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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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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致宋教仁于死地。
外科医生赶到后，随即对宋教仁进行手术，在费劲周折后才将其体内的子弹取出，但此时已经太晚。手术后的宋教仁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呻吟着对陪护的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三事还需同志相助，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后请黄兴及各位故人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言毕，宋教仁痛苦至极，他一会双手抱肩，一会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苦况，旁边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在经过第二次缝肠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他还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若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围侍下，宋教仁终于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三十二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框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宋教仁在游杭州西湖时，曾口占五绝二首，一曰：“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二曰：“村市沈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强挽弓”。
倘若两首诗的最后一句合并，便是“竟上最高峰、我欲强挽弓”，这就颇有点不祥的味道了。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轻的躯体，可能真的无法承当如此大的雄心壮志。在他即将到达政治生命的顶峰时，黑暗的陷阱却早已布下，宋教仁刚刚三十二岁的生命之火和无数人为之激动的宪政理想也随之无情熄灭。
时代的巨浪，将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可抗拒地死亡，虽说这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无数国民的宿命呢？
二十四、宋案迷踪
二十四、宋案迷踪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世家，最开始的时候家道还算殷实，但从其祖父辈开始因参与了反清事业，家族也由此开始衰落。宋教仁从小天资聪颖，1901年的时候考中秀才，1903年报考武昌文普通学堂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文普通学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的一所新式学堂，对当时的中外知识和新思想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在宋教仁入学的那一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宣传革命，宋教仁听了他的演说后十分佩服，从此便跟黄兴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1904年2月，黄兴和宋教仁等人成立了华兴会，由黄兴任会长，宋教仁和刘揆一任副会长。当年11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举行反清起义，可惜未经发动便消息泄露，结果起义未遂失败。在这一年的年底，宋教仁在得知自己被学校开除后，随后流亡日本。1905年初，宋教仁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杂志，以宣传革命，宋教仁被推为经理人并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尽管这个杂志只出了两期便被日本方面强制停刊，但宋教仁激情四射的文章已经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在同盟会成立后，《二十世纪之*》杂志被改名为《民报》（即同盟会的机关报），仍旧由宋教仁负责日常事务。宋教仁初到日本后，因为不懂日本话，因而他经常到书店购书自学，并报名学习日语、英语甚至到体育会练习兵式体操，为日后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在具有了一定的日文基础后，宋教仁参加了早稻田大学的考试，并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在此期间，宋教仁翻译了一些宪政方面的书籍，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德国官制》等，这些学术活动虽然谈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政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
从宋教仁的日记来看，他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譬如在1906年9月27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接到家中的书信，哥哥说家里生活很困难，衣物都拿出去典当得差不多了，家里刚长出青苗的田地也卖了，老母亲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并希望他能寄钱回家或者自己带回家，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宋教仁读完信后，愁苦不堪，一筹莫展，他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家去看望母亲，又想从哪里想办法弄一笔钱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1907年，在日本试图谋划强占中国领土“间岛”（即延吉地区）时，宋教仁化名日本人打入日本秘密组织“长白山会”，并获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假证据。由此，他写出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并帮助清政府在维护“间岛”主权问题上取得成功。为了奖励宋教仁的爱国行动，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还亲自下令让驻日公使奖励宋教仁1000元钱。但是，宋教仁的行为也给他带来了被动，一是同盟会的同志怀疑他投靠清廷，二是日本政府将他看做清政府的奸细并对他进行监视，而此时的同盟会也屡起风波，宋教仁也被卷入冲突当中。
1911年1月，宋教仁返回上海，并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由此写下了大量的时政评论和革命宣传文章。在此期间，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试图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武昌起义前（9月25日），湖北革命党人居正、杨玉如还到上海与宋教仁等人协商发动起义之事，并希望同盟会派人前去领导，可惜宋教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采取行动。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协助孙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与孙中山主张的大总统制发生冲突（之后颁布《临时约法》却又改成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好在后来南北议和成功，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又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显然满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也辞去内阁职务，并返回湖南老家探望已经阔别了近十年的母亲。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后，宋教仁是极有希望出任新的内阁总理的，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订造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
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的亲善和拉拢下，宋教仁看起却来是如此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的攻击袁世凯的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似乎也在话中之意。如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他说：“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令人心酸？
当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也是十分的惊诧，他随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以维国纪。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讯传来后，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称：“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适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劳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就当时而言，还不能认定袁大总统就是幕后凶手。道理很简单，如果在国会选举结束的敏感时期将宋教仁刺死，袁世凯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若按他通常的办事手段，恐怕不至于出此下策。由此，当时的国民党人虽然心中怀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
