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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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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击垮义勇军的，不光是日寇，还有老天爷。
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或是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树叶一落，“时令病”就来了，觉得没别的路了。真投降的，假投降的，有的则插枪散伙了，说是待来年春暖花开聚拢起来再干。
1937年1月17日，《王润成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这些队伍的投降，与以前不同。在以前投降，大半都是领袖分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下层群众投降，而这次则是因衣、食、住等问题无法解决，群众动摆，领袖又想不出办法。举例说吧，史旅的安团、刘营他们投降，是在三五年十二月与三六年一月前后，这时候讨伐队早已撤退了，可是没有棉衣穿没有房子住，一去征收给养就得打仗，并且无处去弄。为了这件事刘营长在密营里哭了三天，最后宣布谁能干，谁就领导这些人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将军，笔者采访时八十三岁，白发浓眉，目光有神，思维敏捷，谈吐文雅，学者风度。
他1916年生于河南省武陟县一地主家庭，先后就读河南焦作中学和北平弘达中学，1934年入团，1935年入党，并于同年与在焦作中学的同班同学王静敏一起被派往东北。
负责送他们去东北的交通员叫李义臣，山东人，在东北待过多年。三十多岁，中下个头，宽肩阔背，一张脸上方下圆，浓眉大眼，话少，好像不会笑。他的“身份”是个那时常见的江湖卖艺人，彭施鲁和王静敏是他的“徒弟”。出发前约定，沿途两个人尽量少说话，一切由“师傅”应付。
从北平坐火车到山海关，过去叫出关，这回是“出国”——那边是“满洲国”了。
“出国”自然麻烦，买张火车票，这证那件的，恨不能把你祖宗八代翻个底朝天。3个人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饭后背着行李卷迈动“11号”上路了。
荒山野岭，乡间小路，晚上就在老乡家吃住。第三天傍晚，山冈上跑下几个人，喊着让他们站住。两个学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傻呆呆地站在那儿。李义臣大喊：胡子，是劫道儿的胡子，快跑！眼看着跑不动了，李义臣拼命追上一辆马车，跟车老板商量，让两个学生爬上去，马狂奔，人狂喘。
到了绥中县城，火车票就买好了。到长春后，又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去方正。方正县就属“匪区”了，买票时盘查你去方正什么地方，找谁、干什么，还要把姓名写在车票上。
彭施鲁原名王鹏华，王静敏原名王永谷。在北平动身前，李义臣说这不像东北庄稼人的名字，得改了。彭施鲁说我叫“王长庚”吧，李义臣说行。王静敏说我连姓也改了，叫“张永顺”。李义臣说叫“长顺”吧，“长庚”、“长顺”，听着更像师兄弟。一路坐车有伪警察盘问，住店来查夜，让你把随身那点东西抖搂一遍。改名换姓不说，还不能堂堂正正通过“天下第一关”，走荒山野岭绕太远。这回就要到“匪区”，参加自己的队伍了，两个热血书生激动不已，就出了点儿差错。
下车时，那车门一边一个伪警察，李义臣拿着车票走在头里，盘问过了。问到一路上都叫“张长顺”的王静敏姓什么，就说个“姓王”。彭施鲁心头一紧，听到王静敏又回答“俺叫王长庚”，一颗心落了地，明白自己又得改名换姓，叫“张长顺”了。
而笔者执意将彭施鲁放到这一章里介绍，是因为他这个抗联有太多与众不同的第一。
出关第一夜，在老乡家里，他这个中原人第一次领教了东北的热炕头，烙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在那冰天雪地中露营的日子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抗战胜利后找个热炕头，美美地睡上一觉。
