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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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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⒄湃私艿龋蛑髡旁菔北Ａ簟Ｓ谑牵烧畏只岬拇娣隙Ｉ娴车睦砺畚侍猓骸叭�*义”的政治体制，究系中央集权还是系中央和地方均权？蒋派人士主中央集权；李煜瀛、张人杰等*则说，总理遗教地方自治理论中明白规定中央与地方均权。后者主张有步骤地削藩，逐渐削减政治分会的权力，然后加以裁撤。如生吞活剥地加以撤销，恐怕要出乱子。这一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结果还是无疾而终。
五中全会所通过的最重要决议，便是实行五院制，并推选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姓涸撼ぃ徊⒊闪⒈嗲参被幔璺ú眉跞睢�
蒋先生同时并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我们三人长期住南京。我曾向蒋先生建议说，我长期住南京绝无问题，因为武汉政治分会可由程潜、胡宗铎、张知本各委员负责处理大政，第四集团军也可由参谋长代拆代行。但是我深深感到冯、阎二人绝难长住京畿，因为他们二人的军中大小事务悉由他们亲自裁决，参谋长形同虚设。他们二人不在军中，则军中一切事务都要停顿。强留他们长住南京，反不若让他们常去常来比较好些。
至于裁兵问题，我向蒋先生说，裁兵不难，裁官难，裁高级军官尤难。
因士兵均系招募而来，军中逃亡风气很盛，任何部队如停顿一年不招兵，则士兵人数便可能降至半数，如着意裁兵，则下降速度自更快了。至于下级军官，退伍后转业也不难，如强迫他们退伍，尚不致引起严重抗拒行为，而师长以上将领就不同了。军人到少将以上，便成为一纯粹的职业军人，正如一只桐油桶，除盛油外，别无他用。如对他们任意裁撤，而不予适当安插，他们兵符在握，必然不肯就范，那就反使中央为难了。
为今之计，莫若由政府提出一笔巨额经费，将各军中的高级将领分批派遣出洋考察军事，一则可以增长他们的见闻，再则可以作一回旋的步骤。他们回国后，可令入高级研究机关深造。其可继续任用的，仍给以军职，其不堪造就或自愿退伍的，则由国家优给退休金，使能优游林泉或转务他业。国家所费虽巨，然亦革命军人于革命成功后所应得的报酬。再退一步想，万一因裁兵不慎而招致内乱，所耗军费将更不止此数了。
蒋氏闻言唯唯，未置可否。其实，他这时已另有腹案。他的第一集团军断难裁减；至于其他各军，他意对第二集团军首先开刀，然后再及其他，庶可各个击破。
二
编遣会议表面上系根据五中全会的决议案而成立。会中设常务委员九人至十一人。蒋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等都是常务委员。1929年1月1日，编遣会议举行成立典礼。嗣后连续开会达一月之久。
在这些会议中，蒋总司令便首先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但据当时中央的统计，各集团军的人数却以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人。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余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蒋氏未提到第一集团军的编遣计划，殊感不服，遂提出辩难。
冯氏首先提出裁兵的原则：（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他因而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人，应该是首先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要裁北伐有功的正规部队，实有欠公平云云。
冯氏语毕，蒋先生便说，第一集团军也有编遣的计划。他要何应钦回答这一问题。何氏起立，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未提到任何具体方案。冯氏颇有不愉之色。此后不久，冯氏便称病不到军政部办公。冯氏未称病前，阎总司令已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于回防，但又不便说出口。然此公工于心计，结果蒋先生留他不住，勉强允许他回太原一趟。于是冯的内心更为着急，“病”也转剧。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像真有大病的样子。
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望冯氏，并嘱他好好静养。孰知一日，冯氏竟秘密渡江往浦口，乘事先预备的铁甲车返回原防，并留书与蒋主席道别。
冯氏一去，所谓编遣会议自然就无疾而终。仅就原先通过的议案，成立南京、武汉、太原、开封、沈阳五个编遣区，缓图编遣，大会乃匆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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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国难与内战（1）
所谓“武汉事变”之因果
一
1929年发生的所谓“武汉事变”，事实上仅是蒋先生挟天子以令诸侯、志在消灭异己的许多战争之一而已。
蒋先生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远在北伐刚完成时，似乎便已决定。1928年7月底，我自北平回到南京后不久，便在李济深家里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渠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1928年7月杪）自平返宁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作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
