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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方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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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忆旧(2)
我曾经上过的小学和初中学校,十多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世事的变故,在江汉平原的这个小县里,一向表现得很彻底──新的一旦出现,旧的也就完全消失。在我小时候的脑海里,旧社会是个空洞的概念。1949年以及更早的年代,在那块土地上,几乎没留下任何印记;其后的日子,类似的故事也一直自觉延续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在的那个沿内荆河蜿蜒的村落,以及周围的几个地方,房子大致都是半新不旧的,不论是草屋还是瓦房,也顶多建成了不过一二十年,屋里的陈设和用具,也都大同小异的简陋。偶尔残留的几间据称是以前大户人家留下的木板房,也已破败不堪,看不出有什么高档和奢华,和山西乔家大院的那种景致,是没法比的。故乡的几个大家族,实际已繁衍了数十代了,也出过不少富户和大户,但是,至少是在60年代以后,那种曾经辉煌的痕迹,竟然一点都找不到了。倒是被冲刷后的河滩上,经常能看到成片的碎瓦和瓷片,还有我们称之为洪湖与内荆河相连之处的老水闸,算是地面建筑年代比较久远的了 2006年3月26日摄昔日的小渔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2006年3月26日摄“民钱”的古铜钱,明清时期的居多,民国时期的也不少,偶尔还能捡到袁大头之类的银圆呢。纯砖瓦建筑,在当时还比较稀罕,只有公家才建得起。如水产站、供销社、粮站等等,是计划经济时代很红火热闹的地方,后来也都被拆除改建了;沿河的民居,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为风格单调的两层小楼所替代;土方  地和水面似乎总在不停地被切割和瓜分,连小村子的名字也一直在不断地改:50年代叫乘风,六七十年代叫红兵,80年代以后叫大口……真正可以算得上有点年头的建筑,也就是内荆河与洪湖相连的那个水闸了。它是大跃进年代为调节湖泊与河面水位而修建的六孔钢筋水泥桥,桥面上建有将近两层楼高的建筑,作为调节闸门的控制室。就是它,在以平房为主的湖区,相当扎眼。从湖另一边过来的人,常把它当做标志性建筑,老远望见,就知道船快要到码头了──屈指算来,那也不过是40多年的历史而已。很奇怪,故乡的一切好像都是临时性的,既看不出过往久远的历史,现有的架势,也似乎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随时准备推倒重来。一拨又一拨的人老去,一幢又一幢新房崛起,一切都毫不犹豫地换成了新鲜而陌生的面孔。于是,故乡的影子,便一天天模糊起来,仅有的一点记忆,现实中都已无法对应。到如今,仅仅是再要想象十几年前这里的景象,都已经很难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岂止是儿童,故乡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笑问”——在曾经生活和如此熟悉的故乡,过去的人现在已然成了完全的局外?一次,友人告诉我,他晚上睡不着,曾经好几次半夜起来画小时候生活区域的地图:这条小巷延伸到哪儿,那条小巷和哪里相连,小巷门口有爿什么小店……因为平房改造之后,那里早已面目全非。这淡淡的失落,在城市,在乡村,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释怀。不是吗?满眼都是热火朝天的工地,翻天覆地、除旧布新之后,一切都变得时髦和实际,还被看成是进步和发展的标志。可是,历史看不见了,心底也茫然: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没人能直观地告知,听起来也像天方夜谭。这就是进步的代价?现实的拷问,难以回答。
  

八闽琐记(1)
八闽琐记之一施琅:英雄不问出处?
