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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影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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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1945—1962）
苏联
苏联很快从战争创伤中康复过来，虽然这场战争使原有的2．8万家影院中有8000万家毁于炮火。到1950年，苏联的影院总数达到4．2万家，每年前往地点固定的影院和流动放映站（1950年有这类放映站1．9万个）的观众超过10亿人次。莫斯科、列宁格勒、雅尔塔、敖德萨、基辅、塔林、维尔诺、第比里斯、巴库、埃里温、塔什干、阿拉木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阿什哈巴德、里加、明斯克等地的制片厂或者重建、或者重新装备。
同时，影片的摄制技术也有极大的进步。“苏维埃彩色”法是积累了从1930年以来苏联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矮克发彩色的某些发明制造出来的。苏联彩色片在1950年的故事片产量中占到90％，其成就高过其他彩色方法。好几家影院从1946年起专门放映象《鲁滨逊漂流记》那类长片的立体电影。由工程师伊凡诺夫设计的立体电影在放映时用一种特制的银幕，使观众不需戴眼镜。
在1945—1946年间，苏联摄制了很多轻松愉快的影片，如萨夫钦科的《爱情的波尔卡舞》和《绣字的衬衣》、亚力山大洛夫的《春天》、莱兹曼的轻松喜剧片《远东号快车》、普图什科的西伯利亚传奇片《宝石花》。
但是，苏联**中央委员会认为，影片生产出现某种松懈现象，就如同其他文化领域的情况一样。《真理报》在1946年9月发表了一项决议，对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柯静采夫和塔拉乌别尔格新近导演的一些影片，尤其是对列昂尼德·鲁柯夫那部描写乌克兰矿工的影片《伟大的生活》的第二集，作了严厉的批评。苏共中央随后作出了一些决定，这些决定使影片生产中出现一种新的趋向。
格拉西莫夫、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萨夫钦科、齐阿乌列里都以摄制第二次大战的最近胜利及各次战役的影片而驰名。格拉西莫夫把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搬上银幕，他在表现那些年轻的抵抗战士在乌克兰占领区英勇战斗时能够巧妙地把幽默、人情味和英雄气概结合在一起。这部影片显示了那些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新演员的才能，他们因此很快成名。摄影师拉巴波尔特在表现敌人入侵的场面中，非常熟悉地运用了摄影机的能动性。这部分为上下两集的影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宏大的场面。
彼得罗夫在他的影片《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中又表现了他在《彼得大帝》一片里某些优点，尤其是在强渡伏尔加河和冯·保拉斯的投降这两个插曲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萨夫钦科在他那部《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中，已经表明他是拍摄战争场面的能手，在拍摄《第三次打击》时，真正的军队听他调配来重现解放克里米亚的战役。人力资金的雄厚并未妨障这位导演在他以后导演的《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的一些插曲中表现人情，这部影片的故事是在亚细亚一个军事监狱里展开的。萨夫钦科过早故世，使他未能完成这部献给他的故乡——乌克兰的民族英雄的影片。
齐阿乌列里由于摄制《宣誓》和《攻克柏林》而成为拍摄“纪念碑式”影片的冠军。前一部影片回溯了从列宁逝世到大战胜利这二十年的苏联历史，以斯大林和一个俄罗斯家庭作为故事的中心。
