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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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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成钢，精敏老成，他绝不会轻易的听从清廷的使唤，也不会随意附和革命党的意愿。他要做的，是凭借手里的北洋军从中操控，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
据说，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子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三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事实上，早在袁世凯复出之前，他与革命军之间便已经展开接触，当时黎元洪和黄兴都曾经写信给袁世凯，劝他拥护共和，但由于双方在国体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问题上谈不拢，最后只好作罢。回到北京后，袁世凯独辟蹊径，他连续三个晚上约见刚刚释放的同盟会重要成员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以间接打开与同盟会接触的孔道。
《民国往事》：连载十五
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又派出了亲信蔡廷干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进行试探。袁世凯之所以要派出蔡廷干去谈判，主要是考虑到蔡廷干曾经是北洋舰队的鱼雷艇管带，与武昌首义的都督黎元洪曾有同袍之谊，但蔡廷干到了武昌后，因为双方立场差异太大，仍旧没有谈拢。
由于谈判久久不见成效，袁世凯又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11月21日，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尽管革命军有黄兴等人指挥抵御，但终因为实力相差悬殊，汉阳在26日便宣告易手。
在攻下汉阳后，前军指挥冯国璋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冯国璋在得到电旨后，他十分激动的对身边幕僚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了！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效劳！”
在高兴之余，冯国璋便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日后也能博得加官进爵、封侯拜相，岂不美哉？于是冯国璋便派重兵占住龟山，架起机关大炮轰击了三天三夜，正当他想发兵渡江时，袁世凯一纸电报发来，命令暂时停战，这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他没法理解，在士气大振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呢？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表示。
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切勿再轻举妄动。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名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说到底，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这么多道道，更不懂得他的袁主帅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老袁要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冯国璋那脑袋哪能理解得了。
袁世凯并不急于武汉的战事，他当时要做的，是先将那些皇族亲贵如载涛和毓朗等人，以“亲贵不得预政”的借口从军咨府等机构中扫地出门；不仅如此，就连摄政王载沣也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于12月6日交出印信，退回藩邸。以载沣的能力和性格，他倒不如回家抱孩子来得自在。
在武汉取得压倒性优势后，袁世凯又向革命军大抛橄榄枝。这一次，袁世凯请出他的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于是交战双方再次停战议和。在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后，袁世凯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随后他又名正言顺的派出议和代表唐绍仪率各省代表南下谈判。
唐绍仪原本是选派留学美国的幼童，在清廷中断留学事宜后返回国内，后来被派往朝鲜，随后便一直在袁世凯手下任事，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南方独立各省则选出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伍廷芳早年曾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南方代表，双方算是旗鼓相当。
12月12日，唐绍仪等人抵达武昌进行谈判。在会晤黎元洪的时候，唐绍仪透露了袁世凯也有意赞同共和，不过得经过国民会议决议后方可让清廷下台。黎元洪得知后，便将消息告知了正齐集南京的各省代表。在同黎元洪取得谅解后，唐绍仪一行人又在革命党人王正廷、谭人凤等人的陪同下，乘坐“洞庭”号轮船顺江而下，前往上海进行谈判。
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议事厅开始正式谈判，英、法、德、美、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也都作为见证人出席了会议。谈判开始后，双方先就全面停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一致。
对于政体问题，伍廷芳首先提出，如今全国人民（你如何得知？）都向往共和，因此赞成共和是谈判的前提；而唐绍仪表示，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但必须召开国民大会（话虽有理，但实难操作），政体应取决于民意。双方各持一词，不肯让步。
实际上，袁世凯最初是希望保留清室，他认为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如同英国），这样既照顾了清廷的面子，又满足了革命党的要求，而自己又从中掌握了大权，这是他最希望达成的谈判结果（或许本该是当时最好的方案）。
但是，南方代表坚决反对保留清室，他们声称，如果能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前提是他必须拥护共和，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总而言之一句话，清帝必须退位（他们不明白，废除皇帝不等于废除专制，两者实则天壤之别）。
对于南方代表要求清帝公开下台的要求，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心理上来说，他个人虽然希望当上民国大总统，但也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假如能够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以国民公意作为台阶，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
在谈判过程中，南京被江浙联军攻下，原聚集在武昌的独立各省代表迁到南京，也在开始着手筹备临时革命政府，但由于各省革命党派系林立，无人可以服众，一时间相互纷争，临时革命政府竟然无法出台。正当袁世凯还在运筹帷幄、为政体问题大伤脑筋，而革命军阵营为推选领袖而烦恼时，这时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将问题迎刃而解。
此人便是孙中山。
《民国往事》：连载十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九、孙中山是何方神圣
初试共和
九、孙中山是何方神圣
要说起孙中山先生，固然是名满天下、人所皆知，但需稍做提醒的是，孙先生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二字，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名称相去甚远。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证，孙先生一生中曾有二十多个化名，“中山”二字便是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为了便于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山樵”。据说梁启超在和革命党论辩之时也曾称“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后来，“孙中山”一名大行其道，为人所景仰，不过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生于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间）。按唐德刚的说法，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至少在文化上并非本地土著。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其家世代为农，未见宽裕。在读过几年私塾后，13岁的孙中山于1879年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西方教育。1883年，孙中山一度想受洗入教，但遭到了长兄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一怒之下便回到了老家翠亨村。