到哈尔滨已过元旦，吐口痰，立刻在冰滑的地上冻成冰砣，就立刻想到那个“撒尿得拿根棍子敲”的传言。而这时他并不明白这滴水成冰的严寒，对他和东北抗联将意味着什么。
到4军时，正是“冻掉下巴”的腊七腊八前后。在密营里，他见到刚缴获的冻得铅球、铁蛋样的橘子，更让他惊异、咂舌的是，非但没放进热水里化，反倒放在冷水里冰。约莫半个小时后，那橘子表面就结了层比铜钱还厚的冰，把冰敲碎，橘子就变得软软的了。官兵告诉他，要是放进热水里，橘子就烂了。人冻伤也一样，不能用火烤，而要用雪搓，把伤处皮肤搓红了，血流通了，就没问题了。
4军新兵彭施鲁，一切从头起步。骑马、射击不用说了，吃饭、拉屎也得学。行军时，包米面大饼子要贴身揣着，不然就成铁饼了，一口几道牙印。有道是“小孩的屁股大酱缸”，天多冷，冻不坏。大人的屁股也挺抗冻，可生殖器呢？零下40多摄氏度，一会儿就危险了。要等到快憋不住时，赶紧蹲下，速战速决。
看他冻得鼻涕拉碴的样儿，大家都挺可怜这个关里来的洋学生。有的劝他去做地方工作，有的说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受不了冰天雪地中的饥寒交迫，有的离队回家了，有的叛变投敌了。而来自中原大地的热血男儿，就在这东北的大烟泡中，用战斗迎接胜利。
六十三年后，老人说他能在东北抗战十年，首先要感谢“抗联第一宝——乌拉”。
鞋底、鞋面是一整块牛皮，鞋面上有一凸起的半圆形的褶，鞋口钉着一圈鼻扣儿。先把一块挺大挺厚的布，叫“乌拉腰”，沿鞋口垫放进去，再把乌拉草絮进去，然后把裹好裹脚布的脚伸进去，就开始系乌拉带。乌拉带是根长两米左右、筷子粗细的麻绳，从鼻扣儿中穿过，系紧前先把裤腿抿紧，再用乌拉腰把裤腿裹住。那乌拉腰高及膝下，乌拉带一直绑上去，连绑腿都有了。
零下40多摄氏度趴在雪地里，缴获的鬼子的大头鞋，个把小时就冻得猫抓狗咬似的。穿乌拉什么事没有，又轻快，绑上草绳子走冰雪道还不滑——不然，怎么算得“抗联第一宝”呀。
只是在人类的鞋类中，这乌拉却是穿起来最费事的，快手也得半袋烟的工夫。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乌拉草一定要絮得均匀，展开一个窝儿，那脚伸进去可舒服了。彭施鲁个把小时也难搞利索，这儿薄了，那儿厚了，厚了硌脚，薄了冻脚。看人家乌拉带还在腿上打个十字花，走出十几里还是原样儿，他的一会儿就掉裤子似的堆到脚脖子上了。
如今新兵入伍，首先是练队列。抗联没有这一说。而彭施鲁参加抗联的第一课，是学习穿乌拉——他必须首先学会怎样做个东北人。
老人说，毛主席问他的卫兵李银桥，手重要，还是脚重要，李银桥说手重要。毛主席说不对，没有脚就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不能革命。走路靠脚，脚靠鞋，东北冬天是乌拉。在东北，腿脚最多的不是枪伤，而是冻伤。脚是最容易冻伤的部位之一，多少人都是脚冻坏了呀。你意志再坚强，抗战再坚决，脚冻坏了，那人就废了。
露营之歌
白雪铺满大地，山中深及尺，挂满茂密参天之林木，野兽绝迹，鸦雀无声，静寂寒冽，宛若资本主义世界垂亡追悼之序幕。游击争战，最恶此景，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一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宁安军本部新移林口，诸缺准备，而日贼不断出扰，以此深为焦虑。
这是周保中1936年11月11日日记中的一个自然段。
老人们说，归屯前“讨伐”再紧，白天蹲山，晚上下山也能找个屯子睡觉。归屯后不行了，就是“天大房子地大炕”了。抗联进入艰苦时期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露营了。
山里宿营，山沟背风，自然暖和，发生战斗，地形不利。山顶地势好，风大，冷不说，那火也刮得东倒西伏，还易被敌人发现。通常是在山腰选个平坦处，周围山上山下布上岗哨，有敌情首先抢占制高点。部署妥当，大家就忙活起来“打火堆”，就是锯树，砍柴火，弄堆火取暖，准备过夜。