我问李济深，你看蒋先生所说的“新军阀”是指哪些人呢？李答道，蒋先生向来说话是不算数的，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我说，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吧？我们分析之下，俱觉惊异。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计划以利禄引诱其部属，从事消灭异己的内战。
另一件事也可证明蒋先生的居心叵测。1928年秋季，共产党在江西已十分活跃。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江西被他们闹得天翻地覆。江西省省主席朱培德束手无策。南京、上海的江西同乡会也常向国民政府请愿，乞加派军队进剿，但蒋先生置若罔闻。一天在南京，朱来访我，说，屡请辞去江西省省主席既不准，请抽调部队赴江西剿共又无下文，所以他拟向我“借”一军或两军人，前往助剿。我告诉他说，我当然乐于调拨部队，归你指挥，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军队是国家的，必须蒋先生发一纸命令，方可调动。朱培德高兴异常，立刻邀我一同去见蒋先生，请他颁发命令。
见蒋时，朱培德即将我们私下商议的事委婉陈述。蒋先生闻言，似乎很觉奇怪，望了我一眼，说，用不着自两湖调兵去剿，江西的军队一定剿得了。朱培德还在诉苦说，江西共产党已有燎原之势，不可忽视。蒋先生说，那只是一些土匪，为害不会太大。蒋氏此言大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在一旁坐着，终场未发一言。两人遂扫兴辞退。和朱培德同车回寓途中，我问朱说，蒋先生为什么不要我自两湖调兵呢？因按中国军界的恶例，拥兵将领为保存实力，多不愿轻易出兵助友军作战。今我一反常例，自动允许出兵，而蒋先生未加思索，即连声说“不需要”，实令人不解。朱培德说，那没有什么费解，只是蒋先生不乐意我二人要好罢了。
除朱氏所说的原因之外，我想蒋先生可能还另有顾虑。盖由两湖方面调部队到江西剿共，如果成功，则我难免有“震主”之功，实非其所愿。
到了9、10月间，江西东南地区*攻城略地，噩耗频传。我迫不得已，再向蒋先生建议，请派遣其第一集团军驻南京的刘峙第二师，前往助剿，以遏乱源。因刘氏籍隶江西，且为蒋先生的亲信，况该师已扩充到五个团，实力雄厚，较朱培德的残破的第三军（共两师，仅六个团）的实力，有过之无不及。调刘去江西增援，可谓人地相宜，必能得到蒋的同意。不料蒋先生竟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恐惧共产党？”我说：“我们绝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产党部队与土匪等量齐观。因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作背景，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能目为土匪或乌合之众？”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忽然严肃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服从我，一切都有办法，不必如此焦急。至此，我就很坦白地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胫而走的流言，说“党军北伐，而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杀”。我们如细推此语的涵义，实足发人深省。从前北京政府的官僚和军阀，虽作恶多端，然尚畏人言。今日全国统一了，我们标榜以党治国，凡人民对我中央政府设施有不满的，则办党的同志动辄以文字宣传作反击，不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官僚余孽、买办洋奴、奸商市侩，便说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帽子满天飞，务使人民大众钳口结舌而后已。须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中央政府如不正本清源，励精图治，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专以压制人民为能事，则前途殊未可乐观。如此则不独我个人力量极其微薄，拥护总司令无济于事，即有一百个李宗仁拥护总司令也无能为力。蒋先生听后，默默不发一言，自然是忠言逆耳，不是他所乐闻的。这是我为共产党问题，第二次向蒋先生陈述意见，而引起不愉快的情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年国难与内战（2）
此后不久，一个早晨，有位中外闻名的银行家朋友来访我，说，上星期宋子文部长到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筹借巨款。但是各行业负责人都以政府底定东南到现在已一年有半，每向商家筹款，总是有借无还，现今各行业头寸短绌，实无法筹借。几经磋商，终无结果而散。不久，宋部长即以国府蒋主席名义，请各行业首要到南京，并由国民政府以茶会招待。到会的共二十余人，蒋主席亲临训话。略谓：江西*猖獗的情形，料为各位所周知，现在政府急于调遣大军前往痛剿，但开拔费尚无着落，所以才派宋部长去上海，请诸位帮忙，而你们推说头寸短少，无钱可借。须知今日不仅江西有*蔓延，即在上海潜伏的*也不在少数。你们如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何能帮助你们去*呢？说完便悻悻离去。
蒋氏去后，与会者相顾愕然，一时无所措其手足，又不敢自行散会。幸而其中有一位发言道，政府派兵剿共，连开拔费也无着落，同人等应体念政府困难，同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的借款。会场中人一致附和，乃请宋部长用电话报告蒋主席，才得奉命散会。会后，大家因蒋先生以共产党“暴动”来吓人，用心险恶，莫不摇头叹息。
