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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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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务为佞谀”,“朝夕在上左右”,“甚见亲信”——— 《明史》在一番描述后,特地强调他“首发建都北平议”,作为此人“善附会”,“务为佞谀”的实绩。{131}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李至刚的建议绝非出于他本人,而是朱棣亲自授意的结果,甚至极可能安排李至刚做礼部尚书即是为了让他来提这样的建议(这类事由礼部尚书来提,最名正言顺)。李至刚建议一上,朱棣便即照准,“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132}。于是,朱元璋拟定的“北平”地名,悄然变做“北京”———闻名遐迩的“北京”一词即于该日诞生,而从此明朝变成两京制,南有南京,北有北京,终明一世皆如此。只不过,眼下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是南京,到后来则相颠倒,北京变成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朱棣玩的是障眼法,先用两京制遮掩他已经决定定都北京的打算。
  第二个小动作:当年五月,朱棣再次在廷议时提出“北京,朕旧封国,有国社国稷,今既为北京,而社稷之礼未有定制,其议以闻”{133}。这是什么意思呢?试探。朱棣欲借修订北京祭祀礼仪,给其以和南京同等规格,来观察群臣的反应。结果,礼部及太常寺两个职能部门专门开联席会议讨论此事,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坚决反对:“考古典之制,别无两京并立太社太稷之礼。”{134}因为是集体讨论,李至刚一个人也无法左右大家的主张。不过,朱棣本亦不曾指望顺利通过,他只想探探虚实,看反对程度究竟如何。事实证明,反对者相当之多。这样,他也就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了。
  第三个小动作:在动议提升北京祭祀规格碰壁后,朱棣弄明白的是,以合乎礼制和公开的方式推进北京的建都,阻力极大;他决心搁下这些“虚文浮礼”的争论,绕开规范化操作的途径,暂不触及北京的名分问题,采取实干方式,直接营建北京宫殿———既然北京是第二首都,造座宫殿以备“巡狩”,不算过分,没有不合礼法之处。至于规模如何,除了朱棣自己,无人知道;因为先期的准备工作是不事声张的,由朱棣专门委派几个大臣去办,并且与他单线联系。整个计划的实施经过如下:永乐四年八月,由淇国公邱福挑头上奏,“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135}。又是一位铁杆心腹出面———邱福乃朱棣死党,叛乱起事之时首夺北平九门,后来武将受封,邱列首位———显然又系由朱棣亲自授意。邱奏当即获准,北京建宫殿之事就此“立项”。
  

伪君子朱棣(38)
第四个小动作:朱棣愉快地接受了邱福的“请求”,却并不着急动工。足够有耐心是此人的最大特点。为登上皇位,他忍了几十年,忍到老爸驾鹤归西,然后在朱允炆着手削藩时他又一忍再忍,忍至后者对他失去警惕才突然发难。即以迁都这件事论,从永乐元年他在廷臣那里碰钉子,到今天邱福提出造宫殿,四年过去了———尽管他日思夜想,却足足忍了四年!忍,对他不是难事,相反,他每每在忍中“阴”着把事情做成。此刻,他又祭出这法宝,“阴”着开始了北京新宫殿的营建。为什么要“阴”着?因为有个秘密不可早泄于人:北京新宫殿的规模将远远超出南京。如大张旗鼓地把一切做在明处,群臣马上会意识到,这么一座新宫殿不可能为所谓“巡狩”而建,一定是迁都的信号。因此,事情应该偷偷开展,“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一则争取时间,二则届时万事俱备,给大家来个木已成舟,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邱福提议之后,表面上没有动静,暗中朱棣却派出几个官员去执行特殊使命———采木,新宫殿需要数量巨大的上等木材。工部尚书宋礼被派往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被派往湖北、湖南,户部左侍郎古朴被派往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被派往浙江,右佥都御史史仲成被派往山西,“督军民采木”{136}。这几个人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直到紫禁城开工。
  第五个小动作: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点,朱棣就有计划地增加北京人口。据《明实录》载,他至少先后十余次下令从各地移民以充实北京。盖因“靖难”之乱首起于此,头三年燕军与政府军之间的争夺也集中在这一带,人民或因惊惧或因避祸而逃亡甚多。朱棣既然心存以北京为首都之念,就必须增加其人口,使这座城市有相应之规模,并为即将展开的浩大工程建设预备充足的劳力。这些移民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就地转业的军人,更有相当数量的罪犯。也许因为普通百姓的移民难度较大,而罪犯则可强行安置,甚至罪犯自身也觉得被发往北京屯种是意外之喜,所以永乐年间以移民重建北京时就形成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相关的记录: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朱棣上台的头一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丈量】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因犯罪而流徙的人】。{137}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138}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指边防军需】,省馈运之劳【人力物力取诸本地】,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139}
