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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中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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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个本不具有立国资格的小国,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享国近两百年。西夏国灭亡后,成吉思汗在六盘山逝世。
  许多闻名于世的帝王一旦离世,其身后的帝国便土崩瓦解,但是成吉思汗却没有重复他们的命运,蒙古帝国在他身后的黄金家族带领下,依然在走向膨胀。
  灭掉金国是成吉思汗的平生志愿,也成为他至死未了的夙愿。
  当年,女真族所建立的大金为强化对蒙古各部落的统治,利用其内部仇杀,实行分化政策。公元12世纪中后期,更对蒙古各部实行残酷的“减丁”政策,每三年派兵剿杀一次,金骑所到之处,蒙古各部财毁人亡,蒙古各部对金统治者“怨入骨髓”。
  早在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在世之时,就亲率大军攻金,所以蒙古前期攻金在政治上带有反压迫色彩。四年之后,金中都(今北京市西南的宣武、丰台区内)被蒙古人攻陷。由于金国人民顽强抵抗,长期以来蒙古未能灭金。
  窝阔台大汗即位之后,改用“联宋攻金”策略,与南宋结成军事同盟。在南宋与蒙古联合攻打下,公元1234年,金国立国一百二十年之时,面临覆亡的危机。其末代皇帝完颜承麟临危受命,接受其父禅让,但在位不足半天,更有人指出其称帝时间不到一个时辰,便在巷战中战死,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其父自缢身死,并遣人纵火焚其尸。
  灭亡金国之后,蒙古铁骑大肆劫杀完颜族人,蒙古军中甚至有“惟完颜一族不赦”的说法。完颜后人或被杀,或隐姓埋名,只有甘肃泾川县王村镇完颜村一脉延续至今。
  蒙古人灭掉金和西夏,为统一中国铺平了道路,但是南宋并不像蒙古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顺利被征服。
  蒙古铁骑征服西辽用了一年时间,征服花剌子模用时一年半,征服罗斯公国(俄罗斯)耗时五年,征服波斯加上*阿拔斯王朝历经八年,征服西夏整整十载,征服女真所建金政权跨越二十二年,灭亡大理国只用短短数月。
  但是,即使在蒙古力量最为强盛的时代,他们投入最精锐的部队进攻南宋政权,竟然用去四十五年时间,方获成功。一代天骄蒙哥大汗竟在四川合州钓鱼城战死,蒙哥大汗死在宋人手里,改变了整个欧洲甚至北非的历史命运。 。 想看书来

二 蒙古人的奋斗(3)
钓鱼城一战,让蒙古军团无论如何不能小视这个退居南方的文治政权,一个小小的钓鱼城,蒙古数十万大军围攻二十二年始终不能拿下,直到南宋中央政权覆亡,这个小城也未被征服,最终双方讲和,以不伤城内平民为条件,结束了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攻守战争,而守城宋朝将士全体自杀殉国。这不啻为世界战争史上的顶级经典战例。
  在对宋的战争中,忽必烈开始反省他的蒙古式统治方略,他太想取代这个看似文弱实则在内心不敢轻视的王朝。他既想全面皈依于宋朝的统治方式,成为继往开来的正统王朝,又被迫受制于现实束缚,在汉式统治方式之外,不得不容忍蒙古贵族的干政。
  此后,蒙古人的策略是先征服大理(唐朝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所开创的白族主导政权),招降吐蕃,使南宋陷于两面夹击境地。
  除此之外,在东北亚的一个凸出半岛上,还有一个政权需要被彻底制服,那便是高丽。
  与中国唐朝进行过一番角力之后,新罗统一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但它在进入公元10世纪之后便分崩离析。新罗贵族弓裔在起兵之后,于公元901年建都开城,他声称复兴高句丽,定国号高句丽,史称“后高句丽”。
  公元918年,值中国五代十国之乱,“后高句丽”大将王建又被部将黄袍加身,不久大体统一朝鲜半岛。就这样,在发源于中国东北的地方政权高句丽被唐朝灭亡后二百五十年之后,王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起“高丽”政权,史称“王氏高丽”。
  其名与“后高句丽”一样,虽国号源于高句丽,但前后并不是一体相续的朝代,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王氏高丽”和此前的“后高句丽”都是直接脱胎于新罗的政权,不论在主体民族构成还是在领土继承方面,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领土绝大部分都不重合,民族语言也不同,历史年代跨度更是超过两个半世纪。也就是说,高句丽为古代中国地方性政权,而王氏高丽是朝鲜先民自主建立的民族国家。
