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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影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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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伯阳》的成功，促使苏联电影创作者致力于“歌颂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斯大林语），把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作为典范来表现，同时还去创造各种历史性或非历史性的英雄人物。
柯静采夫和特拉乌别尔格花费了六年时间完成了《马克辛》三部曲，他们创造了一个在苏联深受欢迎、可与“夏伯阳”相媲美的典型人物。影片摄制工作规模极为庞大。这三部可放映近六小时的影片，描写苏联一个工人在三个多事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生活，即战前时期（《马克辛的青年时代》）、1914年7月（《马克辛的归来》）和1918年（《革命摇篮维堡区》）。
第一部影片开始部分也表现“思想的觉悟”。但在普多夫金的影片中，这种思想演进的结果是用几个富于抒情味的画面来表示的；而在柯静采夫和特拉乌别尔格的作品中，促使一个人变成英雄的环境只是作为一种引子。他们摄制的三部曲的真正主题是要描写一个战斗中的英雄，一个在战斗中受到锻炼而成长起来的英雄。他们的作法实际乃是伟大的小说家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作法，即通过对几个人物的描写来表现一个社会及其演变。演员鲍里斯·契尔柯夫在剧本还未写成之时就潜心研究“马克辛”这个角色。他在列宁格勒的维堡区一个工厂里做了几个月的工人，以便和他将来扮演的角色相一致。为了写出片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曾费去两年时光，查考各种记录文件、进行调查、阅读和个别谈话等等工作。
所有这些仔细的工作和辛勤劳动，都给予《马克辛》这部影片以电影中罕见的丰富内容。这三部影片形成一个整体，每部影片只有在了解了其他两部影片之后才能充分领会到它的价值。当时，美国电影正日益用“缩写”和“省略”的方法来表现影片故事，而柯静采夫和特拉乌别尔格在影片中则用很长的篇幅详尽地说明一切。尽管如此，他们却能避免沉闷、累赘和庸俗。健康的幽默缓和了主题的严肃性，这种幽默在一些插曲里非常突出。例如，被革命党人经过所扰乱的1900年的野餐会，马克辛和那位挑衅者打台球的场面，以及1918年马克辛被任命为银行总经理时所处的那种棘手的局面。此外在各部影片之间还出现了一些前后呼应的插曲，如沙皇杜马的召开（在《马克辛的归来》中）和立宪会议的召开（在《革命摇篮维堡区》中）。影片对每一次会议都用一种细密和熟练的手法作了分析、描写，这些手法后来被卡普拉应用到他那部也以议会为背景的影片《斯密士先生到华盛顿》中。
苏联观众通过这三部影片，看到一个英雄人物怎样在他们面前逐渐形成。马克辛这个形象受到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以致它在别的导演摄制的一些影片中，如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中，也经常出现。1941年，在德军开始侵入苏联的时期，马克辛还在一系列短片中出现过。
艾尔姆列尔的影片《伟大的公民》是一部对“心理电影”这一新样式有极系统研究的作品。影片上集——仅这一集就可放映两小时左右——几乎只限于表现三四个人物在唯一的布景即一间办公室内的争论。影片的主题正好和普多夫金所描写的“思想觉悟”相反，它表现一个野心的政客怎样变成了“第五纵队”的一员。在这场戏里，一切都是用对话来表达的，但这些对话本身也就是动作，对话所表现的心理也不是个人的心理，而是具有一种社会的意义。这无论对哪个敌人或哪个“伟大的公民”——历史人物基洛夫的化身——都是如此。《伟大的公民》这部影片证实艾尔姆列尔是一个富有独创性和魄力的导演，显示出他以前那部优秀的影片《农民们》中所未显示过的才能。