  【永乐五年十月】己丑,谕刑部尚书吕震,凡戍边,各从南北风土所宜。闻北人苦炎瘴,其改佃北京,全活之。{140}
  从这些记载来看,北京之于永乐年间的中国,颇类乎澳洲之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安置罪犯并有赖罪犯而发展起来的土地。当时北京在三四十年内,接连遭遇两次大的战乱(元亡和“靖难之役”),连朱棣都说“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可见凋虚之极。而重建北京,即以罪囚为生力军:先派人去丈量土地,以待发配至此的“罪徙者”;然后制订“罪囚北京为民种田”的正式法规,同时规定经司法部门审定有罪之人,“悉发”(全部发往)北京境内屯种,到永乐五年又以“照顾”的名义指示刑部,将以往流放在南方的所有北方籍罪犯,统统转来北京开荒。虽然我们无从得到罪囚移民的官方数字,但从以上谕旨来看,这一政策既是全局性的,又是持续性的,可以猜想这个过去叫“大都”、“北平”,而重建后叫“北京”的地方,其人口来源,罪囚恐占相当比例。这个做法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这部分人,身处人生绝境,将他们输移北京、由囚转民,确如朱棣所料他们会有因朝廷降恩“得保全”、“全活之”的感恩戴德心理,正堪驱策,在即将开始的巨大工程中充当苦力。
  

伪君子朱棣(39)
第六个小动作:朱棣利用巡狩、北征等名义,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在北京居住,有意冷落南京,削弱它的政治地位,使权力中心实质性地北移。资料显示,从永乐七年起,至永乐十二年,朱棣的活动中心一直是北京。《寓圃杂记》说:“及上【朱棣】登极,即广旧邸【从前的燕王府】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141}他用这个办法让人们渐渐习惯北京成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
  第七个小动作:永乐五年七月,徐皇后病逝。这同样成为朱棣的一个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将未来的皇家陵寝定在北京,以展示终将迁都北上的决心。《太宗实录》载,徐皇后临终之时,留下这样一段最后遗言:
  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142}
  她说:“闻知皇上就要去北京视察,本来是想跟着去的,好离皇上近些,如今我是不能追随皇上了,倘皇上能念及此意,那就死而瞑目了。”这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徐皇后为了与朱棣寸步不离,要求葬于北京。不是说皇家夫妻就不可以卿卿我我,但朱棣并非其人(朱棣后宫的情形详后)。考虑到他一贯喜欢在历史中造假的癖好,这段本就别扭的情节看上去很可能是编造的。那么,替徐皇后编造这样几句“临终遗言”意义何在?盖因皇家陵寝,总在国都附近,以便奉祀。徐皇后之死,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朱棣可以通过确定陵址来为将来迁都北京做铺垫。这点心思,明代的观察家已看得很透,例如沈德符说:“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即徐皇后】崩。文皇圣意,已不欲立封域【陵墓】于南方,故迟迟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于昌平县。”{143}他派风水先生廖均卿等直奔北京,得“吉壤”于“黄土山”,而改其名为“万寿山”{144},此即现在明十三陵所在地。永乐十一年正月,陵寝建成,是为“长陵”,二月十七日,葬徐皇后于此。
  朱棣不断搞这样一些小动作,目的很明确:使迁都之事不可逆转。到了永乐十四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重提营建北京问题。论理,“营建北京”十年前就已做出了决定,朱棣为什么要再讨论?不外乎两点:一、统一思想;二、要国库正式拨款。第一点是关键。十年来,他搞了那么多小动作,做足铺垫,除了特别“不识时务”者,群臣岂有不知此事,说是要讨论,其实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明里是讨论“营建北京”,背后的文章却是迁都。按照《明实录》的记载,这次的讨论,没有反对的声音,朝臣一致拥护皇帝的英明决策,并争先恐后论证(建都于)北京的种种好处,什么“河山巩固”,什么“水甘土厚”,什么“民风淳朴”,什么“物产丰富”,乃至夸之为“天府之国”,显系溢美之辞。还有一些人,尽管也顺从,也拣好听的说,比之前者却较为实在:
  陛下重于劳民延缓之今【从永乐四年首议至今,整整十年了】,臣等切惟宗社大计正陛下当为之时,况今漕运已通【指京杭大运河的疏通和整治】、储蓄充溢【国家财政充足】、材用具备【采木采石等建筑材料准备工作完毕】、军民一心。营建之辰,天宝启之。【“辰”,日、月、星的总称;“天宝”可有二解,一指“天然之宝”,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一指秦穆公所获神瑞之物“陈宝”。二句的意思,无非称颂营建北京的决定是很吉祥的。】伏乞早赐圣断,勅所司【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择日兴工,以成国家悠久之计,副臣民之望。{145}
  其言语中不免有一点这样的含意:“既然皇上准备了那么久,万事俱备,臣等还能说什么呢?”似乎这次廷议没有一丁点反对的声音,只有几个傻乎乎不明就里的地方官———河南的左、右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和参议陈祚———联名上疏,强烈反对迁都北京,被朱棣直接打发到湖广均州农村当“佃户”{146},从此再无人出面表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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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40)
曲线迂回十年,定都北京之事终得确立。名义上,北京兴建从翌年即永乐十五年六月动工,《明实录》也是这么记载的,实际上这个日期宜理解为北京升格为第一首都的时间,真正动工则早于此,因为先前我们在《明实录》中曾多次看到朱棣就北京工程的负责人任命以及工匠管理等问题,作过指示,说明工程早在进行之中;这一次,不过是在“国务会议”上借讨论之名为批准迁都以及工程开工,走个过场。否则,仅用三年时间,到永乐十八年即建成规模如此宏大的紫禁城,将是一个无法解释也根本不可能的奇迹。
