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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战争，以谈判对付谈判，以革命宣传对付反革命宣传，等等。我们所说的‘针锋相对’，就是这样的。经验证明，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和壮大人民的力量，积累和丰富革命的经验，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住世界和平。”
　　（三）为澄清和回答美共领导人对我们处理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方针政策所作的歪曲与攻击，社论概述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和我国政府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同别国之间关系问题的原则立场，初稿写了下列两段文字：“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的100多年期间，美、英、法、俄、日、意、奥、葡等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曾经猖狂地侵略中国，强迫中国同它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诸如南京条约、爱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从中国的东南西北四方侵夺中国的土地。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它们有的攫取台湾，有的侵占香港、强租九龙，有的‘永租’澳门，有的则像恩格斯在1858年所说，一次就‘夺得了面积等于法德两国的领土和长度等于多瑙河的河流’。”“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人民政府就宣布，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我们从来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同别国之间的问题，而不诉诸武力。我们这种立场，不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两段文字，经3月3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作了较大的修改。修改情况如下：关于侵华历史的一段文字未动。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段改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人民政府就宣布，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在这方面，我国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同时，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政策上也是区别对待的。我们从来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同别国之间的问题，而不诉诸武力。我们这种立场，不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

“前七篇”的起草经过（15）
3月6日，周总理对这一段文字的表述作了进一步思考，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指出，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同别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采取四种态度加以处理，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的，是指国民党政府时期订的，不是指历史上所有时期。现在我们只讲按这四种态度处理，应作何解？是指有效的，还是无效的？例如，马关条约早已废除；辛丑条约等许多不平等条约也已失效；实际上只有香港、九龙等少数条约有效。如果是指边界问题，那么边界问题能否采取这四种态度处理？边界问题，是否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区别对待？总之，情况比较复杂，要考虑如何表述得更准确和更全面。
　　根据周总理的意见，3月6日对这两大段文字作了一次修改。3月7日，又对这两大段文字作了最后的修改，成为定稿。为了便于进行比较，现把见报的两大段抄录如下：“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100多年期间，美国、英国、法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曾经猖狂地侵略中国。它们强迫旧中国政府同它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诸如1842年南京条约、1858年爱珲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81年伊犁条约、1887年中葡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901年辛丑条约，等等。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它们从中国的东南西北四方侵夺中国的领土，从中国的沿海和内地租借中国的土地。它们有的攫取台湾，有的侵占香港、强租九龙，有的永占澳门，等等。”“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在这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政策上也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条约有的已经失效，有的已经废除，有的则被新的条约所代替。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至于台湾、澎湖，已经在1945年归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澎湖，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一定要行使主权，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同时，通过中美两国大使级的华沙谈判，争取解决美国武装部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问题。我们这种立场，不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四）社论稿最后讲到美国国内人民的斗争。毛泽东在审稿时提出：讲美国国内存在反对垄断资本、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统一战线，要讲得更宽些，要包括知识界、文化界各方面进步人士。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最后这段文字修改补充如下：“在美国，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有广泛的*和进步的社会力量，在科学界、艺术界、新闻界、文化教育界有许多正直和进步的人士。在美国，有规模巨大的工人斗争，有不断发展的黑人斗争，有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运动。在美国，存在着反对垄断资本、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在美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不少坚持*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的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寄以殷切的希望。”（文中“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个短句里的“教条主义”四个字是毛主席最后加上的。）
　　这篇评论作为《人民日报》社论，于1963年3月8日发表。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1）
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
　　会谈前双方的声明战
　　1963年6月14日*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发出以后，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随即着手进行两党会谈备用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在这同时，双方在会谈前夕进行了一场“声明战”。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完全拒绝我们6月14日复信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说它是对苏共中央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并且说他们不能在报纸上发表这封复信。接着，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表示苏共坚决地执行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并责成苏共代表团在会谈中根据这个路线阐述和捍卫苏共的立场。