苏联这时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影片，这些影片都企图创造一个象“马克辛”那样传奇性的典型人物。在这些优秀作品中——一般比它们所模仿的“马克辛”要差一些——应该提到下面几部影片：敏肯和拉巴波尔特导演的《马门教授》（1938年），根据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一个杰出的剧本拍摄，是一部描写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生活的影片；扎尔赫依和赫依费茨导演的《政府委员》（1939年）和《波罗的海代表》（1937年），在后一影片中，演员契尔卡索夫出色地扮演了一个在1918年站在列宁一边的老教授；1939年摄制的《小学教师》，导演格拉西莫夫过去是“奇异演员养成所”的演员，1937年曾导演过一部描写北极探险的影片《七勇士》；最后，1937年由列高申导演的《雾海孤帆》可说是一部第一流的成功作品。
这部根据卡达耶夫的小说改编、描写敖德萨革命运动的影片，是在《战舰波将金号》出现后不久摄制的。影片对那些历史性的插曲是用旁叙的方式，即通过两个孩子——渔夫的儿子和医生的儿子——眼中所看到的情景来表现的。在这部影片里，新颖的气息与幽默同强烈的诗意结合在一起。
其他的导演则更直接地循着《夏伯阳》一片所开辟的描写历史人物和英雄人物的道路前进。吉甘导演的《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1936年），是国内战争的一个插曲，片中有一个恐怖残酷的溺死段落，以后被罗西里尼所模仿，应用到他的《游击队》一片的最后场面中。另一部杰出的影片是莱兹曼导演的《最后一夜》（1937年），它通过几个人物的遭遇来显示十月革命末期的情况。一列分不清是敌人还是自己人的火车开进一个冷清清的四面埋伏着士兵的车站，是这部影片中一个紧张动人的插曲。人们在这个现代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中可以看到悱恻动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也使阿伦什坦导演的《三个朋友》成为一部有价值的作品。
杜甫仁科在拍了《伊凡》一片表现一个大水坝的建设和它的建设者的思想变化之后，又导演了《航空城》。该片以西伯利亚为背景描写边防军对日本间谍的斗争。片中那个卖国贼在泥泞的西伯利亚大森林里被老猎人处死的一幕，充分体现了杜甫仁科的抒情手法。但他的才能一旦脱离了他出生地的乌克兰，就显不出什么成就。因此，他以后又回到乌克兰的主题，把“乌克兰的夏伯阳”、出身于护士、以后成为红军将领、于1918年击溃德国占领军的肖尔斯的事迹，摄成了影片。
《肖尔斯》这部影片是杜甫仁科杰出作品之一。这位导演在这部影片里再次象一个抒情诗人，把他对死亡、对英雄行为、对爱情和大自然的敏锐感觉糅合在一起。画面的造型美非常惊人，例如，白雪掩盖的原野，硝烟弥漫象暴风雨时的天空，骑兵在盛开着葵花的辽阔田野上的奔驰等等。最后，这部影片的剧情还渗透着一种有力的幽默，但它的主人公有些过于自信，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另一些苏联导演则热衷于摄制俄罗斯历史上伟大人物的传记片。瓦西里·彼得罗夫根据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著名小说摄制了《彼得大帝》上下集。彼得罗夫长时期以来专门摄制儿童片，1934年由于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古典戏剧摄制了《大雷雨》而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影片《彼得大帝》，如果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很可能落于表现官场豪华的老套。这种想象力虽然有些浅薄，近于庸俗，但一直很强烈有力。优秀的演员塔尔哈诺夫、雅洛夫、契尔卡索夫（扮演皇太子）和塔拉索娃在这部影片里生动地体现了人物的性格。
米哈伊尔·罗姆在拍摄《十三人》一片以后，接受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来表现一个几乎是当代的英雄人物。他杰出地拍成了《列宁在十月》和随后的《列宁在一九一八》这两部非常成功的影片。
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此时也摄制了一些以俄罗斯英雄人物为题材的影片。普多夫金常爱说：“我不喜欢历史片。”他和多列尔共同导演的《米宁与波托尔斯基》是一幅壮丽的壁画，但有些枯燥乏味。他们在1941年拍摄的《苏沃洛夫大元帅》在表现这位将军同沙皇斗争的段落中，刻画人物心理非常杰出，但在表现阿尔卑斯山的战役上有时缺乏均匀和生气。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8年摄制）是爱森斯坦运用对位法以来第一次获得灿烂成果的一部作品。这种对位法从爱森斯坦摄制第一部影片起就已成为他的特征。他在这部影片里企图创造出一种可以和大歌剧相比拟的新样式，把故事、音乐、歌唱、群众演员、主要演员、布景和机械设备等一切舞台手法发挥到顶点，以求造成一种豪华、高贵和庄严的景象。
