋所料，果然出现了晋、齐、秦、宋联合对楚的局面。公元前632年4月，晋、楚两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楚军居于优势，晋军处于劣势。晋国下军副将胥臣奉命迎战楚国联军的右军，即陈、蔡两国的军队。陈、蔡军队的战马多，来势凶猛。胥臣为了战胜敌人，造成自己强大的假象，以树上开花之计，用虎皮蒙马吓唬敌人。进攻时，晋军下军一匹匹蒙着虎皮的战马冲向敌阵，陈、蔡军队的战马和士卒以为是真老虎冲过来了，吓得纷纷后退。胥臣乘胜追击，打败了陈、蔡军队。
8：崤之战（公元前 628年）
秦国欲霸中原，但东出道路被晋所阻。公元前 628年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不听大臣劝阻，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晋襄公为维护霸业，决心打击秦国。为不惊动秦军，准备待其回师时，设伏于崤山险地而围歼之。十二月，秦派孟明视等率军出袭郑国，次年春顺利通过崤山隘道，越过晋军南境，抵达滑（今河南偃师东南），恰与赴周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相遇。机警的弦高断定秦军必是袭郑，即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派人回国报警。孟明视以为郑国有备，不敢再进，遂还师。晋国侦知，命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并联络当地姜戎埋伏于隘道两侧。秦军重返崤山，因去时未通敌情，疏于戒备。晋军见秦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立即封锁峡谷两头，突然发起猛攻。晋襄公身著丧服督战，将士个个奋勇杀敌。秦军身陷隘道，进退不能，惊恐大乱，全部被歼。
9：邲之战（公元前 597）
楚庄王继位后，国势日强，欲霸中原，与晋斗争日益激烈。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成为两国争夺的焦点。公元前 597年六月，楚庄王率军攻破郑都新郑（今属河南），郑降楚。当楚围郑时，晋景公派中军元帅荀林父率上、中、下三军救郑。行至黄河边。本不想与楚决战的荀林父闻郑已降楚，即欲回师，但中军副将先彀（湖）怕晋失霸业，反对避战回师，拒不从命，自率中军一部渡河。荀林父怕受“失属亡师”之罪，被迫命令全军尽渡。进至邮地 （令河南荣阳东北）扎营。楚军进至逯（盐，今郑州北） ，得知晋军渡河来攻，庄王及孙叔敖考虑到此行目的已经达到，无意与晋决战，遂率军南撤。后来伍参又向庄王进言：我们是大国之君，避战于晋臣，是国家的耻辱。庄王听后，下令停止撤退，决心击败晋军，以坚定郑国附楚之心。楚庄王叫郑国派人出使晋营劝战，以加深晋军内部矛盾。果然，晋军战和两派意见尖锐对立，相持不下，荀林父无所适从。为麻痹晋军，庄王两次派人至晋营求和，以懈其备。荀林父因将不听命，本无胜利把握，又被楚一再遣使求和的假象所迷惑，未作任何战斗准备，并和楚使约定盟期，以图尽快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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