《攻克柏林》则除去这两个中心之外，还以希特勒的高级军政要人为陪衬。雄厚的制片资金使这位导演拍出一部也许是战后最大的巨片。这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导演，早先是个雕刻家，他在影片中既表现了古代歌颂英雄与战争勋迹的吟唱诗人那种奔放的热情，也表现了中古民间艺匠那种与原始时代画家相类似的惊人简洁手法。影片下集最激动人心，它表现向柏林进军、大炮轰鸣、巷战、希特勒的死亡（故意加以丑化），最后攻占国会大厦和苏联人民欢庆胜利（欢呼斯大林）的盛大集会。
与这些优点同时存在的缺点无疑是对其主人公①进行过度的颂扬。以后，《攻克柏林》这部影片被视为斯大林故世前持续好多年的个人崇拜的过火行为的一个例子。苏联人民的艰苦努力、英勇斗争与巨大的牺牲都被一个生来就是天才的领袖的不可超越的智慧所冲淡了。在《难忘的1919年》中，齐阿乌列里更加强了这方面的缺点，而没有重现他前一作品所具有的优点。①这里指斯大林。——译者。
有几部传记片描述过去时代的伟人，这类影片中最为成功的有罗沙里的《巴甫洛夫》和杜甫仁科的《米丘林》。巴甫洛夫以发现“条件反射”而闻名全球，在影片中展示生理学的理论可能令人生厌。可是由于编剧巴巴瓦的丰富想象力和演员鲍里索夫的杰出演技，终于创造出一个热情的、具有斗争精神和充满生命力的科学家的形象。普多夫金摄制的那部《海军上将纳西莫夫》重现了1854—1855年发生的克里米亚战役，该片结构巧妙而紧凑，演员迪基的表演很为出色。普多夫金在《茹科夫斯基》这部表现气体动力学创始人之一的影片上却部分失败，因为它在令人激动的抒情镜头之后常接上几乎象数学分项式那样的平铺直叙。罗沙里在《巴甫洛夫》之后，致力于表现大作曲家的影片，拍了饶有兴味的《作曲家莫索尔斯基》
和那部不太成功的《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米丘林》一片有时把米丘林在农业和生物学方面的成就放在第二位，伟大的抒情诗人杜甫仁科把它变成了四个交响乐式的，有肖斯塔科维奇强烈有力的乐曲来加强的大乐章。音乐同和谐的彩色结合在一起来表现爱情、死亡、人类改造自然、科学与创造性的革命这些伟大的题材。在战后初期，还没有一部影片在运用彩色方面比这部影片更具有艺术性。
有些影片专事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苏联同美国的关系，例如《易北河会师》这部亚力山大洛夫的战后最成功的影片和M．罗姆根据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舞台剧改编的《俄罗斯问题》。培利耶夫（和亚力山大洛夫一样）被认为是制作音乐喜剧片的优秀专家。他摄制的第一部彩色片《西伯利亚史诗》在手法上又有革新。此后，他那部《库班哥萨克》以一个富裕的集体农庄为背景。悦耳的歌声、复获和平的快乐、因机械化而变得轻松的劳动、福利事业的发展，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动人的图画。但是，这部影片和1950年的现实相距甚远，它表现的与其说是一个到处都已达到的目标，不如说是一个理想。
反映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当时生活状况的影片为数很有限。巴尔涅特在《不平凡的夏天》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与深厚的人情味，但是对一个集体农庄的生活和它的问题没有深入表现。《金星英雄》由于出自大摄影师乌鲁塞夫斯基之手，所以色彩极为优美，而导演莱兹曼则为影片带来一种浓厚的传奇情调，一种爱情的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但是，正如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说原作一样，影片中的“英雄”（一个复员的士兵）恰象一个对他万事皆可办到的能力深感满意的超人，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当代英雄。格拉西莫夫的《乡村医生》在日常生活的真实性上要胜过鲁柯夫的《顿巴斯矿工》，在后一影片中，导演以过于粉红的色彩来描绘乌克兰煤矿的劳动。
在《乡村女教师》这部由著名女演员玛列茨卡娅主演的影片中，M．顿斯阔伊描写一个西伯利亚女教师四十年的生活，笔调含蓄，但没有排斥隐藏在心灵深处的英雄主义。斯托尔堡在《真正的人》一片中，巧妙地把一个降落在敌军阵地的飞行员的真实经历搬上银幕，他虽然两腿折断，却凭着惊人的毅力重返部队，再次学习飞行。但是这位导演在改编令人激动的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阿扎耶夫著）时却未能表现出原作的精神。