爱森斯坦在摄制这部影片时有大量的资金和优秀的演员供他支配。严密的蒙太奇、细致的构图同普罗柯菲耶夫杰出的音乐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音画对位”。这部优秀的作品很象一部长音阶的交响乐。它的**部分，即条顿武士在冰湖的惨败，是电影史上最完美的段落之一。但这部影片因极端讲究技巧上的精练和过分想造成一种紧张有力的气氛，结果有时反而遗忘了人物和剧情。可是对祖国的热爱却在影片很多地方突出地反映出来，条顿武士的被歼灭在片中更具有一种预言的意义。
最后还有一些根据有名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尤特凯维奇根据包哥廷的原作导演了《带枪的人》，后来又导演了一部系列影片《好兵帅克历险记》。莱兹曼把肖洛霍夫著名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拍成了电影。顿斯阔伊则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小说摄制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拍摄了高尔基的三部自传式的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1938年至1940年摄制）。《童年》一片（1938年摄制）尤其杰出。这部非常忠实于原著的影片交替地使观众感到慈爱、激情、伤感、恐怖和残酷。这三部曲使顿斯阔伊从此列身于世界电影名人的前茅。
在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过去和爱森斯坦一起工作的亚历山大洛夫以他那部非常成功的影片《快乐的人们》（1934年摄制），给苏联电影创造了一种音乐喜剧片的样式。这部影片有丰富的想象和活泼的气氛，很近似那些优秀的动画片或喜剧片。健康而乐观的情调也成为亚历山大洛夫另一些影片的特点，特别是在《大马戏团》和《伏尔加，伏尔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苏联新生活的快乐也被培利耶夫成功地表现在他的一些影片中（如《富裕的未婚妻》、《养猪女与牧羊郎》）。
尼古拉斯·艾克摄制的影片《夜莺，小夜莺》（又名《格鲁尼亚·科尔纳柯娃》，1936年摄制），由于受不完善的彩色方法之累，还赶不上他的《生路》一片的水平。艾克在拍了这部影片之后，就专门从事彩色片的摄制工作（1939年根据果戈理的原作摄制了《索罗钦斯基市集》）。
伊里亚·特拉乌别尔格是柯静采夫的合作者特拉乌别尔格之弟，《蓝色快车》一片的导演，他于1936年摄制了《蒙古的儿子》，这部影片全部由蒙古演员演出，虽然是一个现代的故事，但在描写主人公获得光荣和爱情以前所受到的种种考验中，都具有民间传说的情调和风格。
苏联电影从诞生以来，就具有民族电影的多样性这一特色。除了俄罗斯电影以外，苏联还有十几个其他民族的学派。乌克兰电影——杜甫仁科就是这一学派最杰出的代表——拥有很多有才能的导演，例如萨夫钦科（1941年摄制《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就以善于使用群众演员而著称。白俄罗斯电影的著名导演有吉甘、斯皮士、密尔曼和考尔希等人。亚美尼亚电影的代表人物则有伯克·纳扎罗夫（1933年摄制《带勋章的人》）。格鲁吉亚电影尤其充满生命力，从它开始时就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类似以后新现实主义那样的作品，拍摄了一些中世纪的东方民间故事，并且以齐阿乌列里的《阿尔申》一片（1937年摄制）广泛而有力地再现了山区人民的斗争。此外，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等共和国也都有自己的电影。苏维埃联盟的各个大加盟共和国，在1930年以后都有自己的制片厂和制片公司。
苏联电影也根据客观需要或观众对象而分成各种片种和样式。在第二次大战以前，苏联科教片的发展是别的国家无法比拟的。儿童片则二十年以来一直是苏联独有的一种影片样式。