　　7月1日，*中央发表声明，除了宣布参加两党会谈的*代表团的组成，严正表示*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并责成代表团根据*中央6月14日的信，同苏共讨论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及其他一些有关的原则性问题。声明还说，对苏共中央6月18日声明、6月21日决议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我们现在暂不作答复，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7月4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除了再次指责我们对苏共“毫无根据的攻击”外，还为他们不能发表我们6月14日信进行解释，说发表就要答复，那就要导致论战的加剧。声明说，苏共中央决定在适当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央信件的答复。7月5日，*中央发表声明，驳回苏共中央7月4日声明，并强调*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在*列宁主义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希望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个声明在7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7月5日晨7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乘飞机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彭真，团员康生、*、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我驻苏大使）。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余湛等为顾问。钓鱼台8号楼的李鑫（康生的秘书）、贾一血、朱庭光、崔奇作为助理工作人员也随团去莫斯科。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小平同志坐第一架，彭真同志坐第二架，约7时40分从北京起飞，中途在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各停一小时，北京时间下午7时40分左右飞抵莫斯科机场，恰好花了一整天。
　　在莫斯科，除代表团成员住在列宁山上的别墅，其余工作人员都住在我驻苏使馆。按对等原则，中苏在对方首都所建使馆都是占地面积非常之大的。驻莫斯科使馆有个很宽敞的庭院，办公楼有好多房间，使馆同志带我们看，朝北的所有房间都空着不能用，莫斯科大学的36层大楼近在咫尺，利用现代技术就能窥视室内情况，难以保密。在整个会谈期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使馆办公楼里生活和工作，除了列席会谈以外，不曾迈出使馆大门一步。小平同志和代表团成员每天到使馆来开会。会议在大使馆内一个保密室里进行。这个小会议室没有窗户，是我外交人员进驻使馆后重新加以装修的。
　　赫鲁晓夫在招待*的宴会上，用餐刀敲响菜盘喊道：
　　要团结就必须停止互相论战我代表团抵莫斯科时，当地时间是下午2时，苏斯洛夫等到机场欢迎*代表团，接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午宴，《真理报》作了报道。据代表团翻译李越然同志回忆，在午宴上中苏领导人就进行了初次的交锋。赫鲁晓夫在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消除分歧。”赫鲁晓夫马上声称：“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摇了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赫鲁晓夫有些急，话讲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回答：“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要在适当时机表明态度。”他又重复一句：“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这时赫鲁晓夫用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作出答复。”（见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2）
各次会谈中双方发言的情况
　　中苏两党会谈从7月6日到7月21日举行，一共开了九次会。出席会议的苏共代表团以苏斯洛夫为首，成员有格里申、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伊利且夫、萨丘科夫和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我方出席会议的是代表团全体成员，另加吴冷西和姚溱。会谈地点在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双方代表团成员分别在两条长桌边落座，相距二三米左右。其余工作人员坐在后排。
　　7月6日上午10时，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一上来就攻击我们6月14日信，为苏共中央3月30日信辩解，然后着重讲苏共对总路线的观点，他的讲话总共分五个部分，按其原话，这五个部分的题目是：（1）为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团结和把社会主义体系变为人类发展决定性因素的斗争；（2）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所推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3）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形式；（4）现阶段世界革命进程理论的一般问题；（5）加强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一致问题。苏斯洛夫在发言中对苏共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党”、“全民国家”总路线所作的解释，大都是他们过去多次讲过的，这次只对“全民党”提出三点根据。他说：为什么说苏共是全民党呢？第一，全国人民都拥护它；第二，全国人民都接受了*列宁主义；第三，党的成分来自全国人民的各阶层。讲完第三部分时，中间休息20分钟。会议厅外边有一间很宽敞的休息室，但其摆设的格局很特别，不是在休息室的中央而是两个对角处放些桌椅，让双方人员分别到这两个角落坐下来喝茶。双方人员每次从会议厅走出来休息时都互不搭腔，我们自己人相互之间也不说什么话，会谈中的紧张、对立气氛也充满着这个宽敞的休息室。休息后苏斯洛夫继续讲，讲到下午两点多。我方提出明天休会，后天中国代表团发言。
　　所以提出休会一天，是为了能比较从容地准备下次会谈的发言。但即使休会一天，时间也是十分紧迫的。在这一天中要做好几件事：第一件，要把对方发言全文根据速记稿打印出来，发给代表团及有关人员；第二件，小平同志来使馆开会，研究对方发言，分析会谈形势，确定我代表团对下次会谈的方针和发言的主要内容；第三件，根据会议决定，有关工作人员抓紧起草下次会谈的发言稿或改写从北京带来的备用稿，写好打印出来交代表团讨论修改定稿；第四件，用简明的文字把对方发言要点和我方下次发言的提要发电报告中央；第五件，把下次发言稿交翻译同志作准备，有时需要同参加起草的同志共同商量哪些词、哪些话如何翻译为好；第六件，有关工作人员要及时了解和关注莫斯科报刊动向及国际舆论反应和国际形势发展中的新情况，随时向代表团汇报。这样，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作息时间完全打破常规，随时有事随时去完成，什么时候有空隙自己去安排休息。我同余湛住隔壁，他每次休息时都要我过不长时间就把他叫醒。莫斯科夏天不比北京热，但那里的蚊子又黑又大，对我们的作息构成干扰。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3）
第一次会谈后，我代表团开会，针对苏斯洛夫发言，决定我方下次发言着重讲中苏分歧从何而来，并回答他对我党6月14日复信的攻击。对苏斯洛夫所谈“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留待以后发言时再加以批驳。
　　7月8日，举行第二次会谈，我代表团团长*发言。他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明确提出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接着他列举苏共二十大、1956年波匈事件、1957年莫斯科会议、1959年戴维营会谈、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以及1962年至1963年欧洲五党代表大会等一系列事实，说明中苏分歧如何逐步发展为两条路线的分歧，分歧的实质是要革命还是不要革命的问题，是坚持*列宁主义还是违反*列宁主义的问题。*发言后，苏方没有讲话，他们也提出明天休会一天。
　　7月10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苏方还是由苏斯洛夫发言。他主要回答*讲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他说，分歧是从戴维营会谈之后开始的，是中国对苏联采取对立态度。他不同意分歧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也不同意小平同志讲的苏共在处理波匈事件中的问题，并否认苏共领导在中印边界纠纷中偏袒印度。他还说我们发表七篇文章答复欧洲五党代表大会上对我的公开攻击，就是搞分裂主义。苏斯洛夫的发言用了5个小时。
　　7月12日，举行第四次会谈。*作第二次发言，他反击苏方说我搞分裂主义，着重揭露苏方如何搞分裂主义，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苏共领导不仅自己发动分裂活动，并指挥追随它的兄弟党搞分裂，甚至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小平同志质问苏方，你们讲双方分歧时，为什么对苏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的事避而不谈呢？*质问：你们说我们在古巴问题上搞分裂，但试问你们在古巴问题上是怎么讲的呢？你们一会儿说美国是海盗，一会儿又说肯尼迪爱好和平，究竟你们的哪种说法算数，你们的指挥棒要人家怎么跟呢？我们想跟也跟不上，何况也不想跟哩！跟着你们就是自打嘴巴，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交代不过去。小平同志的这些质问有如一支支利箭，使对方无处躲藏。我们当时看到苏斯洛夫坐立不安，会谈结束时他有气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