  高丽建国之后,适逢中国契丹民族崛起,该民族于公元916年建立由其主导的大辽政权。从公元993年起,大辽曾发动三次大规模针对高丽的征伐战争,其中最多一次发兵八十万,一度占领其首都开京。但由于高丽与北宋政权关系友好,大辽陷入南北两线作战,在公元1018年的最后一次辽丽大战中,契丹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最终契丹人退出半岛。
  随着中国北方蒙古势力的崛起,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政权处于战略防御期。成吉思汗所率领的蒙古军队曾于公元1218年以围歼大辽为由进入高丽,高丽被迫向蒙古汗国屈服。从公元1231~1259年近三十年间,一步步崛起的蒙古大军先后六次征伐高丽。
  面对蒙古军压倒性优势,高丽上下无计可施,在首次迎战中,高丽皇室即被迫放弃国都开京,带领其贵族以及军队全部移驻江华岛(黄海中的小岛,今属韩国京畿道)。
  蒙古铁骑虽骁勇善战,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江华岛毫无办法,最终高丽在外有强敌,内遭政争的局面下,屈从于蒙古军队,高丽遂成蒙古汗国之附庸国。
  这一时期虽然是蒙古势力的上升期,但是其铁骑面对距海岸线不远的江华岛防御无计可施(江华岛距今天的韩国首尔仅五十公里,与陆地之间仅有约1公里宽海峡相隔),已经暴露出这个庞大陆军事政权的软肋,那便是面对海洋,哪怕只是浅浅的一公里海峡,它都是陌生且恐惧的。这一点,已经为此后忽必烈时代征讨日本失败做出了提前的诠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 蒙古人的奋斗(4)
蒙古人在高丽和州(今朝鲜永兴)设置双城总管府,管辖原高丽东北部地区。此后,双城总管府隶属于元朝辽阳行省,存在近百年,其间蒙古派员入高丽监国,高丽世子入质大都。
  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送这位年轻的王子回国统治高丽,并使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后来的高丽国王就都有了蒙古血统。
  拖雷系代替窝阔台系自公元1250年拥有大汗宝座,属于这一系的有蒙哥大汗(在位至公元1259年)和忽必烈大汗(在位至公元1294年)。忽必烈及其子孙一方面以蒙古大汗的名义统管欧亚四大汗国,另一方面又以世袭皇帝的身份统治中国地区,并且其正统地位受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认可。
  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即大汗位,在这里,忽必烈采纳了汉族幕僚的建议,颁布即位诏书,称皇帝,以表示自己正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忽必烈的政治志向远超其兄蒙哥汗、其父托雷汗,他企图变革蒙古汗国的国家体制。他不仅要做蒙古帝国大汗,还要做中原正统封建王朝的合法继承人。此后,由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争,忽必烈与其幼弟阿里不哥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阿里不哥最终认输,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又经过四年的筹备期,南图以汉人为主体民族的赵宋南渡政权。
  公元1264年,忽必烈汗将蒙古帝国首都从和林迁到燕京(今北京,原金朝中都,金亡后称为燕京),后又改其名为大都,从此,大都正式替代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旧都和林成为元朝陪都,同时也是元朝岭北行省(辖境包括今西伯利亚大部、蒙古共和国、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各一部)治所所在。
  公元1271年(南宋咸淳七年)11月,忽必烈建国号曰大元,取中国经典《易经》中“乾元”之义。忽必烈迁都大都之后,继续推行汉法、任用汉族官员。
  在与大臣进行商讨的时候,忽必烈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依靠游牧即便能建立起一个国家,也不能很好地维持巩固下去。”
  但四大汗国中的其他三个国家对忽必烈“行汉法”并不认同。所以,中国元朝与蒙古帝国又有本质的区别。
