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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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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10月，梁启超抵达长沙，广东“神童”、《时务报》主编来到长沙的消息轰动了湖南各界。蔡锷、林锡圭等四十名学生听到后欣喜若狂，湖南官员、各书院师生亦纷纷目睹梁启超的风采。梁启超以激进的思想，超人的智慧，优雅的风度征服着湖南的思想言论界。第二天，时务学堂在曾忠襄祠举行公宴热烈欢迎梁启超，参加公宴的有黄遵宪、江标等官员与各地方教习、绅士等社会名流。
公宴上，熊希龄致欢迎辞。随后梁启超发表演讲。演讲中，梁大谈治学方针，强调“以湘之才，用粤之财”，来拯救中国。这些言论惊天动地，石破天惊，听者摇头惊讶，怀疑其可行性，更多的人报以掌声。根据时务学堂培养人才之要求，梁提出“立志”、“养心”、“治身”、“穷理”等《学约》十章，传授学习方法，明确学习目的。梁启超制订的学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内容崭新，说理深透，使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求变图强，成为维新变法的人才。
时务学堂重思考，重实践，提倡自由讨论，学生变得思维活跃，激进，学术氛围浓厚。梁启超的到来带来了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使时务学堂成为维新运动人才的摇篮。梁启超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批评君重民轻之说。大倡反满革命思想，使一些热血青年意气风发，成为维新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大批维新志士从时务学堂走向社会，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当时，梁私下摘印《明夷待访记》、《扬州十日记》，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制，直接揭露清朝的血腥罪恶，激起人民的反抗精神。梁启超当时风华正茂，在时务学堂这个自由的天地里，肆意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可谓酣畅淋漓。能够淋漓尽致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传播自己的思想，无拘无束地展示才华，这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可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幸福。此时，《湘学报》、《湘报》等开始发行，给梁启超又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
在解答学生的问题时，梁启超指出强国需要限制君主权利，则需开议会，而议会之开，需广人才、建学校，即为开民智。“强国以议会为本，议会以学校为本”。这就是中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关于服饰问题，梁启超这样回答道：“衣服虽末事，然切于近身，故变法未有不变衣服者。” 可见当时梁启超对改革的急切与彻底。这些使得时务学堂学生思想发生重大改变，极大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
当时时务学堂的教授还有谭嗣同、唐才常，他们的教学内容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给学生的触动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象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地向外宣传。于是整个湖南哗动，从省城到乡村，没有地方不惊之为奇，整个湖南思想界天翻地覆。引起以王先谦为首的守旧派极大恐慌。守旧派指责梁启超一干谣言惑众，伤风败俗，“忤逆连篇累牍，乃知志在谋逆。” 所教之学违背伦理，误人子弟，不啻为百十俊秀，焚而坑之。在守旧派看来，时务学堂则成了培养邪恶势力的阵地。
梁启超在湖南不仅教学于时务学堂，指导各种报社、学会工作，同时也为湖南的维新运动出谋划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倡行新政。他认为湖南应办之事应该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如果三者能够实现，则湖南维新大业必定能够成功。梁启超把湖南当作一个维新基地来建设，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1897年，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劝湖南自立自保，应付他日大难到来，并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谈论自立后应当著手开办之事。这当然不能被陈宝箴等接受并采纳，并且引起了湖南旧势力的恐慌。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派官僚随后开始了对梁启超等的迫害，梁启超等景况险恶，生命受到威胁。最后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不得不辞退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等人，使他们相继离开了湖南。不久梁启超由于大病也不得不离开这片培养维新人才的沃土。此时，西方列强蓄谋瓜分中国，为救国救民，康有为等在北京建立了保国会，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尽管梁启超他们最终离开了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作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成为了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革、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培养出一批如蔡锷，秦力山等一批日后中国著名的改革家。梁启超的汗水浇灌了美丽的花朵。正像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描述的那样：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