五年内（1947—1951），苏联各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总数最多只达到80部，尽管生产能力可以达到此数的两三倍。但“大型影片”的平均产量每年超过20部，因为长纪录片数量很多。
艺术性影片产量不多的原因，主要在于对剧本要求尽善尽美，过于注重。无休止的讨论与修改使得剧作家与导演才思枯竭，同时使一些错误理论应运而生，如“无冲突论”，强调矛盾已为善恶之间的竞争所代替等等。电影部过分强调集中，连琐碎事情也要过问，由它决定。连最经常拍片的导演许多年来也变得闲散无事。年轻人不再能从事电影导演工作，各加盟共和国的影片产量降得很低。和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壮观主义”使得电影生产停顿不前，1951年故事片的产量不到10部。
故事片的生产不足部分被那些在纪录片厂与科学普及制片厂里生产出来的各种不同样式所补偿，这些样式都利用影片作为文化的手段。例如，仅仅一年时间，莫斯科中央纪录片厂就生产了15部长片，25部短片，90部新闻片，12部儿童片，等等。在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彩色长片，专门记述苏联各个地区或加盟共和国的实况（如《繁荣的乌克兰》、《帕米尔》、《立陶宛》、《苏维埃哈萨克斯坦》，都在195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奖）。这方面的杰出专家，有擅长拍历史与地理片的科巴林和瓦尔拉莫夫，有专门研究动物学的兹古里吉（摄有《白铁钩》、《三只小海狸》）和道林（摄有《同野兽在一起》、《一只戒指的故事》）。电影被广泛用于教学、城市规划、人物传记、政治史、军事史、艺术史、地理等等，同时也被用来作为其他种类的艺术的纪录工具。
1953年以后，苏联电影走上新的发展道路。影片产量在1952年曾下降到年产8部，到1959年增加到120部。电影部被文化部下设后一个管理局所代替。影片生产多样化，更加注重当代的生活（在1956年生产的80部影片中这类影片有45部）。许多年轻人开始他们导演工作时拍摄的影片都直接和生活密切有关。电影的放映场所总数超过5万，观众在1955年达到25亿人次，到1965年则为40亿人次（几乎为美国的两倍）。
普多夫金在逝世前（他死于1953年）曾拍了《瓦西里·波尔特尼科夫的归来》（根据加里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小说《收获》改编），这是他最好的一部对白片，在处理人物感情、社会分析和心理描写上，某些方面使人想起《母亲》一片。影片叙述一个被人以为已经战死的士兵，复员归来，发现他的妻子已经同别人结婚。影片通过他们的纠纷，展示了一个集体农庄和苏联乡村的生活。
杜甫仁科即将拍摄他编写的剧本《海之歌》时就溘然长逝，在他去世后由朱丽亚·索伦采娃①以很大的勇气和时常很成功的手法把它导演成影片。接着她又继续将她亡夫的遗作拍成影片；有史诗般的《烽火年代》，尤其是那部《杰斯纳河》宛如一首抒情诗，它是根据杜甫仁科的回忆改编的，叙述他在乌克兰一条河流岸畔的童年生活。①杜甫仁科的妻子。——译者。
在很久未曾拍片的苏联电影大师中，艾尔姆列尔此时摄制了《未说完的故事》。这部影片虽然不能同《伟大的公民》或《伟大的转折》相提并论，但它描写的发生于列宁格勒的恋爱故事却很为感人。这位导演此后选择了一个更直接有关政治的题材，拍了《第一天》。
顿斯阔伊改编的《母亲》较之普多夫金更忠实于高尔基的原作，它的上集拍得尤其精采。这部影片并未使人忘记那部默片杰作①，虽然差别很大。顿斯阔伊此后继续改编高尔基的作品，拍了《福玛·高尔捷耶夫》，这部影片特别使人想起尼日尼诺夫戈罗德②的往昔情景。以后他又在《落泪的马》（又名《以他的生命为代价》）里以一种近似传奇的格调叙述一个古代的故事。①指普多夫金1926年导演的无声片《母亲》。——译者。
②高尔基的诞生地。——译者。
谢尔盖·尤特凯维奇在中亚细亚拍了一部纪录俄罗斯探险家普热杰瓦尔斯基的传记片之后，又以雄伟高雅的格调导演了一部以阿尔巴尼亚中世纪的一个英雄的业绩为题材的《斯坎德培》，和一部描写那个正直而轻信别人的威尼斯的摩尔人（邦达尔丘克饰演）为奸贼伊阿古所骗的《奥赛罗》。同这两部杰出的故事片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列宁的故事》，后一部影片笔法含蓄简洁，故事深刻感人，但不如他后来拍摄的《列宁在波兰》这部格调亲切，富于诗意和哲学意味的影片。