  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中国正统王朝皇帝,忽必烈都有理由去自负。他的祖辈、父辈带领着蒙古帝国走向辉煌,从生下的那一天起,忽必烈一生的征战岁月便已注定。
  公元1266年,四川开州在这一年被攻陷,但是第二年就被宋人光复。虽然忽必烈的决策越来越倚重于自己所信任的汉人幕僚,但他对大多数汉人还是不放心,或者说没有绝对的自信去放权给他们,他下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均用蒙古、色目人。但是第二年又花重金敕修山东曲阜的孔庙。忽必烈的心情是这样的矛盾。
  公元1266年,忽必烈还在大都饶有兴趣地接见了来自威尼斯的商界望族马可?波罗一行,他详细询问了威尼斯的风土人情、立法、军事、国家治理等情况,了解到了罗马教廷的概况。于是,忽必烈在军务的间隙,给罗马教皇写了一封信,要教皇委派一百位传教士来中国传授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
  在汉人幕僚的影响下,忽必烈有着开创“远迈汉唐”伟业的志向,但是他的志向却因南宋这块难啃的骨头被暂时搁浅。
  就在这时,忽必烈的御前顾问们告诉他,除了南宋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被征服,那是一个岛国,这个岛国在大唐鼎盛之时曾经挑战过大陆皇帝的权威,战争发生地就在今天的高丽,并且这个国家与宋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这个国家在高丽人和汉人幕僚的口中,被称作“倭”。
  就像日本人不知道蒙古的存在一样,忽必烈也对这个小邦充满了新奇和未知。
  

三 忽必烈很生气(1)
早在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就曾给高丽国王发出一份诏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可见当时忽必烈还不知道日本的存在。到公元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建议:“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所以说,高丽人赵彝来到大都,是忽必烈决心向日本派遣招抚使的一个重要契机。
  赵彝出生在高丽咸安(今属韩国庆尚南道),咸安与日本隔海相望,赵彝又通晓数国语言,他被蒙古征服者从高丽带回大都之后,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
  据中国《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是听了他的建议才有了招抚日本的计划。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忽必烈在中国大陆最强大的对手南宋王朝与日本有着紧密联系,如果能够成功招抚日本,就可以使南宋政权陷入孤立。
  不能夸大这个因素——宋日之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保持在民间贸易阶段,日本自顾尚且不暇,为南宋提供有效支援的可能性极小。
  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局限,信息不对称,又使得忽必烈很难清楚地知道宋日交往的真实情形。
  我们就只能进行合理的推测:听信赵彝所说的宋日交往的频繁和密切只是忽必烈派遣赴日使者的促因,其最根本的动机,恐怕还在于忽必烈内心深处无法遏制的征服野心和建立“远迈汉唐”伟业的欲望。他希望能像汉唐帝王那样,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这样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合法形象。
  忽必烈的这种气质,使得他所开创的元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极其主动的姿态向周边区域全面扩张的王朝。这一点,让元代与其他王朝有明显区别。
  公元1266年8月,忽必烈派出兵部侍郎黑的为国使,希望在高丽的配合下,对日本谕以圣意,希望该国统治者能识时务,主动与蒙古交好。
  在日本方面,全国上下,从幕府到朝廷再到民间商人,可以说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纪风雨一无所知。但是一个人除外——他就是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早在公元1258年他就写成一本奇书,预言日本要遭受外来入侵。
  但是,日莲上人的预测并不是建立在事实和情报基础上,而是根据日本版“天人感应”学说做出的先知式推测。