1938年后，“打火堆”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能不随身携带斧锯，特别是锯，甚至比枪还重要。是那种两头窄、中间宽的“大肚子锯”，又叫“快马子”，一人来长，两人合用。选那种一人来粗，或者再细点的树锯，太粗了搬不动，太细了不抗烧。无论粗细，一个暴马子，一个刺松，这两种树不要，烧起来噼噼啪啪火星子四溅，烧人烧衣服。锯倒了，再截成一截一截的，大的两人抬，小的一人扛，或拖到睡觉的地场。把雪尽量清除，底下一层摆好，上面一层十字交叉放着，再一层也一样。一人来粗的木头，每层4根，摆放3层，能烧一夜。木头细了，就得加量。
这都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开头不懂，弄几根木头堆那儿，下半夜就烧光了。或者锯些“站杆子树”，就是死了、干了还没倒的树，倒是好烧，也不抗烧。几根干木夹在中间做引柴，大都为湿木，这样打成的火堆抗烧，还有意外收获。那湿木烧起来两头咝咝响着冒白沫子，凉了形成黄糊糊的结晶，北满叫“木碱”，吉东叫“树胶”，有没有、有什么营养价值不知道，做“饭”时放锅里黏糊糊的，口感挺好。
锅呀搪瓷盆子呀，或者鬼子的钢盔、猪腰子饭盒什么的，在火焰上方支架着，咕嘟得差不多了，管它粮食，还是树皮，热乎乎的弄一肚子，就在那火堆旁睡觉。
有狗皮、狍子皮什么的铺上，没有就弄些树枝子。从头到脚系紧了、捂严了，每人都有个背篼子，枕着。枪放在身旁，或者也枕着。敌人偷袭，听到枪响，顺手抓枪，就地滚到大树底下，趴那儿，或站起来隐在树后射击。
人少，那人就顺着火堆睡。人多，就把脚对着火堆，呈辐射状围一圈，那人一个个都弓成对虾似的，使劲儿朝一块儿挤。当然也自觉不自觉地往火堆上靠，靠得太近就危险了，有的就烧死了。有的没烧着，第二天早晨一碰，身子都硬了。
抗联管露营叫“打小宿”。1938年前，是偶尔打次小宿，1938年后就是常态了，应该叫“打大宿”了。用一些老人的话讲，那时要住回房子，反倒成了“打小宿”。
彭施鲁老人说，有部电影，抗联在雪地露宿，盖床被子。睡觉嘛，当然得有被子了，编导这么想的，观众也看不出毛病，我们就笑了，说哪来的被子呀。那时一般有件大衣，那时叫“大氅”，个别人有条同样烧得窟窿眼子的毯子，打几仗也丢了没了。那时一年四季就在山里滚，这山那山，这县那县，肚里没食，扛支枪都打晃，再弄床被子，潮了湿了，多沉？当然不排除某支部队打一仗，得床被子，盖几次，但在本质上是不真实的。你采访这么多人了，谁盖过被子？
老人说，山里有废弃的炭窑，碰上一个，那就是天堂了。
老人们都说，开头真受不了。挨火堆躺着，这边衣服烤煳了，那边身子透心凉。脚冲火堆的，你瞅吧，那人几乎都是一个姿势。两手插在胯裆里，身子使劲朝前“勾勾”（弓、弯）着，恨不能把脑袋也插进胯裆里。睡不着，冻醒了，就坐起来烤火，再不就蹦跳一阵子。飞禽走兽还有个窝呀洞呀的，咱这是算哪一类呀？还叫人吗？可这人哪，也真是种适应性动物。待到成了“野人”，老百姓说是“见鬼了”，那觉也睡得挺香了，觉得抗联就应该这样打小宿了。过去新兵上队，说当抗联打仗、吃苦，你怕不怕呀？这回就问：露营、打小宿，你受得了吗？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
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提起抗联，人们就会想到出自抗联人之手的《露营之歌》，是太自然了。
各军大都有过帐篷，有缴获的，有自制的。杨靖宇还亲自设计过帐篷。“梳篦战术”，“壁虱战术”，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有时一天几仗，连最宝贝的机枪都插起来了，那帐篷也就可想而知了。
老人都说，不管天多冷，有火就行。
《露营之歌》，一年四季分四段，哪一季都离不开火。春天是“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夏天是“烟火冲天起，蚊吮血透衫”，秋天是“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冬天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无论天多热，晚上山里也凉，雨后还有潮气，没火烘烤着，也冻不坏人，却能坐病。蚊子、小咬一团一团的，还有瞎虻，没烟火熏着也不行。无论什么季节，火还能吓阻野兽。
老人们都说，那时人抗造，可再抗造也是人哪！胃病，腰腿痛，夜盲，烂裆，谁都难免，轻重而已。最要命的是抽筋，胳膊腿都抽，那人抽得嗷嗷叫，快勾勾成一团了。如今踢足球抽筋是累的，我们那时累呀饿呀潮呀，什么都有了。也像足球运动员那样，扳起腿抻巴抻巴，更重要的是用火烤。特别是冬天，干什么也离不开火，没火就完了。敌人来了，背着架着抬着跑。跑着跑着，觉得不大对劲了，一看，那人就不行了。