  2000年到香港后,与一些多少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见面时,经常听到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语意很明确:对那些已经成功的现实英雄,没必要再去追究他们的过去是不是见不得人──这样的观念,在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应该也是共有的通病。每当如此,我虽未置可否,但对这种“成王败寇”的逻辑,骨子里不敢苟同。4月24日,至福建晋江,被意外安排参观施琅纪念馆。此前,对施琅其人,知之不多;纪念馆建成时间看来也不长,布置得有些空空荡荡。导游在按部就班地介绍,特别提到最近刚刚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边听介绍,一边有人小声问我:“有人说他是汉奸呀。”我环顾周围,小声回应:“算是贰臣吧。”临离开,纪念馆赠送岳麓书社2006年1月出版的《施琅将军传》一册,作者施伟青在书的前言中是这样介绍施琅的:“早年曾是郑芝龙、郑成功部将,旋因与郑成功发生矛盾,导致父、弟受株连被杀,而被迫离郑从清……”结尾是“谨以此书纪念这位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将领”。书的面目已经很清楚95福建晋江施琅纪念馆中的一进院门 2006年4月24日摄了。但把“降清”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从清”,显得很不经意;降清原因的归结,让我也不经意地想到吴三桂,据称因陈圆圆受辱,为红颜一怒而降清,仅仅是不那么理性。方 施琅与郑成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矛盾,“导致父、弟受株连被杀”?前言中含糊其辞,书中倒讲得很清楚:第一次降清不久,施琅又加入郑成功的反清义旅,施琅就郑的决策两次提出不同意见,引起郑的不满;施琅有战功却未官复原职,心生不满;施琅杀了郑明令不让杀的部将曾德,郑大怒,欲杀施琅,施逃脱,郑杀其父、弟……两人遂“剪为仇敌”。这被一些人称为“微嫌”而成为施琅叛郑降清的理由,实际是说不过去的。有意思的是,在晋江,一位50多岁施姓企业家就曾当我们的面抱怨:“我们小时候,施姓人氏在村里都有些抬不起头来,因为祖上出了个汉奸;现在才知道,原来不是那么回事。”他的抱怨,倒是告诉人们,在并不久远的年代,施琅作为汉奸,还是公认的。我没看过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从央视网站检索得知,“该剧以清康熙皇帝收复台湾的史实为背景,讲述了著名爱国将领施琅将军成功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艺术地再现了施琅将军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毕生精力的英雄壮举”。虽为文艺创作,施琅助清朝收复台湾的史实应该问题不大。但施琅力主攻台,其《陈台湾弃留利害疏》,能较早认识到台湾对于海防之重,也很难得;但上疏之外,恐难排除作为叛将为父弟报仇、作为降将急于事功之心;叛郑又攻郑,更陷自己于不义。硬加上那些诸如“爱国将领”、“成功完成国家统一”、“英雄壮举”之类,实有刻意放大其“功绩”、故意漠视其名节之嫌。引来争议,应在情理之中。96 施琅石雕像,据称系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立,建馆时移至此 2006年4月24日摄有关施琅的争议,据说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分,且似乎都有见地。只是一旦上升到国家、民族这样的政治层面,难免功利和实用,即使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也只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难以廓清其真实面目。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是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因为涉及人品,为立身之本。这其实既无须牵向满汉民族之争,也不必扯到明清朝代之变,仅就气节问题对他作出道德评价,即已足够。一个失节不忠之人,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而其后的作为越大,只会被指祸害越深,骂名更大。以此衡量施琅立身行事,结论不言自明。“贰臣”是指“王朝易代之际,兼仕两朝的大臣”。《辞源》还专设有另一词条“贰臣传”:“清弘历(高宗)乾隆四十一年,诏于国史增列贰臣传。所载明朝降清之大臣,共12卷,120人。”施琅虽未列其中,但乾隆以忠君为标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认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尽管为清朝作出了贡献,其子孙甚至还在清朝做官,但以忠君的标准衡量,他们是不完美的。事实上,郑成功去世后,康熙亲书挽联赞其“孤忠”,并不因反清而否定其忠君。这一做法,被认为是“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贰臣,事关气节,是做人道德底线的丧失,向为人所不齿。如果对贰臣也要“一分为二”,以为可以瑕不掩瑜,表现的不再是宽容和公道,只能是功利的驱使和原则的缺失,终为社会所不容。我们常说“文以人废”。其实,因人而废的,不仅是文;如果人品立不住,与其有关的一切皆可废,毫不足惜,因为“失节事大”。英雄不问出处,本身郑成功当年在鼓浪屿筑有炮台和工事 2006年4月26日摄是一种做贼心虚的不自信姿97态。近乎残酷的现实是,越是英雄,越要问清出处。“出处”经不住拷问的英方 雄,不能说是真英雄。对于他们,即使不能施行法律和行政的惩处,苛之以何为荣何为耻的道德审判,从来不可或缺,无人能免;即使当时幸免,后世也难逃脱;因时势而强做翻案文章,反易自取其辱,为天下笑。此为通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施琅岂能独免?