  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后,在日本又衍生出许多新的宗派,并逐渐为武士阶层所接受,成为抗衡宫廷贵族、服务武家统治的新型意识形态。由日莲上人所创立的“日莲宗”以中国“天台宗”为源头,以其颇具日本特色的教义与政治理念,在日本佛教发展和整个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元1257年,蒙古西征大军围攻巴格达,南下大军平定大理国继而转攻安南,忽必烈受蒙哥大汗之命进攻南宋鄂州城(武昌)。
  同年,日本开始遭遇天灾,五谷不收,万民受难,这场天灾一直持续到公元1259年,即蒙哥大汗亲征南宋钓鱼城战死那一年。
  日莲上人在第二年写成《立正安国论》,这便是那本惊世奇书。它通过宗教逻辑的推演和对日本社会矛盾的分析,预言日本将要遭受严重外患,并将之上呈给北条时赖任“执权”的镰仓幕府。
  一时间,引起重大争议。
  《立正安国论》采用骈俪汉文,以主客问答体裁展开,由宗教信仰叙述到国家政治改革,以天灾地变说治世安国之要道。他认为之所以各种灾害不断,乃因违背《法华经》正法,唯有弘扬法华之妙法,才能消除灾难,始为立正安国之道,故名“立正安国”。

三 忽必烈很生气(2)
《立正安国论》“略本”真迹由中山法华经寺收藏,其“广本”真迹藏于京都本国寺。日莲上人所提交的《立正安国论》与中国汉朝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类似的逻辑思维,应该说无甚新意,但巧合的是,他准确地预见到日本此后遭受蒙古来袭甚至幕府发生内乱的历史事件,以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日本军国主义者,把日莲上人塑造成所谓的“忧国圣人”而大加吹捧。
  忽必烈要求高丽配合蒙古朝廷说服日本,但是高丽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甚至可以说高丽人并不赞成蒙古征服日本的决策,因为高丽担心会被卷入战争。
  此时,经过蒙古连续三十年的打击和削弱,高丽已经被忽必烈彻底征服,而与此同时,高丽常年受到日本海盗侵袭。
  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可视为“前期倭寇”,由日本对马、隐歧、肥前等地的渔民和农人组成,他们在粮食歉收或遭遇饥荒的年份,武装起来乘船至朝鲜半岛南部沿海,劫掠米粮。
  公元1223年,即蒙古军团几乎把金国在黄河以北所有领土侵蚀殆尽的那一年,在高丽南部的金州发生了倭寇大肆抢掠的轰动事件。这种不间断的骚扰行为一直持续到公元1263年。
  公元1227年,高丽向日本大宰府派遣使节,要求日本官方查禁倭寇。大宰府次官武藤资赖曾当着高丽使节的面斩首了九十名倭寇,但是无能的日本官方并不能禁止倭寇,从《高丽史》上的记录来看,倭寇对半岛的侵扰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
  公元1263年,倭寇再次来袭,掠走高丽漕运船上的120石谷物,而高丽政府径直派人进入日本对马岛收回了被掠走的物资。
  另一方面,从公元12世纪后半叶~13世纪后半叶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对马岛与高丽简直在进行着所谓的“进奉贸易”。缺乏耕地的对马岛为获取经济收益,向高丽王室进奉朝贡物品,高丽再下赐给对马岛相当于供品几倍的货物,实质上是日本地方政府对高丽政府的朝贡贸易。这种模拟中国中原王朝与藩属国的交流模式,使得日本与高丽之间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关系。
  直到忽必烈发兵日本之前的公元1272年,日本对马岛进奉贸易船只还曾到过高丽金州,庆尚道按抚使害怕两国来往被忽必烈知道,暗中让日本船只原路返回。
  所以,尽管倭寇侵袭使得高丽不胜其扰,但高丽政府也慢慢认识到,倭寇行为并不是由日本官方支持或认可的,虽然日本幕府有纵容的嫌疑,但想到要卷入一场大战争,高丽人还是不愿意在忽必烈征服日本的计划中担当积极角色。
  忽必烈向日本派出黑的使团的那一年,是在他发兵围攻南宋军事重镇襄阳城的前一年。黑的使团先行来到高丽,他们还携带了忽必烈给高丽国王的督促诏书:
  “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以下,抑或通使中国。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等导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故托卿之忠诚,卿其勉之。”
  但《元史》对于这一批使者,却有“未至而还”的记载,使节提出的借口恰恰就是“大洋万里,风涛蹴天”,这一点忽必烈在诏书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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