曹曙焰老人说，有个牛奇中，脖子本来就长，外号“长脖子老等”（一种长脖长腿的鸟，学名“苍鹭”）。1940年夏在虎林一个草甸子里，一觉醒来，他说你看我是咋的了？大家吓了一跳，那脖子突然长出来一截，一尺多长了。我们几个人给他搓呀揉呀按的，那能管用吗？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不疼也不行了，除了睡觉，总得一只手托着下巴，不然就支不住脑袋，说不定歪到哪边儿去了。那种不是人活的日子，什么稀奇古怪的病都有。到苏联后我还见到他了，还用手托着个下巴，这人后来不知到哪儿去了、怎么样了。
“打火堆”当然也会引来敌人。有敌情，春夏秋没火也能将就，起码冻不死，冬天就难了。有时“讨伐队”就在附近，就去偷袭它，打仗可以御寒。有时一堆伤员，打不了，就寻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弄堆火，同时加强警戒。因为没有火，那人那一夜也完蛋了。饥与寒不同，人饿几天不会死，而冻死、冻伤，常常就是不知不觉间的一会儿工夫。
1939年1月21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高禹民的指示信》，开篇即是：
远地送来亲爱的战友们饥饿的呻吟，寒冻的颤声，热情在我们周身澎湃。同志们坚毅清癯的瘦影在我们脑海中闪动。我们是朝夕关怀着你们，翘望兴安峰峦，可见巍岭绝壁严肃的仪容！白雪与寒风争厉！这真是象征着伟大事业的时期，我们紧握着拳头，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与饥饿寒冻，去与万恶日寇拼杀！不达胜利誓不休！
同年4月19日，《高禹民关于下江部队情况给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闯过一九三八年的寒冬及一九三七（九）年的冷春，战士均伸开疲倦之体，露出高兴的精神。
用单立志老人的话讲，是：背阴坡的雪壳子擎不住人了，阳坡的雪化了，心里就觉得有底了，那人就算活过来了，又能跟鬼子干一年了。
1934年夏，红25军在皖西北打下太湖城，缴获甚丰，官兵每人分得一把雨伞，大家乐坏了，说一把雨伞一间房呀。
南方红军最难熬的是雨季，那天像漏了似的，行军作战，苦不堪言。
东北抗联没留下一个建制连队。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12个主力纵队和特种兵、独立师，或多或少，大都有当年的抗联官兵，进关、南下，打到两湖两广。有老人说，到那地场一看哪，打游击太好了，四季都是绿的，冻不着，饿不着。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最苦的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了，可比之抗联呢？红军爬雪山用了多长时间？抗联是多少年？而草地，即被抗联老人称之为“漂筏甸子”的沼泽地，后面将会写到，敌人重兵“讨伐”时，就往草地里去，因为敌人不敢进、进不去。
参加了长征的陆定一说过：“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后14年中，东北抗日联军的牺牲奋斗，最为惨烈。”
1932年11月19日，多门师团侵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夜间强行军，气温骤降，6000人冻伤，占全师团的1/3。
才11月中旬，气温再低，能低到哪里去？零下20多摄氏度够了吧？
五味川纯平在《战争和人》中，谈到日军如何穿防寒装：先在棉毛衫外穿上军衬衣和军衬裤（法兰绒制），再穿上军裤（呢绒的），外套（毛织）和防寒大衣（厚羊毛制成的皮大衣）。然后再穿上防寒皮套裤，膝盖以下打上防寒绑腿。脚上穿棉军袜，再穿上防寒靴。手上戴毛手套和防寒大手套，头上戴防寒帽，帽子里的毛线头巾把整个头包起来。脸部遮上防鼻，这是为了保护易受冻的鼻子。全部穿戴好后，露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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