起，小学会尤胜。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衔，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书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志士之志不可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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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大加剧，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危在旦夕，封建官僚却手足无措。这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了出来，引领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 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
由于湖南顽固势力的压迫，梁启超不得不离开时务学堂，重新回到上海。1898年春，梁启超抱病离开湖南，坐上了驶往上海的招商局立村轮。阳春三月，阳光明媚，沿江风景秀丽。轮船驶过，江面泛起一流翠波白沫，上下起伏，不歇的波浪，无尽的江面，碧波荡漾，把梁启超的思绪带到了远方：十岁秀才，十六中举，拜师康有为，广结挚友；公车上书、强学会、《时务报》还有时务学堂，自己的每一步都浸润血汗，以拯救民族为己任。可如今却要逃离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阵地，还恶疾缠身，顽固贵族势力厚如磐石，难以撼动，犹己所不能为也。四面的山水清新秀美，山歌在峰峦间飞舞，一派欣欣向荣。梁启超心情为之一震，国虽危难，可国民仍有士气，自己仍有同路人，自己怎又能向病魔屈服，向顽固官僚示弱呢？
洋轮从身边飞驰，激起一波愤怒。是的，帝国主义虽强，可中国民心仍在，于是心情为之一缓，饭后与友人约：“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义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灭，仍须尽力进行。” 可见其临危不惧的豪情和崇高的爱国精神。
回上海后，梁启超精心养病，品味着平常人生活的甜蜜，这是梁启超一生中难得的温馨时光。然而梁启超不忘国危家难，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重大动向，思索着救国之法。
此时，光绪大婚，慈禧太后归政于帝。光绪面对着江河日下的清廷，决心力挽狂澜，振兴清廷，以免成为亡国之君。他读过西书，对世界格局有所了解，希望能通过变法来避免亡国之灾。于是，在其周围形成了以挽救清廷为核心思想的改革团体，被称为“帝党”。而为了捍卫自己权位，争取利益，顽固派和洋务派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形成“后党”，掌握着清朝的实际大权。光绪要变法，自然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社会上形成“帝后之争”的局面。
帝国主义方面，自从《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视中国为刀俎之肉，瓮中之鳖，肆意割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国内地。中国民不聊生，大好江山被帝国主义一扫而空，煤矿、农产品、铁矿等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清廷上至光绪下到王公大臣都胆战心惊，束手无策。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康有为一边向光绪进呈《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一边筹划成立保国会，用来保国、保种、保教。梁启超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应康有为的要求，1898年3月，梁启超告别妻女，拖着病体，在康广仁的护送下前往北京，协助康有为推动变法。
梁启超到京横后，随即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去了。此时的环境和第一次公车上书的环境相似。同是西方列强侵略高潮，同样是会试之时，梁启超这位中国的知名的新知识分子，公车上书的领袖，此时此刻犹如又回到了1985年那激情的时刻：激情的演讲，令人难忘的情景，百千举人会聚一堂，为国家，为民族撒热血，抛头颅，如今的景象何其神似。那吠狮般的愤怒，台湾举人揪心的血泪，仍在北京上空飘荡。梁启超感叹万分，决心重现当年盛况，随即和康有为一起连续发动了三次公车上书。4月初，梁启超联合在京举人百名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废八股取士之制，改应试经济六科、政治外交，使举人们熟习农工商政经之学，以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和国内维新变法运动的需要。八股乃中国千年来取士之道，废八股无疑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必然引起守旧势力的反对与仇视。《戊戌政变记》中的一节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书达于督察院，督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口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可见当时梁启超处境之危，有人甚至建议雇请保镖或化装躲避，梁启超却附之一笑，继续投身于维新浪潮之中，为运动四处奔走。
此时保国会已成立，维新势在必行。保国会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党色彩，通过了保国维新、救亡图存的章程，清晰地阐明了宗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内部构成、入会手续、会员权利义务以及纪律管理和财务开支等等，是康梁二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完美反映。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上，梁启超由国际国内形势开始，以其热情激扬的爱国情操给与会者作了一精彩演说。他说：
