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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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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临走前就说好了，让他过两年回来接我。总不见影儿，我就害怕是不是牺牲了。父亲知道，说好好的呢。可我是等不得了，父亲摸着我的脑袋，长叹一声，说要上山就上山吧，我也顾不上你。
我是1936年11月参军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编者注）给送去6军4师的。
李升老人中上个头，留着山羊胡子，快七十岁的人了，身板硬实得难以想象，北满山林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1939年冬，还一个人去长白山，与1军接通关系。同行的还有个交通员王仁，还有和我一样上山的李桂兰。她不到二十岁，又白又胖，哥哥是洼丹岗区委书记李凤林，后来上队当连长、团长。他们全家抗日，李桂兰做妇女工作，因身份暴露上队。
一行4人扮作一家人，给我当爷爷绰绰有余的李升是父亲，王仁是儿子，李桂兰是儿媳妇，有人问就说是送儿媳妇回娘家。
沿着汤旺河谷走了两天，没人家了，晚上点堆篝火，在雪地上露营。头一回，哪受得了呀，身子哆嗦成刺猬了。那也高兴呀，上山了。至于脚上打泡了，腿走肿了，就更不算什么了。
铁力县东岔河张把头木营附近，有个省委交通站，在那儿见到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李升向他介绍我们俩是上山的，冯仲云说欢迎、欢迎，一打量我，第二个“欢迎”就少了个字。李升老人连忙给我讲好话，说这个小丫头能吃苦，这一路上没一句“屁话”（“屁”是认输、服软的意思）。我也赶紧说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干。冯仲云像我爸那样摸着我的头，说欢迎你，小同志。
高兴之余，还是觉得没底。晚饭后问李升：冯省委说了算吗？
李升山羊胡子一撅，说：冯省委是“大先生”（有大学问的人），北满最大的官，他说欢迎了，谁还敢不欢迎？
到了4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见了我就皱眉头，我的心一下子又悬起来。十二岁，没杆枪高，心虚呀。可一想到冯省委都欢迎了，又觉得底气挺足。也不知李升老人怎么跟他说的，反正是没撵我下山，让我留在师部当炊事员。
马司务长带队，下山背粮。粮食是地方党筹集的，送到山边，再由这些摆弄烧火棍的人背回山里。
马司务长留几个人在那儿观察敌情，敌人真就来了，一个排的伪军，都是骑兵。正好回来背粮的人到了，十几支枪就在雪地里支上了。老套筒、别拉旦、韩林春、连珠枪，少有重样的，关键是老旧，伙头军能有什么好枪呀，连人大都是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却也大都是老兵。待敌人进至50多米时，十几杆老枪齐放，前面的敌人落马了，后边的就掉头跑了。
敌人首先开火，白桦林树枝上的积雪纷纷落下，落进李敏的脖子里。她伸手去掏，边掏边东张西望左右的队员和前面的敌人，有种过年时看大人放鞭炮的感觉。马司务长喊了声什么，她没听清，脑袋就被一只大手按进雪窝子里，喘不过气儿。她觉得快要憋死了，那只手松开了，随即是炸耳根子的排子枪声，眼前是渐远的模糊的雪烟。
这就是李敏上队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第23章 抗联“闺秀”
“大姑娘队”
饶河县位于吉林省（今属黑龙江省）东北部，南邻虎林，西接宝清、富锦，北靠同江、抚远，西南为完达山脉，东与苏联隔条乌苏里江，多属未开发的山林地带。居民种地、渔猎，农闲时节许多人越界背私货卖，前面说了叫“背背”。冬天乌苏里江封冻，往来如履平地，通晓俄语的人很多，重量单位也不是斤，而是普特，1普特为30斤。抗联7军就是在这一带发展起来的。
1935年11月21日，《中共饶河县委书记关于饶河工作情况的谈话记录》中说：
饶河是山林地带，人口是非常散漫的。共分四区，一、二区是日本统治区，三、四区是山林队与游击队的活动区，人口总共大约有三万以上。目前在一区的人最多，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二区占四分之一，三、四区人最少，大约只有两千多人。因日本强迫人民搬入二、一区，如不撤，就屠杀和烧房子，所以在去年七、八月间从三、四区撤走了很多，大多数搬往一、二区，有一部分搬往山外，如富锦、依兰等地。全饶韩人要占十分之二，其余是中国人，韩人大多数是从苏联这方面跑过去（似应为“来”——笔者）的，大多数种稻，每家种的地并不多，平均不过两垧多地，其中没有大地主和商人，他们除种地外，有部分人还做私商的勾当，当雇农的也极少。中国人大多数是山东人，都是跑腿的，住家的很少。