附记:本文发表在2005年5月27日《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人民网文化频道随即予以转载了。不料,至2008年1月27日,人民网上忽然有署名“红如”的作者针对我的这篇文章写了长篇的“驳斥”文章。具体如何“驳”与“斥”,我将该文照录如下,阅后便知。看得出来,作者很用心,花了不少“考据”工夫。虽然其观点我不敢苟同,但毕竟是一家之言,有些又过于主观臆断,我也就不想作任何回应了。无独有偶,2008年4月,我从香港《广角镜》杂志看到当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以谁命名》,讲的也是如何评价施琅,针对性很强,观点鲜明,而且说得很专业,在此一并附录。2001年10月1日,设于晋江龙湖镇衙口村施氏大宗祠的施琅纪念馆开馆。简介说:施琅初为郑芝龙部将,后因事失和,归顺清廷,由同安副将、同安总兵擢为福建水师提督。郑成功驱逐了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后,郑氏政权据守台湾,与基本统一全国的清王朝对抗。施琅为收复台湾,结束国家长期分裂局面,再三请缨,于1683年率水师攻克澎湖,迫使郑氏政权投降 2006年4月24日摄98 附1:驳斥斯雄的《施琅:英雄不问出处?》

八闽琐记(2)
红 如也许人们早已知道,采用编造谎言、歪曲事实的办法,来诋毁历史人物或他人,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花样了。2006年5月31日,斯雄在其《施琅:英雄不问出处?》(发表在《人民网·文化论坛》)一文中开头便说:“2000年到香港后,与多少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见面时,经常听到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接着便批道:“对那些已经成功的现实英雄,没必要再去追究他们过去是不是见不得人——这样的观念,在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应该是共有的通病。”笔者就长期生活于港澳地区,然而却从未从“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那里听说过“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更不用说是什么“经常听到”了。这分明是斯雄为引出话题以攻击施琅而无中生有的捏造。且其矛头也指向中国内地——所谓“法制不健全的地方”云云。斯雄指责中国内地央视播放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誉施琅为“爱国将领”、“成功完成国家统一”、“英雄壮举”是“实有刻意放大其‘功绩’,故意漠视其名节之嫌”。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为防断章取义,特把其最关键的一段“论证”引述于下:“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是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因为涉及人品,为立身之本。这其实既无须牵向满汉民族之争,也不必扯到明清朝代之变,仅就气节问题对他做出道德评价,即已足够,一个失节不忠之人,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而其后的作为越大,只会被指祸害越深,骂名更大。以此衡量施琅立身行事,结论不言自明。”这真是奇谈怪论!众所周知,评价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主要应是看待其作为对国家、人民起了什么作用,而不是看其个人道德如何。如果其活动对于国家统一进步、民生的安定改善起了促进作用,即使其个人品德有不足之处,对其也应作出肯定的评价。施伟青先生早就评价过评价历史人物唯道德论的观点,指出,如果拿这种观点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那么,“商汤、周武王、管仲、曹操、魏征、宋太祖等等大有作为的历史人物都必须被唾弃”,但是这显然是不公允的(施伟青著《施琅将军传》第104页)。商汤,原是夏朝君主桀的臣子,他起兵推翻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他结束了夏王桀的*,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周武王,原是商纣王的臣子,他率兵灭了商朝,建立周朝。他推翻了纣王的残暴统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值得赞扬。99毛泽东称此举是“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5页)。管仲,原是春秋时期齐国公子纠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在公子纠被另一个政治集团的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杀死后,管仲不仅没有殉难,反而变成齐桓公最得力的助手,辅佐其成就霸业,存邢救卫,安定王室,稳定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秩序。管仲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曹操,原是东汉刘氏政权的臣子,他名为汉臣,实乃挟天子以令诸侯,精心经营,为其子曹丕代汉称帝铺就了台方 阶。但是曹操实行法治,重视农耕,统一北方,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魏征,在隋末各派政治集团中,原属李密部下,随李密降唐,后被窦建德所获,遂在其手下为官,窦建德败于唐后,他再次降唐。从此他在唐朝任职,以直谏著称,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促成“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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