第二次大战前是苏联电影产量丰富而又多样化的时期。艺术上有价值的影片数目很多，而且都很重要，影片样式不断增加，并且各不相同。此时苏联电影已超过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电影。但是这点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里却很少为人所知，尤其是在法国，自1937年后检查机关就禁止一切苏联影片输入。而这种禁止都正值苏联电影因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几个五年计划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的时期。电影创作者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愿望和趣味，都被结合在对人民的共同责任感之中。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1941年希特勒发动对苏的侵略战争。
当新的俄罗斯战役开始时，明斯克、基辅、哈尔科夫的电影制片厂都被德军占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制片厂不是遭到破坏，就是变得不能使用。到1941年10月，撤退的电影工作人员又开始聚集在遥远的中亚细亚的撒马尔干和阿拉木图二地。在那里，从1930年起已经建立了一些电影制片厂。
但这些新建的制片厂设备都很简单。在一个集中全部力量于作战的国家里，原料和人力都非常缺乏，尤其资金更感奇绌，因此复杂的布景或不同于日常穿着的服装都无法置办。大规模的战役影响了影片的生产。此时远离战场的美国虽然因供应欧洲粮食和物资而获得了新的经济繁荣，可是它的影片的年产量却从战前的500多部降到400部。苏联影片的产量减少更多。1942年摄制的影片，数目不过两打，而且这一数目还包括制片厂以外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在内。
苏联电影此时乃是一种战斗性的电影。战役的纪录片是战时摄制的最出色的一种影片。在这类影片中，《在苏联的二十四小时战斗》这部独创性的集体巨作也许应该列居首位。
这部影片的最初的启发来自高尔基。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他去世不久以前曾号召全世界的作家从事创作一种新型的文艺，即集中表现1935年9月25日这一天发生的各种真实的故事。这种“世界的一日”启发了一部影片的摄制。这部影片的极为“维尔托夫式”的“剧本”把有限的时间同无限的空间结合在一起：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几百个摄影师分布在苏联广大的领土上，拍摄了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景。有杰出摄影师卡尔曼参加的一个摄制组，根据这一巨大的集体报道，制成了一部名叫《新世界的一日》的影片。
这一经验以后在战争最困难时期又再次被采用，当时全世界预期德国将有新的攻势，而忧惧它将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1942年6月13日，有240个摄影师奔赴各辽阔的战场、各大都市和各军火工厂，拍摄了一部成为以后斯大林格勒大战前奏曲的《在苏联的二十四小时战斗》。在这部影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冰天雪地里的战斗，莫斯科的早晨，列宁格勒在被围两年之久中的最艰苦情景，从一架飞机里拖出来的一个流血的受伤者，演员为前线士兵的演出。在紫丁香花盛开的道路上士兵们向塞瓦斯托波尔的挺进和长时期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坚守阵地的部队。后一出色的画面并未掩盖战争的恐怖，它所显示的不是一些不可战胜的神兵天将，而是一些决意打垮敌人的平凡士兵。这部范围广泛、实地拍摄的影片，由于它在表现维尔托夫的那种“集体感情”上取得的成功，超越了一般纪录片的界限。
苏联的摄影师一直在最前线工作，所以在一个大战役结束后不久，银幕上就能放映这些大战役的纪录片。这种影片中最初的一部《在莫斯科城下大败德军》乃是在激烈战斗正在进行、结局尚未分晓之时拍摄的，因此它不可能遵照事先编写的剧本来进行拍摄。但这部影片却具有这一大战役的真实气氛：如雪地中的冲锋、从一辆作战中的坦克车拍下来的战斗景象，以及使人触目惊心的那些被寒风吹得来回摇摆的被德军绞死的冻僵的妇女尸体。①①和科巴林共同指导摄制这部影片的瓦尔拉莫夫在1940年曾经摄制过《攻克曼纳汉防线》一片。他在1942到1943年间还拍摄了《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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