像东满及磐石、珠河、汤原等地一样，领导饶河、虎林、宝清、富锦、绥滨、同江、抚远等县党组织的饶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最初也几乎都是朝鲜（族）人。
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单立志老人，1911年生于奉天省安东县单家堡子，1929年逃荒到虎林县四方林子相好窝棚，1935年参加反日会，1936年入党，1937年参加7军。1997年在沈阳采访时，中等个头、一头白发的老人，除腿脚不像常人那样利索外，头不昏，眼不花，思维敏捷。
老人说：
1935年刚开春，四方林子来了几个朝鲜族人，还有个女的，磕磕巴巴地说着汉话，听着那个费劲呀，宣传反日救国。那时朝鲜族人“打腰”（吃得开），是二等公民，人家都能拎着脑袋打日本，咱还有什么说的？
我们家刚到四方林子时，受人欺负，警察也来“勒大脖子”——“勒大脖子”就是卡油、索贿。和我们同样遭遇的一些人，都是“般当般儿”（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拜把子成了生死弟兄，共是8个，我排行老六。后来听说入了“在家礼”，走遍天下没人敢欺负，又都成了“家礼”人。这回反日，我先想到这些人。那时常去我家的是徐凤山和毕玉民，徐凤山是中心县委书记兼反日会长，毕玉民是虎林区委委员。毕玉民说行，徐凤山还磕磕巴巴讲些道理，说只要反日就行。
那时虎林乡下，几十里地难见人家，两三户叫个屯子。我们家住在山边子，山里山外，就成县委的联络点和物资、情报转送站。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给游击队筹粮送粮送情报。情报大都是敌人出来“讨伐”了，城里地下党派人送到我们那儿，不管刮风下雨，连宿大夜再往山里送。往北送最难，200多里沼泽地，老百姓叫“水洼子”，进出有固定路线，黑灯瞎火走偏了，陷进去就完了。一片汪洋中有些高地场，像小岛似的，长满树林，叫“疙瘩林子”，有几户人家，打鱼种地。后来规定暗号，用火把晃几圈，有手电明灭几下，对面的疙瘩林子回敬几下，一个个疙瘩林子就接力似的传过去了。
1937年初“挑国兵”，“国兵”就是伪军。四方林子一带10多个反日会员，被保长通知去县城检查身体。这可怎么办呀？正巧徐凤山来了，一商量，决定上队。上队让敌人知道了，家里就遭殃了。就约定个日子，7军来队伍，假装胡子绑票，把人带走。我串联了10个人，有个人父母死活不让走，“抓”走9个，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弟弟单有志。
饶河游击队最初叫“特务队”，是1932年10月成立的，只有6个人和1支手枪。像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一样，特务队的首要任务也是夺枪，也一样侵犯地主大户利益，一样受挫，受挫后一样奋起。
这时，能够左右虎林、饶河地区局势的，是高玉山为总司令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其1旅参谋长王卿，原是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特别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被通缉，闯关东逃到虎林，与高玉山相识。此人才学出众，颇受高玉山器重，旅长孙宝鼎对他言听计从。1933年5月，救国军占领饶河，王卿见到街头反日会贴的标语，意识到这里有共产党活动，便建议将狱中党员和反日群众释放，允许反日会公开活动。
抓住这个契机，饶河党活跃起来，游击队改编为救国军1旅特务营。
救国军鱼目混珠，一些头目被吃过大户，与共产党有仇，捕杀党员和反日会员。而绕河游击队自成立之日起，就被诬为“高丽胡子”、“日本走狗”，处境艰难，依附救国军自然有利于生存、发展。高玉山是个深明大义的爱国者，又有王卿从中斡旋，完全可以通过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曾坚决主张与救国军联合抗战的中心县委，决定以血还血。几次武装冲突，许多队员和反日群众被杀害。反动分子乘机煽动，要缴特务营的械，幸被高玉山制止。他说：高丽人反日有什么错？咱们是国民救国军，无论哪个民族，只要反日就是朋友。