不管怎么说，斯人已去，太息长存。4月13日； 在宋教仁逝世后的第三周；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前来为宋教仁致哀者竟然达到2万余人。4月25日；谭人凤等人请求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并开设公园，以资纪念。1914年6月，公园建成，地址就在宋教仁遇难处不远（今闸北公园）。宋教仁遗体迁入墓地的当天；前来送葬者又达数万人，谭人凤、王惠宠、居正、章太炎等国民党要人及其社会名流也都纷纷赶来参加葬礼。
宋教仁墓的顶端塑有鹰斗蛇的青铜雕塑； 墓寝坐北朝南；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24根圆头方柱；连成石栏。墓前有一大碑，碑文“宋教仁先生之墓”数字；乃孙中山先生的墨迹。墓区正中，雕有宋教仁的全身西服坐像；像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系于右任所撰。
宋教仁的墓园原是乡间，经几十年的发展后，如今早已是栖身上海闹市，在今天的闸北公园，宋教仁墓依然矗立，周围也有很多人在此健身，锻炼身体，虽说热热闹闹，但宪政主义先行者宋教仁的事迹却早已少有人知。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
宋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上海地方立刻缉拿凶犯，公共租界当局、沪宁铁路局也都纷纷悬赏缉捕，空气为之一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沪上的那些巡警、包打听们纷纷出动，四处寻找破案信息。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地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历史总是那般的吊诡。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三天，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案，声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上海青帮大佬应夔丞（即应桂馨）家中，应桂馨当时拿出一张照片，说愿出酬金1000元将照片上的人刺死，当时王阿发没有答应。宋案发生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给他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
得此信息之后，公共租界的巡捕随即在某妓院中将应桂馨一举抓获，并迅即前往应家搜查。最有意思的是，巡捕们在搜查应家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人神色紧张，而此人正是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巡捕将应桂馨抓获的时候，武士英也在妓院，并应一友人之托前往应家报信，结果被鬼使神差的一举抓获。
按常理，如果武士英是杀人凶手的话，在应桂馨被捕的时候应该立刻逃之夭夭，何以会在应家自投罗网？更令人不解的是，武士英被捕之后，很快便直言不讳的承认了刺杀宋教仁的行径，他供称自己真名为吴福铭，山西人，曾就读于贵州某学堂，后在云南军营中做过管带，现因军伍被裁，来沪一游，在茶馆饮茶的时候遇着一陈姓朋友，经他介绍认识了共进会的应会长（即应桂馨），应桂馨请武士英暗杀一人，说这人是无政府党，杀他就是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并答应事成之后酬劳一千大洋，于是武士英便答应前去。
行刺那天，陈姓朋友告诉武士英说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正好去收拾他。说完，陈便给了武士英一把五响手枪，又另招了两人前往火车站。等他们买了月台票进站后，正好碰到宋教仁进招待室，陈便把目标指给武士英看，让他随后动手。过了一会，宋教仁等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的时候，武士英便开枪打了一下，随后便逃走，回应家报功去了。应桂馨得知宋教仁确实被刺后，还称赞武士英能干，并承诺将来送他出洋游学。武士英则把手枪缴还，后来在应家搜到。
说到青帮大佬应桂馨，他原名应夔丞，也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应桂馨当时有两个头衔，一是*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年轻的时候曾在上海加入青帮，后来发展了一定的势力。陈其美在上海谋划革命的时候与应桂馨结识，陈本人还经常住在应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这里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人也曾住过。在这个时期，陈其美与应桂馨相互加入了对方的组织，即陈其美参加了青帮，而应桂馨也加入了同盟会。
在上海光复之战中，青帮成了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他们自告奋勇地组织了敢死队，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中便有几千帮会成员参与战斗。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建立沪军都督府，当时也得到了青帮的鼎力支持。在革命的最初，青帮和革命党曾有过一段蜜月，譬如应桂馨被任命为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中山。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是由应桂馨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本来应桂馨在革命成功后应该有个不错的政治前途，但此人身上江湖气、流氓气太重，他当上孙的卫队长后，在开始的时候对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亲朋故友还比较客气，但后来人来得多了，应桂馨就看人下菜，有时还对客人恶语相向。孙中山见他不适合这种工作，由于将他改调临时政府庶务长，但应桂馨又在日常工作中有贪贿行为，因此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将打发他回了上海。
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应桂馨当上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这是一个由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的一个准政党组织，也是帮会组织公开化的产物。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试图发动南湖马队暴动推翻黎元洪时，应桂馨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后来因事败而被通缉，并仓皇逃回上海。
由于辛亥革命中有众多的帮会参与其中，这些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因而袁世凯上台后便采取措施解决帮会问题，以维持地方稳定。当北京政府得到应桂馨参与到武昌的暴动时，便派出内务府秘书洪述祖，希望取缔共进会，并妥善处理好帮会与地方治安的问题。
洪述祖这个人也不简单，他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但此人有才无德，虽然科考不顺，但他后来通过捐纳的方式进入官场，并曾在刘铭传、俞廉三和张之洞等人手下做过幕僚。但是，洪述祖的为人贪欲甚旺且胆大妄为，每次都是在任用一段时间后被逐。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议和，这给了洪述祖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当时南北代表均在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风昌那里议事，而洪述祖与赵风昌不仅是老相识，而且还有亲戚关系。由此，洪述祖在南北议和中成为了袁世凯的眼线，并立下大功。
清廷倒台后，唐绍仪本打算让洪述祖出任国务院秘书，但考虑到他之前的种种劣迹，后将他改任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袁世凯及其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私人渊源并不深，因而当他傍到袁赵这样的新主子后是格外的卖力，争宠立功的心情非常迫切。
洪述祖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因此很快便与应桂馨一见如故，他在代表北京政府处理青洪帮共进会的问题上，最后采取了收买的方式，并帮助应桂馨解除对他的通缉令。应桂馨在革命后受到革命党人的冷遇，于是也很快见风使舵，投靠了袁世凯集团。与此同时，应桂馨也没有割断与陈其美等人关系，颇有点“双面间谍”的味道（毕竟当时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对于应桂馨的投机行为，陈其美等人也早有察觉，特别在破获宋案时，国民党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揭发和抓获应桂馨、从应家搜到应桂馨与洪述祖及内务总长赵秉钧的大量密电函等，背后都有陈其美势力的影子。
在这些密电函中，主要是应桂馨与洪述祖之间的情报交换，而在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利在望的时候，两人的电报开始出现“激烈文章”的字样。对此，历史学家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应、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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