最初，我想蒋先生既以迹近敲诈的手段，以剿共为借口，向商人筹得巨款，则调刘峙第二师去江西必可实现。孰知巨款到手以后，军队开拔仍杳无音信，实使我感到不妙。
又张静江先生此时已任浙江省省主席，因关怀国事，常到南京去向蒋先生陈述意见。某次，他特地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诸*暨李济深和我，到其寓所喝茶聊天。静江忽然慨叹地说，从前介石未和宋美龄结婚时，我凡向他有所建议，他莫不静心倾听，且表示考虑采纳。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大约已为宋美龄及其姐妹所包围。昨日和介石谈话，他忽然冲动，大发脾气，说要做这件事你也不赞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动辄得咎，倒不如让我辞职，让共产党来干好了。
张又说，介石每拿共产党来吓人，很是奇怪。希望各位也常对介石晋言。尤其是两位李先生，手握兵权。介石是很讲现实的人，倒容易听你们的良言。
我听完张氏的话，便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然站在党的立场，也可晋言，不过若太逾越身份的话，反易发生无谓的误会，而引起更不良的后果。
当时在座诸人中，发言最多的是吴稚晖。一口无锡土话，措辞滑稽，令人发噱。他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地说，蒋先生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劝大家不宜晋言。他尤其叮嘱静江先生要压抑感情，不可常向蒋先生噜苏。与其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
稚晖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我当时心里想，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吴先生，他对蒋先生的批评，确有深入独到之处。不过对事对人毋乃太无责任感了。真是“逢君之好，长君之恶”，兼而有之。听了吴的话，张静江似有悒悒不乐之色，大家乃不欢而散。 。 想看书来
十年国难与内战（3）
综合那银行家和张静江等所说，蒋先生拿共产党问题来恐吓要挟党内外的人，甚至西方友邦的心迹，实不辩自明。中国古语所谓“养寇自重”，正是蒋先生的作风。我于是恍然大悟蒋先生不愿派兵往江西剿共的真正原因，真所谓愚而好自用，玩火*。
二
蒋先生既然对真正的敌人共产党要养以自重，对党内的异己就要设法锄除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原是冯玉祥。
编遣会议无结果而罢，冯玉祥悄然离京后，蒋先生极为愤慨，一再向我表示要对付冯玉祥，并试探我的反应。后来并派吴忠信来向我疏通，以便对冯一致行动。我力持不可，认为党内干戈千万不可轻动，因共产党日益坐大，日本军阀虎视在侧，我党内如发生内战，将予若辈以可乘之机。因此，我再向蒋先生晋言说，冯玉祥个性粗放，言语尖刻，是其短；而刻苦耐劳，善练兵，能与士卒共甘苦，爱国情热，是其长。倘中央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未尝不可使其为国家建设而尽力。政府如更发动舆论界，提倡正义，明辨是非，引人为善，冯氏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故对冯氏宜感之以德，千万不可躁急从事。
蒋说，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蒋特别强调“我们”二字，以示我也有一份。
我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索子”。有这钱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
蒋氏见我言之有理，且辞意坚决，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订腹案，一变“近交远攻”的策略为“远交近攻”，对第二集团军暂时用怀柔敷衍政策，掉转枪头来先对付第四集团军了。
蒋先生的初步办法，便是利用湖南省省主席鲁涤平及其第二军暗中准备，以便他对第四集团军用兵时，可收两面夹击之效。因鲁涤平的防地处于武汉和两广中间，一旦有事，鲁氏可切断两湖和两广间的交通。故在1929年2月初，蒋即秘密以大批弹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这一秘密泄漏后，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都发生恐慌。因中央接济湖南弹械，尽可利用军舰溯长江，转湘水去长沙。值此承平时期，难道还有人敢拦路打劫不成？又何必偷偷摸摸，自江西陆路辗转运输呢？
再者，此时蒋先生曾密遣湖北人，以同乡之谊向第四集团军中鄂籍将领，如十八军军长陶钧、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等暗中游说，促其脱离所谓“桂系”。此种离间作风，颇为胡、陶等所不满。他二人早日在桂，与我们李、黄、白相从有年，由幕僚擢升为第七军中的指挥官，旋又晋升军长，可谓踌躇满志。然饮水思源，他们对我们三人公谊私交均无反目之理，何况他们对蒋先生的作风都深为鄙弃呢？因此，胡、陶曾一再将中央离间的诡计据实告我，并痛骂蒋先生此举为“无聊”。
中央偷运弹械接济鲁涤平的事既被发现，证之以其他军事布置，夏、胡、陶三人乃觉中央处心积虑消灭第四集团军的计划已到最后关头。而何键于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团军似应采取自卫行动。夏、胡、陶三人得报，至为焦急，深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乃未加深思，便对鲁涤平动起手来。殊不知蒋先生半年来的各种布置，其策略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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