1934年初，日军大举进攻虎饶地区，救国军溃败，高玉山过界去苏联，投降派准备将特务营缴械，作投敌的见面礼。王卿赶紧通知特务营转移，使这支队伍再次脱离险境。
之后，改称“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大队”的游击队，避敌锋芒，利用人熟地利，伏击日伪军，攻袭民团、警察署。6月3日，大队长张文偕和参谋长崔石泉率队分头攻打暴马顶子、大别拉坑，将其占领。暴马顶子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游击队即在此建立根据地，在虎饶地区一枝独秀。
1935年9月18日，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编入4军，为4团，半年后改编为2师。1936年11月，根据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交通局负责人指示，2师脱离4军，编为7军。全军700余人，其中基干队400多人。
饶河游击队成立后，不但不抢不夺，还帮老百姓挑水、推碾拉磨、铲地拔草。老百姓送来只猪，一定得收钱，不收钱就要给赶回去。1936年春北进同江、富锦开辟新区，所到之处，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
文明守纪的“大姑娘队”骁勇善战，比较典型的是新兴洞战斗。
1935年9月，已编为4军4团的“大姑娘队”挺进抚远途中，行踪被敌人探知，即调集日伪军准备围歼4团。26日上午，部队在乌苏里江边的新兴洞休息，30多伪军来攻。刚把敌人打退，驻饶河日本守备队80多人，又乘汽船赶到了。
新兴洞40多户人家分为前后屯，前屯靠江，后屯依山。不大的山上长满杂树，除东南坡下有片坟地外，接着都是平坦的草甸子。副团长朴振宇将部队部署妥当后，下令：俺的枪不响，谁也不许开火。
双方兵力相当，敌人火力优势。3挺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打得林子里枝叶纷飞。官兵们趴伏在树后，或是地势坑里，待敌人进至百来米时一阵急射，将敌人打了下去。草甸子里除了塔头墩子，没有任何隐蔽物，稍一露头就有子弹飞来，而且专打鬼子。敌人受不了，向东南方向迂回攻击。4连官兵早已等在那里，先将敌人击退，再以神枪手将赖在坟地里的鬼子打死几个后，其余的也就逃命去了。
“板子队”
东北抗联有两首《四季游击歌》，其中一首的《雪地游击》歌词是这样的：
雪地游击，
我们有特长。
穿踏板，扶长杆，
不用喂草粮。
登高岭，走洼甸，
步履比马快。
赶走日本强盗者，
功垂霄壤。
无论词作者是谁，这支歌唱的都只能是7军。
东北抗联的第一支滑雪队，是饶河游击队1934年冬创建的，时称“板子队”。
据说，这是受到一些反日山林队的启发。像后面将要写到的7军3师8团团长王贵祥，当初报号“君子人”时，许多人就会滑雪。而山林队又是跟猎人学的。据笔者所知，虎饶地区的一些猎人，极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滑雪板这种交通工具的人。
自力更生，做了80副滑雪板，再选80个年轻力壮的队员，饶河县大叶子沟两公里多长的沟趟子，就成了滑雪训练场。开头，穿上踏雪板就控制不住了，仰面朝天的，头拱地的，一路翻滚的。速度太快，有个队员撞到树上，是两腿骑上去的，当时就活活劈死了。
没有泄气的。因为谁都明白，这东西是太适合冬季游击了。他们知道需要付出代价，不然代价会更大。
经过个把月苦练，正是“登高岭，走洼甸，步履比马快”，一个个都成了雪上飞。
11月中旬，日伪兵分几路，以暴马顶子为主要目标进行冬季大“讨伐”。大队长李学福和政治部主任崔石泉，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以小部队伏击、偷袭，寻机歼敌，打了就跑。“板子队”快呀，只见一溜雪烟，人就没影了。
1935年1月中旬，敌人又从佳木斯等地调来800多日伪军。李学福看准火候，调集主力，在大旺砬子设伏。29日，300多敌人进入伏击圈，两侧弹雨齐下，打得沟底雪烟四溅，雪白血红。敌人不能支持，刚要逃跑，“板子队”已经出击。此战后，敌人也开始组建“板子队”。可这一刻，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板子队”已经到了跟前，被冲得七零八落。骑兵快，有的逃出射程了，觉得没事了，一溜溜雪烟就追上来了，甚至抢到前面去了。
战至天黑，游击队伤亡5人，毙伤敌百余。当夜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被打乱冲散的敌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北，许多在山里冻死、冻伤。
首战大捷，“板子队”威名大振。