  后世称道朱棣营建北京———这座当今世界大都会的骨架和基础,确由他塑造与奠定———之功,以及对宏伟壮丽的紫禁城啧啧称奇时,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并且指出这一事实:明代初年,中国居然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先后承受了在南北建造两座都城的巨大负担。要知道,这两座都城中的任何一座,在当时世界上都堪称最为奢费的大城。南京修造了十年,而北京的工程前后耗时二十年。
  国家显然为此投入了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我们虽然不知道营造北京究竟耗资多少,因为朱棣不屑于向他的人民公布这样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铜钱都是从赋税中来,亦即都是由当时的普通百姓来承担。
  我们可由紫禁城昂贵的材料来想见它的奢费———当时,三大殿的柱子全部采用巨大的楠木{147}。因为珍稀,这种木材被冠以“金丝”的形容词。它所以昂贵,除生长周期长,更由于皆处深山之中,砍伐及运输甚是艰难。一根运抵北京的楠木,甚至包含了许多人的生命代价。为了给紫禁城置备足够的木材,几位采木大臣在从山西、四川、两湖、江西直到浙江的广大区域内,足足滞留了十几年。例如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永乐四年赴任,直到永乐十七年才“自蜀召还”,除了中间短暂地在别处处理一些事情,他在四川的采木延续了十三年之久。
  如此浩大的工程,人民为此承受了怎样沉重的赋税,我们虽无法知悉真实的数字,却一定是惊人的。在回避或不屑于记载这些数字时,史书偶尔会提及一些局部性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单两湖一地为采木而投入的人力,即达十万之众{148};当时共五大采木地,如以规模不等做一平均估算,仅采木一项,征用民夫总数约四十万上下。至于正式营建北京和紫禁城所投入的人力,不久前,央视在其制作的纪录片《故宫》中指出:“据说超过百万之多。”它还举例说,仅保和殿后的一块巨型汉白玉石,“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两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二十八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149}虽然我没有直接掌握这些数字的来源,但出自作为国家电视台制作并有明史专家参与的作品,大约是可以采信的。
  回到恩格斯那句话:“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无论如何,在评价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泯灭公正与爱心。关于迁都北京的战略意义,关于重复建设两座首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营建北京算不算“进步”或包含多大“进步”意义———这些争论都可以先放下不说,但当后人称颂北京和故宫的宏伟,并视之为朱棣的一件丰功时,我们该怎样面对当时那一百多万先后为此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劳工?怎样面对举国为此背负沉重的赋税负担、苦不堪言的普通百姓?难道说,只因为营建北京的过程中没有诞生一个类似孟姜女式的传说,我们对当时人民的苦痛就很难想象?在一些藏头露尾的记载中,其实仍可看到人民因为难以忍受而至于反抗的事例:如师逵在两湖督办采木,过于“严刻”,激荡民怨,民“多从李法良为乱”,此事被一个监察官员报告到中央,却“以帝所特遣,置不问”{150}。
  

伪君子朱棣(41)
至于迁都北京的所谓“战略意义”,不仅落空,而且实践证明,朱棣此举所依据的地缘政治认识,全然错误,是不自量力、自我膨胀的表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称“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对迁都北京的后果,有一段盖棺论定般的全局性评论:
  有明都燕【明朝以北京为首都】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妄入,擅自进入】,崇祯间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疲惫,困乏,衰败】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以上论迁都北京过于靠近边防前线,极不利于国家安全,并数度造成严重危机】?江南之民命竭于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这两句是批评北京远离经济发达地区,致大量物力空耗于输送过程,在道路和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这的确会额外增加巨额费用而造成浪费】,皆都燕之为害也。{151}
  对外用兵
  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大部分时间对外取守势,唯永乐年间主动出击。朱棣在南北两个方向,都发动大规模战争。南面战争的对象是安南(今越南北部。当时越南分为两国,北部是安南国,南部是占城国),北面则是老对手蒙古人。
  秦汉唐三代,安南为中国所统治,宋以后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变成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属国。朱元璋时代的政策是尊重安南的独立,他开列过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名单,安南就在其中。
  朱棣征安南起因于被愚弄。当时安南国内发生弑君自立事件,弑君者为骗取中国承认,诡称自己是前国王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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