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殆几于醒矣，其议论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夫天下之事可为、不可为，亦其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不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闻也。
他晓以情，动以理，用民族思想彻底打动世人的心弦，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不久，保川会、保浙会、保滇会相继成立，维新运动的步伐加快了，保国春风大有吹遍全国之势。然而，这引起守旧势力的恐慌，他们纠集各种反动势力来攻击保国会，歪曲变法，称康梁二人“保中国不保大清”，妄想成为中国的“民主教皇”，诬蔑维新人士的爱国情操。梁启超的政见为敌对者不容尚可理解，然爱国情操也被人污蔑，使梁启超愤怒异常，悲愤万分。在这国家危亡时刻，守旧派仍执迷不悟，为个人私利所沉迷，康梁深感痛心。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阻挠，使得维新变法从一开始就承受着千斤重压。
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光绪召见，商谈维新变法事宜，并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特许专折奏事。康有为多年的变法主张终于可以实现了。随后，废八股、发展农工商、整顿军队、变官制、建学堂、开议院等一道道奏折飞进了乾清宫，成为了光绪变法的研究资料。
7月10日，上谕命各州县改已有大小书院为中小学堂。
7月13日，上谕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迅速资送经济特科人才。
8月2日，上谕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部院司员及士民皆准上书言事。
8月26日，上谕责江督刘坤一、粤督谭锺麟不奉诏。
8月30日，上谕裁汰京内外冗官。京内有光禄寺、太常寺、大理寺等重要衙门，京外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等。
9月5日，上谕革礼部六堂官职。
9月6日，擢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改革命令雪片般狂飞而下，中国大地耳目一新，重药急诊，中国社会的顽疾仿佛一夜间消失殆尽。
7月3日，梁启超得到光绪召见，赐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的变法终于等到合法地位。但是，梁并未得到重用，究其原因，竟是口音差池，光绪不悦，荒唐之极。梁启超意气风发，本以为终于可以一偿夙愿，终于可以一展抱负，可却不得光绪重用，情绪低落，他想到了家乡。回想家乡美景，山水湖泊，林木苍郁，层峦叠翠，好久没能临会了，况且自己为国事奔波不止，妻女思念，也好久没有听起祖父吟诗，父母身体如何，全然不知，哪里尽到过一点孝道？可是，老师得到了光绪的重用，成为维新变法的实际指导人物，自己又怎能在这紧要关头抛下老师一人呢？
变科举，诏改取士制度，这应该是变法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6月21日，康有为觐见光绪，提出废科举，变取士旧制。然而，圣旨未下，大臣刚毅和多名大臣一起面见光绪，陈言枉改科举之事，万万不可行，千年沿袭的旧制，怎能说改就改？请求下书礼部以请群臣商议。光绪大怒：“如果下到礼部，你们必定反驳我吧。”刚毅又言：“废科举之事重大，运行已经数百年，不可随废。当初康熙圣祖停八股，改试策论，不得行，旋复旧制，一时国家文运昌明。请圣上深思。”光绪厉声道：“你想阻拦我不成？”刚毅随不敢言。大臣们即将散去，刚毅慎言：“这件事太过重大，请圣上向太后恭请懿旨。”光绪不悦，脸色突变，沉默不语，等会才答道：“应该如此。”随后便前往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批准废除科举取士旧制。等到24日，慈禧太后才下懿旨同意改制变法。变法圣旨即下，康有为等欢呼雷动，颂曰：“去千年之弊政，非皇上之圣武，岂能若此之刚断乎。”
乡会试应用八股已改，而生童岁科试尚且未改，31日，康有为上书光绪请变生童岁科试亦为策论，当日圣旨即下。然而，八股为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之唯一出路，废八股，无疑是让读书人失去了生存之本，断生活之粮，引起了士人们的强烈抗议，更有甚者，谴人行刺康梁二人。此时，守旧大臣亦纷纷上书，抗议变法，企图翻国是，复八股。康有为乃草折一份请杨深秀上之光绪，定新政之律，敢有请求翻改国是，复八股者给以重惩。诽谤变法的言论才渐渐减少。
新政严重侵害了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了强烈抵制。光绪下的每一道圣旨就如废纸一样，无人实行，同时光绪的一言一行都不得超越慈禧太后的框架。不久，由于礼部尚书怀塔布阻扰主事王照上书，光绪下令革除礼部六堂官职，引起顽固大臣的仇视。9月，军机大臣纷纷要求慈禧太后重新训政。
21日凌晨，光绪从中和殿批阅奏章出来，迎面荣禄带着一队卫兵和几个太监蜂拥而来，不容分辩，就将光绪捆绑起来，带到了中南海的瀛堂。随后慈禧太后在李莲英的陪同下，气势汹汹地赶来了。一顿训斥后，光绪被囚禁在瀛堂。光绪面对碧波荡漾的湖水，心情凄凉，无可名状。
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后，下诏抓捕康梁，京城空气一片凝重。此前，康有为在一片恐怖中，乘火车离开了北京。
此时的梁启超正在同谭嗣同商议计划，忽闻光绪被禁，康有为失踪，自己又危在旦夕，不由得仰天长叹。梁本一介书生，靠光绪才得以呼风唤雨，这一消息不啻为一重磅炸弹，摧残着他那颤抖的心。没想到短短百天，维新事业功败垂成，又惹来杀身之祸，真是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多年来的委屈、压抑一时间爆发出来，二人抱头号啕大哭。
政变前几日，杨锐等人已接到密旨，力图营救皇帝，挽救变法。可是由于政治经验的欠缺，使得自己相信袁世凯，以至维新大业昙花一现。梁启超也曾求助外国使节，然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友人李提摩太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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