第二仗是半个多月后，“板子队”30多人，在四合顶子伏击伪军。一阵排子枪响过，即发起冲击，40多个敌人无一漏网，“板子队”无一伤亡。
大雪飘飘的冬季，是最难游击的时日。而从饶河游击队到7军，自1934年有了“板子队”后，便在那莽莽雪野中往来如飞，如虎添翼。
像2军一样，7军能造被称为“炸弹”的手榴弹，只是产量比2军少。不过，配以“板子队”，急袭、偷袭，投出去，打了就跑，显然比枪更有优势，威力也大。
1938年7月7日，《周保中给李文彬、景乐亭、刘廷仲各同志信》中说：“预选踏板木材，以便必要时制作踏板，练习穿踏板。”
1939年12月20日，《张寿海Ч赜谀壳靶问坪驼蕉啡挝窀鞫懒⒉慷拥男拧分行吹溃骸吧搅钟位鞑慷樱返缦咂苹刀樱纯萄八迨酢！�
游击战的要素，是灵活机动，敌明我暗。冬天大雪覆地，草木枯萎，隐蔽性、机动性都大大降低。难以藏身就难以游击，被敌发现自然也难以脱身。可饶河游击队的“板子队”，就像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偷袭敌人，打了就跑，一溜烟就没影了，莽莽雪野上只留下一道道板痕，汽车、马队都休想追得上。
速度可以解决战争中许多传统的难题。而在某种意义上，东北抗联难熬的漫长冬季，对于这支“板子队”来说，那冰雪世界就像鱼儿的大海，滑雪板则是冰天雪地中的风火轮。
像轻机枪成了抗联的宝贝一样，任何见识、听闻了7军“板子队”的人，都能明了这东西是抗联抗战杀敌的宝物、利器。可7军偏居饶河一隅，用周保中的话讲“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中的‘闺秀’。他们的情形，我们异常隔膜，不知道”。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除7军外，没有提及“板子队”的。
抗联真正组织滑雪训练，是在过界去苏联成立教导旅之后——这时，苏联红军早已在苏芬战争中，吃尽了芬兰军队滑雪队的苦头。
崔石泉——崔庸健
从饶河特务队队长、饶河农工义勇军队长，到7军参谋长、代理军长、2路军总参谋长，毫无疑义，崔石泉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这位后来的朝鲜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前面 第2章 中曾写过几笔。
这位坚忍不拔的职业革命家，金日成眼里“武官型的大汉”，1900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农家，中学时代组织反日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两年。1923年流亡中国，先在上海南华学校学习，又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7期步兵科。1925年曾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5期6区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为黄埔军校特务营2连连长，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东北。
1963年6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崔庸健访华来到东北，感慨万千，说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时期，是在北满的山沟里度过的。
那时化名金治刚的崔石泉，和与他在黄埔军校同年入党的张仁秋，以及几十年后李在德记得的、不记得的十几个人，是最早在这一地区基层开拓、奋斗的共产党人。在崔石泉的领导、组织下，梧桐河、格金河、鸭蛋河、鹤岗、太平川、七马架、大古洞、小古洞、西北河等地，陆续建立了党组织，1926年成立了汤原县委。汤原中心县委的前两任书记，都是这一时期发展的党员。至于少先队（儿童团）、妇女团、青年会、农民同盟等群众组织就更多了，并建立了最早的武装组织——赤卫队。
事变前，崔石泉即在梧桐河模范学校举办3期军政干部训练班，每期3个月，50人左右。事变后又在勃利县小城子举办军政讲习所，在饶河县三义屯办军政训练班。学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这些人大都成了汤原、饶河两个中心县委和6军、7军的骨干，许多人为师团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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