回家之后，年轻的孙先生觉得村中保守依旧，死气沉沉，于是他和另一个新派青年也是他的童年好友陆皓东将村中北帝庙的神像给推翻砸倒&；not；。这种革命行为，欧洲新教徒在宗教改革运动时干过，当年洪秀全也曾干过，但结果是捅下了马蜂窝，村中长辈野老要找他们的麻烦，最后孙中山和陆皓东在惶急之下，只好双双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随后又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继续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又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时人冠以“四大寇”之名………乡民愚昧，哪里知道这其实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孙中山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职业失去了兴趣，而改为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中山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一番，但因老康要小孙“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历史是有趣的，倘若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写了一封上书给当时朝中最显赫的李鸿章李中堂。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将上书写好，又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后，他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如同泥牛入海，毫无下文。
对于这个结果，其实也算正常。你想，李中堂当时多忙啊，他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小青年。即便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难留印象。
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不经意间便把这两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并于当年11月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加入了。
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兴中会之前，香港的杨衢云和他的一帮同志搞了一个名叫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几乎和孙中山的兴中会一模一样，无外乎“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之类。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友人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合并为一个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辅仁学社未免太文绉绉了）。
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当时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可惜的是，由于消息泄露，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陆皓东也不幸被捕杀害，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不意间却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在横滨后，孙中山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孙先生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都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件事颇为蹊跷，据说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也有人说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的，真是奇哉怪也）。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和雇工科尔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和孟森紧急求救。两位先生得讯后，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在孙中山被放出来后，他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这事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报纸最怕没新闻）。由此，中国革命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民国往事》：连载十七
名气大归名气大，但孙中山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没有成功，譬如庚子年10月发动的惠州起义，开始的时候形势尚好，但由于日本奸商所提供的武器多为废品，而后继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庚子年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大为减轻，孙中山久居日本也觉无趣，于是在1903年9月底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孙中山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此时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悄然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
失望之余，孙中山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当时已经势力坐大，孙中山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这一年多时间里，恐怕是孙中山这辈子最郁闷的时候。
不过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1905年春，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张之洞在湖北主政时，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动静小的送日本，闹腾大的就送欧洲（这样麻烦可以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财，他们大都是富贵人家出身，官费又充裕，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生造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君不见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留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总不成事。后来，他们听说孙中山在欧洲的名气很大，而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孙中山邀请来欧洲，以壮声势。
孙中山接到这笔巨款，当然是喜不自禁，很快便乐滋滋的逃离美国，前往欧洲。到欧洲后，孙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一下就把小革命党们唬住了。由此，孙中山便在他们的资助下，借机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兜了一圈，将他的十六字纲领大加宣传一番后便又去了日本。
当时日本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孙先生去办。1905年，由于清廷鼓励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有近万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东京。在那些留学生中，以黄兴最为知名。黄兴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中过秀才，1902年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还曾组织过拒俄义勇队、铁血丈夫团之类的组织。黄兴后来回长沙与宋教仁、张继、吴禄贞、刘揆一等人筹建了华兴会，黄兴出任会长。1904年，黄兴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再次亡命日本，可谓是留学生中响当当的革命实力派。
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在初次会面后一见如故，随后便决定联合在日的各革命团体，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大团体，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预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动机颇为可疑，读者宜自查之），当时参会的有76人，其中就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张继、马君武、朱执信等人。
会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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