柯静采夫重返影坛，拍了《堂吉诃德》这部既忠实原作又有个人特色的影片，片中那个狂热的人物由契尔卡索夫扮演，背景有搭盖的布景，也有自然的真景，都带有一种极大的造型美。这种优点在他那部《哈姆莱特》中也再次体现出来，该片表现了导演的个人特色，又十分尊重莎士比亚的原意，把一出永恒的悲剧同当代的现实生活加以对照。
瓦西里耶夫在保加利亚导演了《石普卡的英雄们》，片中有一些壮观的战争场面；在他去世前摄制的《十月的日子》表现了1917年的革命情景。此外，他还致力于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艺术领导工作，如同培利耶夫领导莫斯科制片厂的艺术工作那样。对电影事业实行非集中化的管理，使苏联各制片厂获得一种证明有益的独立自主。扎尔赫伊和赫依费茨在战后共同拍摄了他们那部引人注意的《以生活的名义》后，于1952年后分道扬镳，各自拍了一些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影片。扎尔赫伊的《高空》是在社会主义大工程的工地上拍摄的。赫依费茨根据《茹尔宾一家》这部小说改编的《大家庭》一片在描写工人生活的确切上超过了柯切托夫的原作。他还把契诃夫的小说《带吧儿狗的女人》完美地改编为电影，而在《鲁勉采夫案件》中，他利用侦探故事的情节反映了苏联的日常生活，同时批判了某些习俗。
这种倾向在莱兹曼的杰出影片《生活的一课》中也可见到。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大工地的工程师，他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以致几乎和全家都闹翻，这和费里尼那部《道路》中粗暴的藏巴诺没法同可怜的杰尔索米娜相处一样。莱兹曼在苏联境外很不为人所知，他是苏联最优秀导演之一，最善于描写年轻夫妇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是爱情》一片叙述莫斯科一个新住宅区里青年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借这个故事揭露了社会上某种形式的伪善。格拉西莫夫很久以来就致力于制作一部场面浩大的三部曲，以饶有风趣同时又尊重原作的手法改编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然后，他又回到现代主题，拍了《人与兽》一片。卡拉托卓夫从前是一个摄影师，1930年开始导演了一部画面很美的《斯瓦涅其的精华》。他由于忙于其他职务（大战期间他曾任驻洛杉矶好莱坞的领事），所以在此后二十年间只摄制了二三部影片（其中有《飞行员瓦莱里·契卡洛夫》）。后来他又回到导演工作，拍了一部质量不高的影片《阴谋》，但是，后来他摄制的《木筏上的三个人》对苏联电影的复兴却颇有贡献，因为他在片中激烈地抨击了某些妄自尊大的达官要人。这种批判的倾向后来在《垦荒先锋》（描写处女地垦荒的生活）中也再次表现出来。继这部影片之后便是他的杰出作品《雁南飞》。这部表现被战争与死亡拆散的情人的悲剧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它在表现士兵出发与归来的镜头中、在主人公的阵亡和伤员们发出的反战呼喊中达到了最**。虽然有些场面值得商榷，例如飞机轰炸时发生的，但是人物对话的真诚，如同塔基亚娜·萨莫伊洛娃感人的演技一样，使得这种影片获得它应有的国际成功。卡拉托卓夫此后导演的《一封未寄出的信》尽管造型上十分成功，却也没能象《雁南飞》那样成功，这部影片的优美画面也应归功于乌鲁谢夫斯基，他是顿斯阔伊和普多夫金培养出来的摄影师。
米哈依尔·罗姆在1945—1955年间境况很坏，只拍摄了一部场面过于宏伟的《海军上将乌沙阔夫》以及一些以外国为背景的影片（如《俄罗斯问题》、《但丁街凶杀案》①）。他以《一年中的九天》一片开始他第一部伟大的作品，这部影片对那些研究原子的科学家中间产生的现代忧虑不安作了深入的描写。在这部重要影片之后，他又拍了一部独特的蒙太奇片《普通法西斯》。米哈依尔·罗姆在电影学院任教，培养了许多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这些人在1950—1960年间形成了苏联的两个“新浪潮”。①原名《第五纵队》。——译者。
民主德国
德国的电影艺术在希特勒上台前甚为繁荣，战后在这个备受蹂躏的国度里复兴得很慢，因为已故的戈培尔早已把最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排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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